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深，“圣门儒宗”衍圣公与伊斯兰教界的互动与交流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本文就此作较为深入的挖掘与探讨。

山东曲阜自古以来一直号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孔子儒学源远流长，耕读传家一脉相承。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嫡系后裔历朝历代都受到优渥款待，直至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开始世袭“衍圣公”，再到1935年被中华民国政府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曲阜孔氏嫡系后裔袭封“衍圣公”累计时长880年之久。

金朝和元朝普遍延续尊孔崇儒传统，衍圣公继续得到重视并世袭世封。也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随着入鲁穆斯林传入曲阜，伊儒文化在此包容互鉴。1908年沙畹在《通报》上发表《蒙古时代汉文诏令碑铭及文书》一文，对金蒙元政权交替时期曲阜等地的碑刻进行研究。1986年韩儒林在《元朝史》中开始关注到：“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回回字一行’，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韩儒林进一步指出：“从公元第十世纪起，波斯语作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的时代中亚已普遍使用波斯语了。蒙古人最早是通过河中及其附近地区的回回人接触伊斯兰教的。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的痕迹。”1988年陈垣在《道家金石略》中进一步发现“玉清宫摹刻圣旨碑‘后有回回字一行’”，2004年李兴华在《回族研究》发表的《济宁伊斯兰教研究》提出“伊斯兰教可能在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前就传入曲阜”。笔者在编《唐宋至清末伊斯兰教散布中国各地图》时，也据此断定金时伊斯兰教已传入曲阜。2017年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指出：“1235年蒙古太宗窝阔台建都和林，曾征发大批汉人工匠来和林修建宫殿和各种建筑。”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山东曲阜的接触，可以追溯到随蒙古军东进而来的西亚、中亚穆斯林军士、工匠等，随中西交通大道和京杭大运河开通而来的穆斯林商人等，相继陆续进入包括曲阜在内的齐鲁大地。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蕴相生，经历了从早期自发的附儒以行、到中后期以儒诠经、伊儒会通的递进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伊儒会通”的山东实践可谓一以贯之。目前我们缺乏更全面、更详细的伊斯兰教传入曲阜时间的文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曲阜城市沿革史、儒学发展史、孔子庙祭史和衍圣公世袭史相比，伊斯兰教传入曲阜的时间要晚了许多。明清时期穆斯林自外地来到曲阜定居生活，自然与衍圣公有一定的交流沟通，他们之间的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地理分布的互相嵌入。明清时期衍圣公在曲阜西关一带建设别墅花园等，穆斯林与汉族同胞共建西关基础设施（桥梁、道路、水渠等）。曲阜西关衍圣公孔府花园遗址、西关利涉桥和曲阜清真寺，就是历史见证，目前都已经列入曲阜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点。曲阜西关街座落于周鲁城的西南部、明鲁城的宗鲁门外。明清以来，西关街是曲阜及以东邻县通住兖州、济宁的唯一交通要道，来自外埠朝拜孔子的官员等均经此街。穆斯林与不同民族在这里和睦相处，混杂居住。当时，西关大街西首为文昌阁，东首为清真寺。城门吊桥（现为西门桥）、归德桥、利涉桥三座石桥，将一里长的西关街贯通链接，本地俗称“一里三层桥”。街周边的沟河坑塘联为一体，形成棋盘般的天然路网和水网。西关利涉桥位于曲阜市西关大街中段。据“重修西门西关石路并二层归德桥三层利涉桥碑记”记载，清乾隆年间由当地绅商筹款出资重修。孔子墓前洙水河的支流至此改称小林河往南流，在不远处注入衍圣公西关花园的荷花池内，再继续流到曲阜西护城河。西关街南的孔府别墅荷花池塘与西关街北的菜市藕塘跨街相联，曲阜西关的道路桥梁把孔子墓前的小河、衍圣公府和不同民众的生活就这样“日用而不知”地密切结合为一体。

第二，人际关系的相互交融。衍圣公任用穆斯林士人在孔府任职，如穆斯林为衍圣公治病。根据曲阜西关穆斯林王氏家谱记载，这一支王姓为宗教世家。曲阜王姓谱序是第七世王鸿绪所撰，序言记录了王姓祖籍及曲阜始祖情况。根据王氏家谱的记录，王姓是阿訇世家，二世王玄就职于济宁东大寺，玄后有三支，分别于济宁柳行、峄县涧头任清真寺教长。王氏谱牒（曲阜支）排列了从始祖王良山起十一代世系表，记录了王氏从明嘉靖至今的历史始末。“始祖讳良山，二世祖讳玄，原籍陕西凤翔县。精天方，于明嘉靖季年济宁清真寺聘为教长，回东寺遂家焉。子三，长讳天启，次讳天爵，三讳天贞。启祖适峄县涧头集。贞祖留济宁柳行。我曲阜王氏即次支爵祖之苗裔也。”曲阜西关王鸿绪（1871-1954），字绍余，生长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书香世家，自幼熟读经书，擅书画，爱篆刻，一生从事教育，也曾任衍圣公府奎文阁典籍，曾应聘在衍圣公府授儒学。他任孔府典籍职务时与孔府衍圣公关系很好，也为此专门在西关花园建了亭子，红白事都互相来往。穆斯林人士王士德先生是清朝中叶的中医大夫，为衍圣公府五品司乐官，善书法，曾书写清真寺大殿抱柱楹联；因治愈衍圣公孔令贻疾病有功，为褒奖其功，上奏皇室于道光年间敕“奉天诰命”一尊，高宽各约50公分，木质、涂金边、兰底、刻盘龙戏珠。

第三，社会生活相互尊重。衍圣公孔令贻资助建设清真寺，为穆斯林王氏祠堂题写堂号“笃厚堂”。曲阜清真寺始建于明末清初，原址在西城门东侧，雍正年间迁至护城河西岸，占地2亩，建有大殿及配房20余间，为中式普通瓦房。大殿坐西向东，殿门上方悬挂有雍正帝所颁圣旨全文匾额。院内现有碑刻4通，记载历次维修的经过。根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礼拜寺记》：“先大父回述其事于衍圣公，蒙以二十金助工，而汉教诸友亦多有愿捐助者。方有续修，以竟前业。”可见，当时衍圣公孔令贻和汉族朋友都参与捐建了曲阜清真寺。曲阜西关穆斯林王氏家族的堂号谓之“笃厚堂”。“笃厚”二字乃忠诚厚道之意，看起来当时先人为家族起“笃厚”这个堂号其意义深远，这就是“家训”。王氏后人必须谨记“笃厚”二字，诚信立世、厚道做人。秉儒教，继祖训，传家风，这是“治家、教子、处世”的为人原则。遵守这个原则，王氏的祖先一步步、一代代地走了过来。所以，后人也要做一个“和睦至上、忍让为先、温良恭谦、诚信立世”的厚道人、诚实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清光绪年间有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亲书“笃厚堂”匾额，悬于堂屋中央。曲阜西关王氏第六代王万箱去世，其世代姻亲之后“二等嘉禾章厦门关监督兼交涉员姻再晚唐柯三”为其撰写墓志说到：“公讳万箱字载之，圣庙典籍也。性慈和，重推解，生平所施亲邻婚葬，与夫茕独衣食之资，莫可胜数。然自甘淡泊，随遇而安，殊不以营营殖田产遗子孙为利益，因而知公之所养者厚。子女孙曾绳绳演昌，良有以也。”其中，全面体现了曲阜穆斯林王氏“笃厚”家训的宗旨。

目前曲阜西关社区位于曲阜城西门外，不同民族和谐共居。居民主要从事建筑业、服务业、批发与零售业，特产有清真馓子、清真糕点。正如孔新峰所指出的那样：“总体观之，儒家与伊斯兰、儒者与穆斯林，在曲阜城中、孔庙近侧，呈现出和谐共处的局面，似乎暗暗契合了中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的愿景，亦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864年孔子七十五代孙袭封衍圣公孔祥珂为河北沧州泊头清真寺题匾“清真光明”，时隔47年后，1911年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又为山东青州清真寺题匾“道合儒宗”。“清真光明”为长方形木匾，在河北泊头清真寺，花边绿地雕龙，匾面蓝地金字，阳刻。上款：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下款：同治三年（1864）榴月，并钤红色印章一方，悬挂于礼拜殿中南侧门楣。孔祥珂（1848-1876），字则君，号觐堂，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五代孙，同治二年（1863）袭封衍圣公。

“道合儒宗”为长方形匾，在山东青州城里清真寺，黑地金字，为清宣统三年（1911）衍圣公孔令贻题赠，原悬挂于大殿门楣。孔令贻（1872-1919），字谷孙，号燕庭，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六代孙，光绪二年（1876）袭封衍圣公，善书画。关于该匾，寺内原有一通《重修青州清真寺碑》有记载。碑文说：“迨余客青州十余年，见清真教中，尚然诺，重信义，洽邻而睦众，同田共井，悉化畛域，盖数百年于兹矣。岂独青之人俗厚风庞易与萃处，抑亦奉教者，皆体以五禁，遗意修己，而不忮于人。故能耦俱无猜，如此其久也”“今衍圣公以青郡汉回两教之和冠乎寰区，特赠匾额，以志嘉慕”。碑文撰者看到了青州穆斯林的优良传统，乃与其信仰的伊斯兰教有关。衍圣公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题匾给予赞扬。山东泰安新泰放城东街清真寺也有一方“道合儒宗”匾，为长方形木匾，黑地金字，民国时期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撰书。原匾已损，1990年由山东泰安书法家吴延文按原文书写，为复制匾。“道”，这里指伊斯兰教，匾意是指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宗旨有相通的地方。“道合儒宗”尽管是衍圣公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所说，但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一种认同，同时也说明伊儒两大文明在相关领域确有相通之处。“道合儒宗”匾，意在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尤其能够使道合儒宗，伊儒相融，以适应中国社会之道德文化，是研究民国时期山东伊斯兰教信仰与中华儒学文化相辅相融情况的参考材料。

第一，题匾反映了穆斯林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和睦之魂，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根基，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关键基础。如杜维明所说：“中华民族的再生当然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同时也有军事涵义，可是还有更深刻的文化信息。这个文化信息就是希望中华民族的再生为世界和平重组提供文化思想的资源。伊斯兰和儒学的对话应该成为这个重大的课题的精神资源的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学者和儒家学者共同推动的伊儒会通就是这一文化互鉴的典型代表。在这一活动中，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是其核心。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会通伊儒两种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成果，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和合守正创新的内涵，已经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衍圣公题匾“清真光明”“道合儒宗”，既体现了儒家对具有鲜明本土特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接纳，又从清真寺悬挂此匾反映出穆斯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

第二，题匾内容体现了伊儒的互动与会通。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的有识之士以儒家文化系统诠释伊斯兰教教义、哲学，而儒家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和包容，也是这一活动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会通是指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互动，而非单方面的接纳吸受。在这一过程中，穆斯林学者们努力向主流文化靠拢，而儒家士大夫对伊斯兰教的包容，对其教义、礼仪、伦理等的理解和接纳，是互动得以可能的重要前提。两代衍圣公题写的关于认可与理解伊斯兰教的匾额，为我们了解伊儒会通的另一个面向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这对中国社会正确认识伊斯兰教教理教义以及穆斯林礼仪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核心要义并行不悖。衍圣公题匾是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互通有无、和谐相处的形象写照。题匾内容既提倡“清真光明”，又主张“道合儒宗”，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呈现。

第四，伊儒会通发展的方向是“多元一体”。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汉代以来统治者尊孔崇儒的背景下，孔子及其后裔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言人备受尊崇，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态度颇具代表性。“衍圣公”自宋代起作为孔子嫡裔的爵号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作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官方权威代表，他们能够为清真寺题写匾额肯定伊斯兰教的教理教义与儒家文化并行不悖，意义深远。费孝通先生曾在1989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多元”指文化上呈现的多样性，全国各族人民在文化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均各不相同；“一体”指各族人民在携手并进中共同孕育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命运与共中共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休戚与共中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衍圣公与伊儒会通的研究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儒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文化标识地位决定的。本文通过梳理衍圣公与伊斯兰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可对新时代深入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一，坚持爱国爱教，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忠君尊孔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无所异”里边提到的君臣之义和秩序，“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三个“无所异”是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通的形象写照，衍圣公对当时的穆斯林也是一视同仁、德才并举。可见，儒家文化在同伊斯兰文化的交流互鉴中相得益彰。新时代要继续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伊斯兰教，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第二，倡导“理同道合”观念，促进对中国化伊斯兰教教义与时俱进的阐释。明清以来穆斯林学者进一步主张伊儒之间“理同道合”，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都加强了对孔子儒学的自觉认同和主动靠拢。清末济宁籍穆斯林学者唐传猷提出：“人欲为今世之完人，无论历代多圣，要以孔圣为依归；欲兼为后世之完人，无论中外多圣，要以穆圣为法守。孔圣一生同与斯人之徒，穆圣临终犹念穆民于口。两圣救世苦心，千古言犹在耳。尚祈有心人鉴谅愚衷，同深参悟而密体此一贯之旨也。”唐传猷把孔子称为“今世完人”与他对儒家学说的认识有关，也与他在曲阜、济宁和京城的教育环境与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纵观明末清初以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它既是伊斯兰教自身适应世俗社会的过程，也是穆斯林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其背后的支撑因素在于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心性相通、义理相近。

第三，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氛围，形成具有浓郁特色的曲阜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在曲阜传入扎根后，实现了与儒家文化的水乳交融。新时代要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充分挖掘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会通之处，将孝道、德化、诚信、崇善、和平等观念体现在伊斯兰教教规教义研究和新编卧尔兹中，让穆斯林群众能看得见、听得懂、易遵循、可践行。曲阜立足儒家文化发源地的独特优势，可以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宗教文化的影响力，开展行之有效的文化浸润形式，增强穆斯林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对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更深刻的理解，进一步深化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

（本文系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委托课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山东卷” 和 2024年度民族宗教领域重点研究课题“新时代伊儒会通山东实践文化高地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