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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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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汉学”

发布日期: 2017-03-07 浏览次数：83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作者：李文娟

    近代以来，中国自身曾经在“传统”与“西化”之间左右摇摆，曾经在“独白”或者“沉默”之间长期挣扎。而当今世界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振荡与巨大调整。在此时代背景下，汉学面临着“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两重更新。中国作为汉学的缘起之地，应该承担起汇通中西、道贯古今的中枢之责。为此，第三次世界汉学大会以“汉学与当今世界”为主题，展开了汉学与国学、“新汉学”与世界发展大势的文明对话。
    所谓“汉学”，即中国以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学问。溯源汉学史，汉学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学术汉学”。从地域上来看，欧洲的汉学有深厚的传统，大部分汉学家把汉学称之为“Sinology”。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当今，学界依然会把“中外关系”翻译为“Sino-foreignrelation”。二战以后美国汉学兴起，他们使用“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的称谓，即“中国学”。现在，“汉学”和“中国学”这两个概念和领域正不断融合，同时也保持着各自的鲜明特点。一般而言，欧洲的“传统汉学”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也更为关注历史；而“中国学”研究以美国为代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耿幼壮：《大汉学与新汉学的构想和尝试》）
    事实上，大部分早期汉学家为宗教界人士、传教者、天主教会的活跃分子。历史上第一批汉学家是16世纪末的利玛窦和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对于中国的研究多集中于道德问题、道德观、伦理学、习俗和社会行为。在对中国的描述中，大多数早期汉学家（1580-1780）认为“伦理学”是中国人最擅长的“科学”之一。为了在中国传播福音，他们渴望寻求与中国人的共同之处。耶稣会修身养性的传统在儒家伦理中找到了很多相似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不断与儒家传统对话，并且认为“良好的道德生活是接受福音的必要准备”。经他们传播而树立起来的中国典范曾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的主要动力。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存在上帝的良好道德社会，并以此抨击欧洲教会的社会功能。（FERRERO,Michele：《早期汉学家与中国伦理学》）
    汉学的角色在19世纪末和2 0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传教士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但他们却与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的“中国观察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联合在一起。而且，到了20世纪末，许多中国观察家已不再是受过训练的汉学家，而是对汉学技能与知识一知半解的记者与社会科学家。（ALITTO,Guy:《汉学与孔子学院的未来》）德国著名来华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首次将道教内丹学典籍《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语，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荣格（1875-1961）为这部欧洲人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典籍撰写了长篇评述《欧洲的评论》。二人将合作出版的这部中国典籍取名为《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发表于1929年。《金华秘旨》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一版再版，历史悠久，在西方有重大影响，并称为西方认识东方唯灵论的主要来源之一。荣格和卫礼贤所看到的是中国精神的原发性，中国思维的人本性和本真性。战后的欧洲人渴望外界与心灵的真正和谐，无疑是对“疲于奔命”的彻底否定。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中国的“人本文化”和生活哲学几乎是拯救欧洲的灵丹妙药。（方维规：《架设东西方的心灵之桥---荣格、卫礼贤与<太乙金华宗旨>》）
    在11月3日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汉学大会会议中，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库绍伊先生说到：“我们外国人研究汉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这里的‘市场’不仅仅指经济市场，更是指一个综合性市场。”对于汉学家而言，中国广大而悠久的文明比任何学说更具魅力；对于西方经济强国而言，受儒家文化丰厚滋养的国度，其经济发展会更具威胁力。鉴于日本在二战战败20多年后就实现了经济飞速增长，东亚学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日本的经济奇迹应从其始自1868年的成功西化理解；基于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愿景，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设计了发展战略。然而，雷绍尔却认为，如果日本的经济强大可归于深层的文化实践，如团队精神、努力工作、节俭、延迟享乐、社会参与、精英意识、互助、致力公益及选贤举能，那么她必须被置入汉文化世界的语境之中。雷绍尔先见性地指出，不仅文化在日本GDP的大幅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之外的“心灵的习性”也表现突出。更甚者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1982年发表于《经济学家》的论文中指出，“后儒学国家”（主要是日本及东亚的工业化国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军事威胁或经济威胁，而是一种全盘的挑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文化维度上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对于美国学者而言，他们不再将汉文化世界视为“远东”（一个在太平洋对面的绝对的‘他者’），而是视为一种广大而悠久的文明——尽管遭受了各种灾难（自外及自内的暴力与野蛮），但仍然顽强生存且渐趋繁荣。（杜维明：《“龙”的象征：中华世界的透视》）
    本世纪，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这位政界人士首次提出“新汉学”之说。此后，又有其他国家的非学术界重要人士也相继提出“新汉学”的说法。“新汉学”的种种提法，由非学术界的重要人士率先提出，说明了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全球崛起的潮流下，社会各界关注“汉学”的心态。如今，中国作为经济巨人的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关于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从文化上在全球共同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观点仍很普遍。国际大众传媒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软实力，政府为构建这一实力的协同努力也只是一种艰难的斗争。很多中国官员和学者都表现出同样的悲观与怀疑。（杜维明：《“龙”的象征：中华世界的透视》）如何促进“新汉学”的发展，关系到世界对中国的正确了解与沟通，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当前，“克服历史偏见”是“新汉学”面临的重要挑战。英国杜伦大学司马麟教授对1699-2012年间的英国报刊进行了考察，发现其中援引孔子或讨论孔子的文章关于“孔子形象”发生了演变。在早期，英国报刊从罗马发出关于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报道，这些报道的基调是学术性、知识性且尊重中国，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中国普遍的正面态度，又体现出当时宗教在英国社会的重要地位。相反，在当代的新闻报道中，“引用”孔子通常被记者们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以此将格言式的幽默注入与中国无关的文章之中。（司马麟：《1700-2000年英国报刊中孔子形象的演变》）自2004年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建立，孔子学院的建设已有八年的时间。在连续八年规模和数量的扩张后，孔子学院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因为传播者自身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所以甚少提及更深层次的心态文化，即使有，也多为传统的甚至过时的。另外，文化传播主要停留在物质层和行为层，中国文化的符号仍然是筷子、饺子、春节和功夫。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汉语的国际地位，如何通过日常的汉语教学及其他活动较好地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这是孔子学院的组织者、教师乃至决策者都需思考的问题。（张璐：《关于当前孔子学院中华文化传播的一点思考》）
    “中国史学经典在海外的传播”是“新汉学”发展的另一挑战。迄今为止，国外对中国历代史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已经不少了，经典著作主要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史通义》等。在这些翻译作品中，英文、俄文、法文、日文、韩文的文本都有。在这些翻译和介绍的作品中，不乏有一些十分经典的成果，如法国沙畹的《史记》翻译等。但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这一情况的把握还不十分深入，在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入程度上都很不够。自古以来，中国史学是与西方史学并驾齐驱的两大史学流派之一，对东亚史学有巨大影响。它的基本编纂系统很有特色，传承久远，一直是国际史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对于中国史学经典在海外传播与得到研究情况的了解与探讨，是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沟通工作，是了解中华文明、中国史学精华和特色以及海外影响的重要窗口和视角。（朱政惠：《关注海外中国史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这是史学工作者自身积累和发展的可贵契机。
    数载之后，无法理解中国，则无法理解世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丁·雅克认为，在往昔两百年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创造的世界里。在概念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然而，21世纪将有所不同：两个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将动摇西方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的模式将变得多元。在这个拥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的相互竞逐的时代，中国会是主角。他还指出，中国的深远经济影响已备受瞩目，但其尚被世人忽略的政治及文化影响力只会比经济更大。中国拥有博大的疆域与心态并占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秉承着一套截然不同的主张、关切点与价值观的“文明国家”。（马丁·雅克：《理解中国，理解世界》）这是对“新汉学”未来发展前景的最好诠释。（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10期作者：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