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邹与鲁鬨”章外，记录孟子在邹国活动的还有《孟子·告子下》的“礼与食孰重”章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章。在前一章，有一个任国人问孟子弟子屋庐子：“礼仪与食物哪一个重要？”屋庐子回答：“当然是礼仪重要了。”任国人问：“按照礼仪去谋食，就得饿死；不遵守礼仪去谋食，就能得到食物，那还一定要遵守礼仪吗？”“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告子下》）从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邹国。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难的？你去问他：‘扭住哥哥的胳膊，夺他口中的食物，就有吃的；不扭，就没有吃的，那么你会扭吗？’任何事物进行比较，都需要放在同等条件下，拿饮食重要的方面与礼仪细微的方面比较，自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后一章，有一个叫曹交的人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回答：“当然可以啦。尧舜之道，只是孝悌而已。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就成了尧。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就变成了桀。”曹交听后说：“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孟子·告子下》）他想留在邹国，跟孟子学习。由此可知，这也是发生在邹国的事情。
帝尧画像
孟子在邹国有了一定影响后，便离开邹国前往齐国。齐国是东方最有影响的国家，也是战国学术文化的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为士人所向往，孟子当然也不例外。路过平陆时，孟子与大夫孔距心有一段对话：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
平陆是齐国边境的邑，在今天山东汶上县北。在周代，“天下”名义上为天子所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天子管理不过来，就把王畿之外的土地分给诸侯，称为“国”；诸侯也管理不过来，又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大夫，称为“采邑”或“家”。平陆是齐国的封邑，孟子由邹国到齐国，要经过这里。孟子见到平陆大夫孔距心，问道：“您手下有一位士兵，如果一天三次离队，您是否开除他呢？”“失伍”是掉队的意思。这是孟子早期常用的论证方式，不是直接点明主题，而是通过设问、类比的方式引出所要表达的主张。大夫说：“哪能等到三次？一次我就开除了。”孟子接着说：“这样说来，您失职的地方也有很多啊。灾荒之年，您治下的百姓，年老体弱抛尸在山沟与年轻力壮逃荒于四方的，有近千人。”大夫说：“这不是我能力所能做到的。”意思是这是天灾，非人力可为。古代生产力低下，主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还能勉强糊口，一旦水涝旱灾，收成不好，饿死人是常有的事，所以孔距心不承认这是自己的责任。孟子又说：“假如有个人，受人委托为其放牧牛羊，那么就一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要是找不到牧场和草料，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一边眼看着它们死去呢？”孟子这里又用了一个类比，其寓意是非常清楚的。其中，“牛羊”指百姓，“牧者”指孔距心，“委托者”指王。孔距心受王的委托管理百姓，如果不称职，没有照顾好百姓，是不是该辞职呢？战国时期，一些国家进行了改革，地方官员不再是分封而是任命。虽然这些官员也被称为“大夫”，但他们实际已经是“官僚”了，而“官僚”是可以免职的。所以孔距心听后马上说：“这是我的过错。”这是发生在平陆的事，后来孟子到了齐国首都，见到齐王，说：“大王治理都邑的官员，我认识五位，能认识自己过错的，只有孔距心一位。”并把这件事叙述了一遍。齐王听后说：“这是寡人的过错。”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这位齐王是谁？这位“齐王”应该是齐威王。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时，正值齐威王执政。但《孟子》没有说威王，只说齐王，容易产生混淆。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时影响不大，威王没有专门接见过孟子，二人只是在稷下学宫相见，孟子趁机讲述了自己的见闻，这与齐宣王多次会见孟子形成鲜明反差，故《孟子》只笼统称其为“王”。对于齐威王，大家可能不熟悉，但如果说到“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那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这位齐王就是齐威王。据《战国策·齐策》记载，邹忌身高八尺，体健貌美，非常自恋，老想与城北徐公比一比。城北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有一天，邹忌问妻子：“我与城北徐公谁帅？”妻子说：“当然是你帅了！城北徐公怎能与你比。”又问妾，妾也回答：“城北徐公不如你帅。”有客人来拜访，邹忌问客人，客人也回答：“你比城北徐公帅。”没有想到，第二天，城北徐公亲自登门拜访，可能是因为听说邹忌想与自己比帅，所以他要来亲自会一会。邹忌见到徐公本人，才知道什么叫相形见绌；窥镜自视，更是自叹弗如。晚上，邹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第二天一大早就入朝拜见威王，说：“我明明不如城北徐公帅，可是妻子偏爱我，妾畏惧我，客人有求于我，都罔顾事实，硬说我比城北徐公帅。我不过是齐国的一位官员，权力、地位都不能与大王您比。如今齐国方圆千里，城池有一百二十座，宫廷的妻妾哪个不偏爱您？朝廷的大臣哪个不畏惧您？齐国的民众哪个不有求于您？这样看来，大王您已经被大大蒙蔽了！”威王听后，吓得一激灵，但仔细一想，确实有道理。于是下令：“齐国的官吏民众，能当面指出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上书劝诫寡人的，受中赏；在公共场所议论指责寡人被寡人听到的，受下赏。”法令刚公布，群臣纷纷进谏，朝廷热闹得像集市；几个月后，偶尔才有人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以进言的了。齐国风气为之一变，燕、赵、韩、魏等国听说后，纷纷来“取经”学习。可见，齐威王有从善如流的品格，所以他听了孟子的陈述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二是齐国的国君为何会称王呢？周代不是只有天子可以称王吗？的确，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吴、越、楚等“夷狄”国家有称王的记载外，诸侯一般只能称公、侯、伯等，但当一些国家的势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也会自称为王。而诸侯称王的始作俑者，正好是孟子所见的两位诸侯王——梁惠王与齐威王。战国时期，首先崛起的是魏国，经过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的积累，魏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先称雄者。所以到了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即位后，其于公元前344年率先称王，并举行逢泽之会。但逢泽之会受到齐国、韩国的抵制，惠王的称王并没有得到承认，反而遭到齐、秦、赵等国的围攻。齐威王即位后，任用邹忌为相，实施改革，使齐国成为诸侯中的最强者。强大起来的齐国，不甘心受制于人，多次打败魏国。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采纳相国惠施“折节事齐”的建议，于公元前334年率领韩国等一些小国到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也承认魏惠王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自此以后，诸侯纷纷称王，连孟子到过的实力不济的宋国，其国君也自称宋偃王。对于诸侯称王，孟子表示反对了吗？没有！孟子游说诸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劝他们行仁政而称王。孟子知道诸侯最大的心愿就是称王，但他不是站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观念表示反对，而是因势利导，劝其效法当年的文王，行仁政而称王。但这样一来，孟子也遭到历史上一些维护纲常名教的顽固派的嫉恨，宋代有人作诗云：“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就是批评孟子不去侍奉周天子，而是游说诸侯称王。在他们看来，即使周天子再昏聩无能，臣子也不能另择良木而栖，更不能取而代之，否则便是违背了君臣大义，这看似迂腐浅陋，却是历史上的主流观点，也是专制制度下的必然选择。虽然孟子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孟子》也成为统治者认可的经书，但鲜有臣子对君主讲易位的，如果讲，也只可能是被株连九族，所以秦汉以后专制王朝流行的只能是与孟子精神相违背的愚忠思想。这是经典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我们研读经典，既不能否定经典中思想观念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简单将经典等同于现实。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孟子逼迫威王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王并不是最高的，王之上还有天。如果说孔距心是受齐王之命来治理民众，如不称职，当辞职而去；那么齐王也是受上天之命来治理民众，如不称职，同样也应易位。国君只有天下的管理权，而没有天下的所有权，国君的权力来自天，职责是保民、养民，如果不能尽职，天命就会转移，也就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所以，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忘乎所以，而应想到还有一个更高的天在监督、考察你。天怎么考察国君呢？当然是根据民众的态度和意见。考察合格，接着干；考察不合格，就应易位、换人，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