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记载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对于其中的“束脩”，历来纷争不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有三种：干肉说、约束修饬说、十五说。通过考察，第三种观点应该更近于孔子的本意。
《论语·述而》有这样一句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句中的“束脩”一词在《论语》中仅出现过一次，但历来歧解纷呈。关于“束脩”的分歧与争论，可参考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四《束脩二义》及当代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中有关“束脩”的条目。虽然诸学者对“束脩”一词的注疏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观点有三种：
第一，干肉说。传统观点认为“束脩”是“十脡脯”，也就是一束干肉，引申为拜师时老师微薄的礼物，因此人们认为“束脩“就是孔子收纳的学生的学费。郭沫若说：“他是‘有教无类’。当然也并不是毫无条件，只要有‘十小条干牛肉’（束脩）送去，他就可以教你了。”（《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杨伯峻也说：“束脩，一捆（十条）肉干，后来用以为给老师的财礼的名称。”（《论语译注》）
第二，约束修饬说。包慎言《温故录》：“自行束脩以上，谓自知谨饬砥砺而学日渐进也。”康有为《论语注》：“束，约也；修，治也。束身修行，震无咎者，存乎悔。”
第三，年龄十五岁说。孔安国《论语注》：“束脩，束带修饰。”郑玄《论语注》：“谓年十五以上也。”“束脩”为束带修饰，是年十五岁时候的装束，因此，引申为人的年龄。
以上三种说法中，第一种最为盛行。但是细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如果仅仅把“束脩”解释为一束干肉，认为孔子他老人家会收取学费的话，这是不了解孔子思想的，没有深刻理解孔子的教化观念所致。因此“束脩”一词仍值得去考辨。
古代把“束脩”解释为干肉的学者，魏有何晏，梁有皇侃，宋有邢昺、朱熹，元有许谦，明有张居正，清有刘宝楠等，如皇侃说：“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以为贽。……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贽，行束脩以上也。古以贽见。脩，脯也。”（《论语集解义疏·卷四》）朱熹《论语集注》：“脩，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以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这里看来“束脩”就是十条干肉，是古人见面时所带之薄礼，在孔子那里则成了学费的代名词。因此“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相应的理解为“学生只要主动地交一点见面薄礼，孔子没有不教诲的”。持“约束修饬”说的学者，则解释为“凡是主动地、严格地要求自己而又不断上进的人，我从没有不教诲他们的”。（姜可瑜：《〈论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正义》，《中国语文》，1983年第5期）
把“束脩”解释为“十脡脯”且认为是礼之薄者，或者认为“束脩”就是主动严格地要求自己，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先看第一种观点，难道孔子教授学生真的要交见面的薄礼吗？我们不妨看一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中的一段材料，齐侯待昭公以礼，唁公于野井，“高子执箪食与四脯，国子执壶浆”。鲁昭公很感激，“再拜稽首”以谢齐侯的“大礼”。此时正是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致唁，上卿执事，用的是四脯，而弟子对于老师用的则是十脯，这已经是非常重的“大礼”了，绝非一般薄礼。我们知道孔子弟子中有不少贫苦学生，如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蓬户不完的原宪，他们的生活非常清贫，如果孔子真的要学生交纳“束脩”，这岂能是他们所能承担的起的呢？又如《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齐国太史子与来到鲁国拜见孔子，孔子与他谈论王道，后来他在颂扬孔子的时候，其中有一句“然凡所教诲者，束脩以上，三千余人”。如果“束脩”理解为学费，这句话就理解为“孔子他老人家所教诲过的学生，交过学费的，有三千多人”。这样解释似乎不很得体，同时这也与《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是不相一致。孔子一生不尚奢侈，甘贫守乐，向来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同时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他老人家怎么会如此在意学生是否交纳学费呢？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似乎言之有理，但也并非最佳的解释。《后汉书·邓后纪》：“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脩，不触罗网。”李贤注：“言能自约束修整也。”这里的注解是正确的，但是毛奇龄的《四书剩言》说：“近儒以汉后史书多有束脩字，作约束修饬解，如《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脩。’《元和诏》郑均：‘束修安贫。’三国魏桓范荐管宁：‘束修其躬类。’”以这些材料来解释“束脩”本义是不正确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尽管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门之学在两汉影响甚大，但以后汉材料为主要依据来论证几百年前春秋战国时代《论语》的词义，则并不完全正确。而且，与《论语》处于同一时代的《左传》、《孟子》和《庄子》等著作中，出现寥寥的“束脩”一词，没有一词作为“约束修饬”解，可见，“约束修饬”义在春秋战国时尚未形成。（赵艳：《〈论语〉中“束脩”一词释义商榷》，《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凡是十五岁以上的成童，只要来求学，都可以成为孔子“传道授业解惑”的对象。《论语》中的“束脩”是“束带修饰”之意，为年至十五岁之装束，也就是代指男子十五岁。男子十五岁以前，头发结成二角，向上分开，叫做“总角”。十五岁以后就要束发，衣冠也要进行修饰，以示成童，“束脩”是年龄概念，类似的以借事件来指人的年龄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周礼·地官·司徒》说：“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周礼·秋官·司寇》说：“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这两处记载中的“成名”指男女出生三个月取名以后，“生齿”指自出生至六七个月开始长牙，都是表示由事件代指年龄。汉语中有“及笄”表示女子十六岁，“弱冠”表示男子二十岁，可见古代确有借事件或着装仪式来代指年龄的传统，这里也是用一定年龄段的着装或仪式代指年龄。《后汉书·延笃传》：“且吾自束修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李贤注：“束修谓束带脩饰，郑玄注《论语》谓年十五以上也”。《后汉书·伏湛传》：“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讫无毁玷”，李贤注：“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师古云，束脩谓初学官之时；周寿昌曰，盖汉时必年十五而始入学官也，故注云年十五以上。孔子教学“有教无类”，对于要来学习的学生都给予教育，但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年龄，也就是十五岁，要达到“成童志明”的束脩之年，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思想。《论语·先进》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其中“冠者”就是大于十五岁的成童，而不是懵懵懂懂的孩子。
《论语·泰伯》记载：“可以托六尺之孤。”郑玄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岁以下。”十五岁是幼年到成童之年，十五岁以后称之为“成童”。《论语》中“束脩”之所以不是“干肉”，不是“约束修饬”，这与孔子的处世之道、教化思想也是有关联的，我们解释“束脩”应该把它放在孔子教化的大背景下。
孔子有“诲人不倦”的品格和“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孔子弟子有名姓可考的就有七十七人，从地域分布来看，分别来自齐、鲁、魏、晋、陈、楚等国。孔子弟子中既有子路、子张这样的平民出身，又有像司马牛、孟懿子这样的贵族；既有“上智”者，又有“下愚”者。孔子教授三千弟子，既宣传了他的政治主张，又传播了文化知识，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但是这个“有教无类”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要达到一定的年龄，也就是“自行束脩以上”，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这与周代的学制有关，周代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级。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在周代，“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教育以修身、齐家为主，大学则以治国平天下为重点。《大戴礼记·保傅》也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孔子崇尚周礼，主张“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还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也就是此意。孔子从事“大学”之教，以“六经”传授学生，然而他这样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达到“成童”，才可以学习“大学”，而懵懵懂懂的孩童是做不到这些的。很显然，孔子弟子入门，必须年龄十五岁左右，达到“成童”以上。
孔子一贯主张“重义轻利”，他看中的是道德义理，因此不会在意学生有没有送礼，更不会把交学费这种事情挂在嘴边。那么孔子招收弟子为什么要强调“自行束脩以上”呢？我们知道《论语》中孔子教授学生以“文行忠信”，同时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悟性，比如《论语·述而》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尚周礼，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周代就有成人礼，强调的是“重容体”，人在成人之后穿着、言语都应该得体，无论外在礼仪还是内心都应该有所约束，以示成人。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周礼，他一生勤奋，发愤忘食，周游列国，广泛宣传，但四处碰壁。他收录了很多学生，传授大道，学生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否则就难以领悟老师的思想，更不要说继承和传播老师的思想了。人在幼年时，懵懵懂懂，对于深奥的理论不甚了解。而在成年以后，身体及智力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适合于更高级的学习，因此，就让他们学习经典，了解其中的“道”。
《论语》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就可以这样理解：“自从行年十五岁以上的，我没有不教诲他们的。”我们不应仅从语意出发，更应从孔子的精神上说明问题。孔子注重社会教化的作用，他教导学生，只要能达到“成童”以上，有了明确的是非观念，知荣明耻，知礼明礼，就可以拜师。他对待学生拜师，不会把门槛设得太高。 【参考文献】：1．姜可瑜：《〈论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正义》，《中国语文》，1983年第5期。
2．赵艳：《〈论语〉中“束脩”一词释义商榷》，《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3．杨佐仁：《论束脩》，《齐鲁学刊》，1985年第4期。
4．杨朝明、卢梅：《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作者：刘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