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理解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不能简简单单地从训诂学出发，同时还要结合孔子的生平及思想，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读和诠释。近代以来，人们盲目排斥和批判传统与儒学，于是以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为一种守旧思想，进行了猛烈批判。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孔子一直被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这与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人们在解读孔子这句话的时候，也把它简单地理解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这样的理解难免会给世人产生一种错觉：孔子，一代“至圣先师”只懂得记述先人遗留下来的文化，而没有独立的创作思维。“述而不作”随即成为了一部分儒士固步自封的借口，“信而好古”也成为一些文人盲从古道的理由，并且有一大批的学者据此也对孔子删述或制作“六经”提出了质疑。其实，这些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误读的结果，或者也可以说是孔子为后人留下的不真印象。如果我们系统把握孔子思想的话，就不会出现如此偏颇的理解。“述而不作”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只“述”而“不作”。孔子也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真得做到了“述而不作”。在某种程度上讲，孔子“作”的功绩反而远远大于其“述”的部分。孔子对古的喜好并不是狂热的执着，而是理性的阐述。
    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理解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孔子所“述”的是何内容？他自己所说的“不作”又是指什么？孔子为何不承认对古有所“作”？我们只有在搞清楚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真真切切地了解孔子的思想。

一、“述”的内容与“不作”的具体内涵

    孔子一生中主要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授业于杏坛之上，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第二件事是周游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范围；第三件事是“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孔子家语·本姓解》），于洙泗之滨，“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以上都是孔子“述”的主要方式，也是孔子宣扬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为了挽救当时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把目光投向了礼乐兴盛的夏商周三代。孔子自己曾说过要以“述先王、好古法”（《孔子家语·困誓》）为己任，楚令尹子西曾经评价过孔子说：“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史记·孔子世家》）《礼记•中庸》更是称赞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毕其一生而不断追寻的正是先圣之德、古法之意。他希望通过宣扬古代先圣的仁德，以感化人心；通过推广礼乐，以匡正人为。为了能够习得夏商周的礼乐文化，孔子博览群书，学无常师，“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孔子家语·观周》）。孔子不仅仅是满足于通晓书籍中三代的礼制，而且想尽办法去验证自己的观点。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他的“信而好古”，也是在研究前人的思想中得出的真信，不是迷信，是经过考证后的“信”。他的这种态度不得不让人为之折服。
     孔子宣称的“不作”思想，与其对古制的态度是相联系的。他在继承前代制度的时候，秉承“信古”和“好古”的严谨态度，最大限度地真实还原古代礼乐制度。孔子在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过程中，遵循着尊重古代典籍的态度，不随意掺杂个人的主观想法，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孔子删诗，去其重者；根据三代礼法定礼；以“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理《乐》；以鲁史作《春秋》；为《易》作《十翼》。孔子的行为处处体现出了对古史和古文化的尊重。他不怀疑、不批判、不否定，一味地笃行古道。在这一点上孔子确实存在着“不作”的行为。所以孔子才敢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而自诩，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

二、孔子思想中“作”的部分

    孔子曾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孔子是主张知之而作的，同时要多闻多见，掌握足够的知识之后，才可以谨慎而作。孔子终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著作，看似一直停留在“述”的层次上。以孔子的学识早已达到了知之而作的境界，但是他一生甘于作一个古道的传教者，这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学术界对于孔子和“六艺”的关系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春秋》、《十翼》皆非孔子所作，甚至于对孔子删诗、述书的真实性也提出了质疑，俨然有割裂孔子与“六艺”关系的趋势。但是至今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能够有力地推翻《史记》等文献中有关孔子删诗、述书，作《春秋》和《十翼》的记载。
    在六经之中，孔子十分重视《诗》，不同时期的孔门弟子都可能听到孔子关于《诗》的论述（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他认为没有达到一定文化修养和没有悟性的人，是不可以与之探讨《诗经》的。在编写《诗经》的过程中，“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删诗不仅融入了自己的见地，而且以“思无邪”为标准挑选古诗，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编次，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观。孔子对于诗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司马迁认为《春秋》是由孔子所作，而非简简单单的编修。孔子晚年据《鲁史》作《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但他并不是完全随着自己的意愿，胡乱篡改历史，而是根据“春秋之义行”叙述史实。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史记·孔子世家》），但这并不妨碍孔子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编写《春秋》。《春秋》编订完以后，以至于像子夏这样擅长文学之徒都“不能赞一辞”。孔子此举的目的是：“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史记·孔子世家》）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肯定会引起不小的争议，因此他说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只有能够读懂《春秋》的人，才能够读懂孔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春秋》不仅倾注了孔子的心血，更寄托了孔子的社会理想与政治主张。《十翼》即《易传》，《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均以为孔子所作。最先怀疑这方面的是北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其理由是《系辞》、《文言》中有“子曰”，认为既称“子曰”，不能是孔子自作。但是金景芳先生在论《易传》作者时谈到：“《易传》十篇基本上是孔子作。但里边有记述前人遗闻的部分，有弟子记录的部分，也有后人窜入的部分,脱文错简还不计算在内。”（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李学勤先生对这一看法予以了肯定，认为“这一看法与从简帛书籍认识的古书形成情况可相印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这对于欧阳修提出的疑问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所以不管是孔子编选勘定的文献，还是孔子亲手所写的，都可以看作是孔子“作”的部分。
     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够盛行几千年，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是功不可没的。《论语·阳货篇》中记载：有一天孔子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子贡感到非常惊恐，就问夫子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答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仅主张“不作”，有时还尽量“少述”。孔子希望以此可以做到不言而意自达的境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记述孔子的言论是孔子弟子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的一项重要工作。孔子往往在与弟子谈论的时候，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与弟子争论的时候，完善自己的理论。也正是孔子弟子们细心的记述和整理，才使孔子的思想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以致后来通过这些手稿，由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共同努力编纂而成了《论语》和《孔子家语》等书。这些书记述了孔子对政治、礼乐、教育、人生等种种有创造性的见解，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孔子给弟子讲课和探讨问题就是在进行“作”的过程。只不过是孔子没有亲自执笔，而由弟子代为完成。

三、孔子不轻易言“作”的原因

    孔子反对盲目的创作，即不知而作，他认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后，是可以进行创作的。孔子在当世就已经被别人尊称为圣人，在“六艺”方面的造诣极高，以至于有人称赞道“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还一直坚持“述而不作”的宗旨。其实，这是由孔子对“作”的谨慎态度所决定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谈到“述而不作”时说道：“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这句话还是很贴近孔子的真实想法的。孔子所说的“作”，并不仅仅是指文学上的创作，更大一部分是倾向于对古代礼乐文化的创作。孔子对于古礼乐非常推崇，他认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就可以创作礼乐的。要达到能“作”的程度，必须具备两项重要的条件，第一是要“有其位”，第二是要“有其德”（《礼记·中庸》）。当二者兼具的时候，才可以进行“作”，二者缺一不可。孔子虽有圣德，但是无其位。因此，孔子在学习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时，大多停留在了“述”的层面，不敢妄然有所“作”。孔子强调“信而好古”，但是对于一些无据可靠的历史，宁愿弃而不用；而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主张进行不断“损益”。孔子的“损益”是一种量变的积累，不是本质上的飞跃。当子张问到礼乐的变化是否十世可知时，孔子曾经自信满满地说道“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说孔子不是不想有所“作”，而是不敢轻易言“作”，更不会自诩有所“作”。只有居其位、有其德的圣人才可以有“作”的权力和能力。孔子只得通过“损益”的手段，达到完善礼乐制度的目的。

四、如何准确理解“述”与“不作”

    孔子穷尽一生的精力总结和传承了春秋以前珍贵的文化遗产。孟子对孔子“集大成”的评价是对孔子功绩的最好颂扬。孔子并不在意是否有自己的创作，他也没有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创作上去。在孔子那里没有精品，还不如不去创作。对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我们不妨从多种角度上去解释，以达到对孔子更加准确的认识。有关于“述”可以从两个方面诠释：第一种“述”是孔子对春秋以前文化完整忠实的传承记述，这一点体现在“六艺”上面。第二种“述”是孔子在对春秋以前文化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只口述，弟子代记成书，其实这一种“述”就已经是“作”的过程了，只不过并不亲自执笔而已。同时，我们对“作”的理解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创作的层面上。对于古代礼乐制度的理解，孔子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而且这套理论也多是他通过对古史的研究结合自己人生的感悟所创造出来的。但是孔子出于对先代文化的尊重，并没有以书籍的形式记录下来，而是通过授课或游说的方式传授自己的思想。“不作”解为“不创作”，与事实是有出入的。我们把“不作”理解为没有成书作品还是比较好的。孔子不是“不作”，而是不作成书而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有利于消除人们对孔子的误解。孔子的这一论述十分符合他的一贯思想。以往，人们曾经严重误解孔子，以为他是一位保守、守旧的人，甚至称他是“拉历史倒车”的人。其实不然。孔子执着于“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这是他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态度（杨朝明：《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孔子善于述之成书，而作之于口。这种随意性的创作方式，也成为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散碎而内容广博，简短而思想深邃。不过，孔子对于很多问题的阐述并不完善，往往点到而止，这为后人对儒学的研究和创新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1．金景芳：《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周易研究》，1988年第1期。
              2．徐兆寿：《论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与历史语境》，《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3．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
              4．刘仲林：《为“述而不作”正名》，《光明日报》，2011年11月04日。（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作者：孟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