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19世纪美国思想家与文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大家马上就会想起他的《瓦尔登湖》。用《瓦尔登湖》中译本译者徐迟的话来说，《瓦尔登湖》是一本极其安静的书，是一本属于一个人的书。《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在瓦尔登湖两年多的隐居生活，以及在此期间对人生、自然与社会的思考。梭罗孤独隐者的形象也由此在中国深入人心。
 

尽管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了若干段孔子和孟子的语录，但是他对孔孟思想的诠释，或者说孔孟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容易被人忽视。这其中的缘由说起来似乎也顺理成章：既然梭罗是一位“隐者”，那么他的思想自然与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相左，他对孔子或是孟子的引用，也就容易被视为单纯对东方世界的猎奇。

不得不说，这是对梭罗身份的一种误读。梭罗之隐，并非源于其一心出世，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入世”。他选择独自住在瓦尔登湖，是因为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现状的极度不满。一方面，他强烈反对奴隶制残酷剥削下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他猛烈批评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的穷兵黩武。由此，梭罗之隐，本身就颇具儒家“穷则独善其身”之意。其独处并不是单纯为了内心的逍遥，而是为了思考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梭罗就是在思考如何在天地间安身立命的问题。

当梭罗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质疑时，他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古老的东方，从而走进了孔子的世界，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1841年，法国学者鲍狄埃（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将“四书”译成法语出版，梭罗就是随着鲍狄埃的法译本认识孔子的。鲍狄埃的译本直接由中文文本译成，包括了“四书”的全部内容，并在导论和序言中对孔子大加赞赏。他的译本一经面世就被介绍至北美，被当时的美国思想家热烈追捧，在波士顿（当时的美国文化中心）掀起了探讨东方思想的浪潮，而身处大波士顿文化圈的梭罗也就因此对孔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子思想对梭罗的影响，或者说梭罗借用孔子思想为自己的两个行为作辩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梭罗从孔子思想中找到了自己隐居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孔子思想为梭罗反抗当时的美国政府提供了思想依据。虽然这两方面看起来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但实际上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连的。梭罗正是因为对当时社会不满才选择隐居，其隐居并不是为了消极避世，而是为了探寻在纷乱的19世纪中叶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社会。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多次引用孔子所言，来表明自己对隐居生活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断绝了与外界的精神交流。在《寂寞》这一篇中，他两次引用孔子的话，一段来自《论语·里仁》，另一段来自《中庸》。第一段引文的出现看起来似乎和其所处的语境并不协调，他说：“难道我们不能够有一会儿离开我们的充满了是非的社会——只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来鼓舞我们？孔子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美〕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为什么说看起来不协调呢？乍一看，梭罗分明说的是让他自己的思想来鼓舞他自己，既然他强调的是寂寞给他带来快乐，甚至连与他人的精神交流都想断绝，那么所谓的“邻”指的又是谁呢？在瓦尔登湖畔，分明“从没有一个人在晚上经过我的屋子……我仿佛是人类中的第一个人或最后一个人”（〔美〕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

历代儒者大多将这句话中的“邻”解释为邻里。例如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邻里。”但是，晋朝名士殷仲堪认为：“推诚相与，则殊类可亲。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应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邻也。”（《论语义疏》卷二）按照殷仲堪的解释，邻不必是人，可以是天下万物。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梭罗身边摇曳着的赤杨和白杨、漫游着的狐狸与兔子……梭罗问：“我们最愿意和谁紧邻而居呢？”（〔美〕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他的答案是“大自然”。于是，梭罗对“邻”的理解居然和殷仲堪不谋而合。梭罗显然不可能知道殷仲堪，他对“邻”的理解，表明一个对先秦儒家思想缺乏全面了解的美国思想家，也同样能领悟到孔子所言的衍生之意，而梭罗虽然没有详细解释所引用的话，却通过语境让读者了解到他对“德不孤，必有邻”的理解。

梭罗眼中的自然并不只是所谓的“大自然”，还是“造物主”。在森林中，他也感受到了自然的造物力量，为此他提到了孔子在《中庸》中的名言：“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子所言说：“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梭罗对孔子的准确理解，他将鬼神直接译成了“天地”（Heaven and Earth），把“鬼神之为德”理解成了天地造化的影响。他的邻居就是造物主，对他来说，这位邻居无处不在，从而他可以直接与天地对话，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个人直接与天地对话，也就是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境界。

在与天地对话的过程中，梭罗愈来愈觉得当时美国人的眼睛已经被外界所蒙蔽，“视力透不过事物表面”（〔美〕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从而陷入了被现实欺骗而自欺的境地。他对铺天盖地的新闻嗤之以鼻，认为无论是关于西班牙斗牛的报道还是英国谷物产量的消息都无助于大家免于被欺骗。梭罗说，何必看新闻呢，不如了解一些历久弥新的故事吧。就在这样的语境下，梭罗给读者讲述了蘧伯玉的故事。蘧伯玉派人去见孔子，孔子向使者询问蘧伯玉的情况。使者说：“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论语·宪问》）使者出门后，孔子不由得大声称赞使者。在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梭罗紧接着开始抱怨起星期日布道的牧师来……梭罗用微妙的对比告诉我们，真实的人都知道自己具有缺点，而不像牧师那样自以为是。

蘧伯玉塑像

这个故事与其说是讲给读者的，不如说是讲给他自己的，因为显然当时就算是读过《论语》的美国人，也不见得能记住这么生僻的名字。既然梭罗会提到他，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他知道孔子对蘧伯玉的评价：“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或者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推测，梭罗在此自比蘧伯玉。他在感到美国社会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也选择了归隐，而归隐的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毫无缺点，而是像蘧伯玉一样，想要减少自己的过错，却还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相反，那些对人宣教的牧师则自信满满而不懂得反省自己，自以为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在梭罗看来，这个时代有太多人把自己的想象当作了事实，因而他再一次引用了孔子的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梭罗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知晓了一切，相反，瓦尔登湖畔的隐居正是为了寻求真正的“知”——人为何而生活着。

《瓦尔登湖》中相对较为突兀的一段引用来自《论语·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梭罗说，自己离开了瓦尔登湖半个月，回来的时候发现一本《荷马史诗》不见了。他猜想是附近兵营中的士兵顺走的，因为书籍的封面上镀了金，颇值几个钱。他感慨说，要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简单地生活，就不会有偷窃或抢劫了。梭罗认为，偷窃出现的原因是社会上贫富不均，于是他引用了《荷马史诗》中一句关于战争的诗，接着就引用了上述的《论语》。之所以说突兀，是因为这一段的意思和语境并不完全相符。我们知道，在《论语》中，是季康子先问孔子，是否可以“杀无道，以就有道”，才有了孔子的回答。孔子反对杀戮，认为君王应该以德化民。彼时的美国正与墨西哥展开大战，而著名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在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情况下，梭罗引用孔子的“反战”之论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后半句的君子、小人之喻。众所周知，“草上之风，必偃”具有强烈的等级色彩，而在号称人人平等的美国政体中，理论上并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那么，在当时美国的社会中，谁是君子，谁为小人？应该由谁来感化谁？

梭罗在《瓦尔登湖》留给我们的这个疑问，在另一名篇《消极反抗》（Civil Disobedience，也译作《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中给了我们答案。如果说《瓦尔登湖》是向内的自我反思，那么《消极反抗》则是梭罗向外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檄文，在其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著名观点——“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主张取消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希望改变当时无能的美国政府，成立一个更理想的政府，简单来说，是一个为了人民的政府。

在《消极反抗》中，梭罗承认当时美国政府的统治虽然千疮百孔，但是还有一些人发了横财——可这并不能掩盖其中的问题。他指出，一个人完全可能在奥斯曼帝国的混乱统治下依然变得富有，紧接着他引用了《论语·泰伯》中的名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然后，梭罗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马萨诸塞政府的所谓保护，因为它并未给人民带来一个和平的生存空间。他认为当时的美国政府“无道”，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公民应该选择隐居，选择不服从，而不是随波逐流、浑水摸鱼。朱熹对这一段话解释说：“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朱熹对庸人和士的区分很好地解释了梭罗的观点：社会上充斥着庸人，他则坚守着“士”的梦想。梭罗说：“大部分的人并不像‘人’一样为政权服务，而是像机器一样。”（笔者根据《消极反抗》英文原文所译）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于是，《瓦尔登湖》留给我们的疑问有了答案：梭罗将自己视为君子，而社会大众则是小人。他绝不可能相信当时的美国政府中会出现君子一样的政客来感化民众，因而他只能通过自己的隐居，让大家看到像君子般生活的可实践性，从而呼吁大家抛弃贪婪的物欲，回归到本真的生活中。

梭罗很容易在孔子身上找到共鸣。孔子对其所处时代的“礼崩乐坏”同样感到痛心，从而汲汲寻求解决困境的办法。问题在于，当孔子在说“君子之德风”时，他说的究竟是统治者还是他自己？按照中国传统的解读，此处的“君子”指的是为政者，孔子主张的是为政者通过自身德行对百姓潜移默化地造成影响，他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此。梭罗所面对的难题似乎比孔子的更大：他一方面反对当时的美国政府，另一方面则指责他身边的同胞。在他看来，奴隶制所带来的富有是“邦无道”下的富贵，可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在享受奴隶制下的优渥生活。因此，他只能孤身作战。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尚未成为完美的君子——正如蘧伯玉仍有过错一样，但是他选择从自己做起，向君子迈进，并以此来引领、带动其他人，从而赢得改变政府的可能性。如果说孔子还有身边的弟子，那么梭罗则选择从自己做起。他引用《孟子·离娄上》的名言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按照这个逻辑，梭罗从自己做起，进而改变推行奴隶制的政府；而不是依据社会契约，用群体的力量来寻求改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对中国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而对于受西方文化熏陶长大的梭罗来说，在观念上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梭罗对《论语》的引用来自不同的篇章，对《中庸》或是《孟子》的引用也并非最为著名的段落，这表明他对“四书”应该非常熟稔。与此同时，他的引用颇具中国古代引用经典时的“断章取义”传统。他并不试图详细讨论孔子言语所蕴含的思想，也无需了解孔子所言的历史背景，更无意探讨孔子思想的整体框架，而是选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将相关文本置于上下文之中，在直接表达自己思想的同时，也间接对孔子思想作了一定的解读。但是，既然他对孔子思想的解读隐藏于文字之间，那么，对于孔子思想对梭罗的影响，不同的读者也就会有不同的印象。有人认为，孔子思想对梭罗影响甚大，甚至将梭罗称为“儒者”；与之相反，有人则认为，梭罗不过引用了孔子的一些言语，他也同时提及柏拉图、荷马等诸多西方哲人的观念，因而梭罗对孔子的思想引用不过是一些点缀。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梭罗眼中的孔子呢？

当一个思想家对现实不满时，必然会失望于现实社会中所流行的思想，也就会转而从两个方向寻求答案：一个是古代，另一个则是异域。对于梭罗来说，孔子无疑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梭罗对“四书”的引用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很恰当，这不但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而且展现了他将遥远而古老的儒家思想与19世纪美国现实相结合的能力。我们完全不必纠结于梭罗的隐居是否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感召，或者其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批判是否源自儒家的民本思想。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梭罗确实认为孔子的思想可以为他的某些困惑提供答案，这充分表明了孔子思想的生命力，而梭罗也的的确确走进了孔子的思想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重要的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梭罗、爱默生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思想家就不断地借用孔子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而影响了詹姆斯等一代实用主义者对孔子的态度，而美国思想家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的传统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