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红十字运动出现在中国，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随之传入中国，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

1、孔子和孟子的慈善思想

春秋末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礼崩乐坏，孔子注重伦理道德教育，提倡仁义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力图以此求得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孔子主张爱惜民力，使民以时，节约社会财富，轻徭薄赋，施行仁政和贤人政治，以治国安民。

孔子的慈善思想以“仁”为核心。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第一，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做人的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二，将心比心、推已及人是施行仁的方法。“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第三，施行仁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第四，施行仁要看社会效果。例如，子贡在经商途中，看到在他国沦为奴仆的鲁国人，就自愿掏钱把他们赎回来。按照当时鲁国的规定，凡从他国赎回鲁国奴仆的人可以从国库中报销赎金。但子贡认为自己是心甘情愿做善事，执意不取赎金。孔子知道后说:“因为有子贡这样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也不好意思到国库领取赎金。照这样下去，恐怕愿意赎回鲁国人的人就少了。”孔子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人送给子路一头牛作为回报，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孔子知道后说:“以后再有溺水者，人们一定会去救他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仁政学说。孟子主张亲民，“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要求统治者把自己的爱心推而广之，来施行一种爱民之政。孟子还要求统治者尊重人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突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孟子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认为人要有推已及人之心。

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人心向善的“四端”说。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心本善、人心向善，这是孟子慈善思想的基础。

2.儒家慈善思想的演变

西汉初年，以贾谊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民众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提出了“民是君主统治的基础”的观点。贾谊在《新书·大政》篇中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意思是国家和君主只有依靠民才能存在和发展。“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民无不为功也”，“民无不为力也”，“国以民为兴坏”，贾谊认为，丧失了民，国家就要灭亡。他在论述统治者的博爱之道时说:“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必须爱民、利民、富民。

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认为，天生万民并不是为了人君一人，“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人君要有爱民之心“《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春秋繁露·仁义法》)“仁者，爱人之名也。”(《春秋繁露·仁义法》)而爱民就不能“苦民”“伤民”“杀民”。民是君的统治对象和财利之源，百姓生活相对稳定与政治的稳定密切相关。统治者应“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志第四上·食货志上》)，使“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汉书·志第四上·食货志上》)。董仲舒反复借助于天的权威劝君主实施德政:“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在“保息养民”思想的指导下，汉代针对孤寡老弱病残和贫困不能自存者，采取了赈济、养恤、安辑、调粟、放贷和节约等慈善救助方式。

唐朝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儒家慈善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代的慈善事业以政府为主体，主要通过均田制来保障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建立常平仓、义仓，对灾民进行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还通过对老年人免除徭役、版授高年的方式以及官员致仕制度，使得在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老人有一个相对幸福的晚年。在法律制度方面，对妇幼有特殊的规定，以保证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非政府的民间性的慈善组织，包括宗教组织以及宗族宗党内部和部分富人的慈善救助也得以发展，构成了相对完善的慈善体系。当时施行慈善的主要形式有均田制、对于老人和妇幼的保养制度、仓廪制度、组建民间非政府性的慈善组织。

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儒家慈善思想贯彻到政府政策诏令中。政府重视风俗教化的功能，慈善事业发展趋于成熟，官方慈善事业比较发达。宋代设置了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和慈幼局等慈善机构。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全、内容之广，在中国古代无能出其右者。两宋时期慈善事业发达的另一标志就是许多封建官绅出私资，购置田产，设义庄，贩济和安抚贫穷不能自给的族人。义庄主要是适当供给一些日常生活及婚丧喜庆所需之物，还设置义学、义塾资助本族家境贫寒的子弟入塾习业，对学习优秀和获得功名者给予奖励。苏州范氏义庄设立较早，它由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创设，是当时义庄的典范。

明清时期不但恢复了前朝的一些慈善机构，而且创设了一些新的慈善机构，如养济院、惠民药局、栖流所等。除此之外，还建立了报灾救灾的社会机制。救灾贩济机制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详备、严密的救灾济民制度。建立了由县州到府、府到省，自下而上的报灾机制。明清时期，地方士绅和商贾逐渐成为大灾期间赈济灾民和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清代捐输赈济的绅商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认捐数额比较大。如扬州盐商汪应庚，清雍正九年(1731年)起，海啸成灾，州民流离失所，他慷慨解囊，出银五万，运米数万石救灾，设药局治病除疫，共救治九万余人，被乡人赞誉“富而好礼，笃于宗亲”。明朝中叶以后，民间慈善事业迅速崛起，至清代呈现出更加兴盛的局面，民间慈善团体和机构主要有普济堂育婴堂及各种会馆、义庄及善堂善会等。

1.人道主义与“以人为本”

人道主义，是红十字精神的主体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爱护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这种红十字精神的主体意识，与儒家所追求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通的。《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问人不问马，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春秋时代，则是极其可贵的“以人为本”意识的体现。孔子还强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之，家在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希望能够“推已及人”，发扬“人道”精神。可见，儒家对人的价值是肯定的，对人的尊严是赞美的，这与红十字精神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是相通的。

当然，儒家的人本思想不完全等同于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它的人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的。故此人性与人权、人本与人道具有相通性，人本思想也成为我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

2.博爱精神与“仁爱”观念

博爱就是用一颗充满爱的心去关心身边的人和事物，就是选择把自己的整颗心，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感恩。这与儒家的“仁爱”观念也是十分契合的。

什么是“仁”呢?孔子从不同的角度对“仁”作了全面阐释。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内涵：“爱人”“克已复礼为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仁者必有勇”“刚、毅、木、讷近仁”等。不难看出“仁”最核心的就是“爱人”。也就是说，“仁”是爱同类的一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德性。

怎样才能算得上“爱人”呢?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逐渐引申出来的，即:“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年纪幼小的人在父母面前要孝顺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家后就要学会敬爱自己的兄长，寡言少语则诚实可靠，要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仁”对人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孝悌”。一个人只有在先爱自己的亲人之后才能向外扩展从而爱其他人。

也就是，儒家的“仁爱”是一种“爱有差别”之“博爱”观念，与“爱无等差”的“博爱”观有一定区别。但从根本上讲，爱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论你是在助人为乐，还是在孝敬自己的父母，所表现出来的爱在性质上都是相同的。

3.奉献精神与儒家责任意识

红十字精神中的奉献精神是一种真诚地、自愿地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意识，体现着一种高尚的思想道德境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儒家认为，有志之士应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应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有志之士。

在家文化里，“奉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省的精神，为了道德理想可以献出一切。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初期，许多人为了宣传红十字精神，以儒家慈善思想为切入点。沈敦和认为:“夫仁爱者，即人道主义之大纲也。”朱瑞五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人道主义的渊源。他说:“人道名词，我国产生最早，义经四子等书，见诸记载。虽其主义不同，而隐与之吻合者亦多。所发明如子舆氏之论人者仁也，训人为仁，谓人道即仁道，实含有近世人道主义。”在他看来，人道主义一为平等主义；二为博爱主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能爱群故也。孔氏言博施，佛氏言慈悲，耶氏言兼爱，乃知提倡爱群以发挥人道者，早见诸二千年以前。迩来各民国谓之共和，文明人竞言同胞。玩其意，即博爱之代名词也”；三为大同主义。

1931 年《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发刊词开宗明义:“红十字会之在世界，无种族阶级之分，无国际界限之别，本平等自由之精神，践互助博爱之正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地位，养老育婴等等，即儒家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老老而民兴孝……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虔修道认为：“红十字会之创始也，本天地好生之德，孔孟忠孝仁爱之心……综其精妙而成，并无宗教性质，亦无疆域之分。”江晦鸣指出红十字“崇高的博爱行动，实渊源于中国孔子的大同思想，也就是礼运篇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两句话，启发了人类的服务心与创造欲，指示了人类只有根本铲除人类间的仇惧心理，而增加仁爱信义的因素，才能消弭人类战争，保护世界和平”。

抗战时期，以红十字精神与儒家文化相类比的说法依然层出不穷。1943年，胡兰生在《天下一家》一文中指出:“儒恻隐，佛慈悲，肉白骨，拯疮痍，民胞物与，饥溺为怀，乃中国最优秀之传统精神，历乎千百年而不衰……红十字会之工作，博施泛爱，仁之至也。救死扶伤，义之至也。亘孔子之大同思想，以至国父阐扬天下为公之主张，精神一贯，所赖红十字以扬旌旗者，最足以具体表现之。”徐堪指出:“红十字会之组织，虽发端于泰西，其所揭橥博爱恤兵之宗旨，固深合于我民族之仁爱精神。”詹尊泮也表示：“红十字会的工作完全是一种“利他’的事业，他的出发点是基于‘仁爱’。”

蒋梦麟在对红十字会的训词中指出:“红十字会之最初出发点为博爱恤兵。所当恤者，无论刀兵水火及一切灾难，皆同饥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故其工作之整口，乃根源于仁爱。今其趋向，虽转入社会安全之一途，要亦出之于仁爱之本也。”陈蕙君也认为，战后“中国红十字会，一本‘仁爱’宗旨，从事‘社会服务’工作”金宝善在劝告国人捐助红会时明确指出:“中国自古即重救恤之事，礼运讲述大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乃“博爱’之义；洪范标举师政，除残禁暴，乃“恤兵’之义。此二者，即红十字会工作之主要目标也。”1947 年，饶平县分会会长吴善初在告饶平各界书中申言:“红十字会的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亦就是像那大禹的闻善言则拜，像那大舜的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一样了。所以中国各处遍设红十字分会，都是要人共同起来为善，劝人捐款帮助，都是乐取于人以为善的。”

综上可知，红十字精神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与传统儒家慈善思想相融合，在与之共存共融中获得更为深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