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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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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两汉碑刻概述
发布日期: 2024-05-16 浏览次数:200 来源:孔子研究院 作者:陈霞

在中国的碑刻界,素来有“中国汉碑半济宁”的说法。而济宁地区的汉代碑刻,又以曲阜保存居多。据刘海宇《山东汉代碑刻研究》统计,“山东现存西汉和新莽时代碑刻17种……现存东汉时代碑刻99种”,两汉共计116种,其中济宁市“共计59种”,为全省12个拥有汉碑的地级市中现存汉碑数量最多的一个。济宁的59种汉碑,又以曲阜保存最多,有21种。因此,又有“天下汉碑看济宁,济宁汉碑看曲阜”的说法。曲阜汉代碑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这些碑刻的朝代分布上来看,又以东汉碑碣为多,且与孔子、儒学联系密切。

在中国碑刻发展史上,西汉时期的碑刻相对稀少,因此宋人有“前汉无碑”的感叹。正因如此,曲阜目前所存7幢西汉时期的碑碣石刻就显得弥足珍贵。这7幢碑刻分别是:《鲁六年北陛石》《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西汉舞雩台刻石》《九龙山王陵塞石》《鲁市东安汉里禺石》《居摄二年上谷府卿坟坛刻石》《居摄二年祝其卿坟坛刻石》。

从碑刻的形制、内容等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碑刻显然多为刻石。刻石是中国碑刻发展早期的一种形式。和后世的碑刻相比,这些刻石一般形制较小,上面刻字不多,其用途主要是作为宫殿等建筑物或者是墓葬落成的标志。因此,从刻石的文字内容上来看,此一时期的石刻与孔子、儒学关系不大。但在西汉碑刻稀少的情况下,曲阜尚能出现且保存这些石刻,应该与曲阜悠久的历史及其所积淀的文明底蕴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些碑刻的基础上,随着西汉中期以来儒学逐渐上升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孔子、儒学逐渐受到政权的重视,至东汉,曲阜的碑刻数量明显增加,内容也愈加丰富。西汉时期的刻石虽然与儒学的联系尚不紧密,但其也弥足珍贵。例如《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居摄二年上谷府卿坟坛刻石》《居摄二年祝其卿坟坛刻石》就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其刻字向世人呈现了我国早期书法中篆、隶二体的风采,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瑰宝。

相比于西汉,东汉时期的碑刻数量明显增多。根据目前曲阜所存东汉碑刻及文献记载,东汉时期的碑刻有19幢,它们分别是:《建武二十二年新富里渎石》《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永兴二年孔谦碑》《永寿元年孔君墓碑》《永寿二年韩敕礼器碑》《延熹元年藏堂题记》《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熹平二年残碑》《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东汉元圣殿周公负底图刻字》《考槃涧刻石》《汉石人铭》《汉督邮曹吏题名残碑》《鲁相谒孔庙残碑》《陶洛残汉碑》《周府君碑额残石》《归德桥碑》。以上为目前仍存在的石碑。另有一些石碑已不见,但文献或记有碑名,或辑录碑文,这些碑刻有《阳嘉残碑》《汉鲁相韩敕后碑》《汉婺州从事孔德立孔子墓祠坊碑》《汉司空孔扶碑》《汉尚书郎河东太守孔宏碑》《汉御史孔翊碑》《汉博士孔志碑》《汉尊士倪寿碑》《“张角”等字残石》《孔融墓碑》。

除了数量有明显增加外,在内容上,东汉石碑开始镌刻文字以纪功颂德,其内容则多与当时政权尊孔崇儒密切相关,像《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永寿二年韩敕礼器碑》《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碑刻,记载了东汉政权在孔子祭祀、孔庙官员设置、孔庙礼器设置等方面对孔子的褒崇。此外,《永兴二年孔谦碑》《永寿元年孔君墓碑》《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等孔子后裔的墓碑,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东汉政府对孔子后裔的重视。碑刻的内容,无疑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反映。曲阜东汉时期的碑刻,开始与儒学联系紧密,这显然是两汉儒学大发展的反映。

作者:陈霞,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载:《曲阜碑刻视域下的孔子与历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