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自唐代诞生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教育和文化机构。藏书与讲学、祭祀共同构成书院三大事业，书院藏书又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藏书四大支柱。清代是山东古代书院发展的最高峰，书院建设遍布全省各府州县。从省级书院到州县书院，书院藏书已经较为普遍，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保存文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清代山东书院藏书的来源

官府动用公银为书院置备书籍是清代山东书院藏书最为重要的来源。清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下诏，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在省会建立书院，并各赐建院经费一千两，书院经费可从公用经费中支用。乾隆元年（1736），清廷诏令各督抚为省会书院购置“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乾隆九年（1744），又诏令将颁发的《书经》《诗经》《春秋》的《传说汇纂》，以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颁赐到全国各书院。泺源书院为山东巡抚岳浚所建省会书院，泺源书院藏书中很大一部分即由朝廷所赐经费和地方公款所购置，藏书中多有以上皇帝诏旨要求购置之书，如《日讲易经》18本、《日讲书经》7本、《日讲礼记》16本、《日讲春秋》16本、《日讲四书解义》10本。济宁任城书院藏书也多为官府置备，在济宁的书院中藏书尤为丰富，“所颁‘四经’‘三礼’以及《十三经注疏》具在，无待外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八）。康熙年间，山东巡抚蒋陈锡为泰安青岩书院颁发《朱子全书》；乾隆年间，泰安知府王一夔又为青岩书院购置了部分经籍；道光年间，已经升任山东按察使的李文耕为曾经任职过的冠县清泉书院、邹平梁邹书院颁发所刻《朱子全书》等各种书籍。

泺源书院（山东大学前身）旧照

个人捐赠书籍是清代山东书院藏书的另一重要来源，仅次于官府置备。现任或离任官员是主要的捐赠者。康熙年间，山东学政徐炯捐俸修济南白雪书院，将家藏书籍全部捐赠给白雪书院，张贞《重修白雪书院记略》：“公（徐炯）父大司寇公博学嗜古，家多秘籍，六经传注购致尤勤，网罗汉唐以来诸家笺疏数千卷，刻之家塾，卷帙浩繁，世人罕觏，公取全部庋之后阁，恣学者翻阅，以广见闻。”咸丰年间，高密知县周寅清在离任后，仍为高密夷安书院捐赠《皇清经解》，周寅清在《寄薛文堉书》中说：“近阮芸台夫子纂刻《皇清经解》，荟萃菁华，诸名家为郑学阐明不遗余力，用寄夷安书院一部，计四十函。”寿张县寿良书院藏书有一大部分是用兖沂道锡良捐资购置的，锡良任职期间看到寿良书院因遭遇黄河水灾而无力购置藏书，捐资给书院用作购书经费。《寿良书院藏书记》曰：“寿张书院立已有年，黄水入城圮而复建，院鲜书籍，考镜无资，适逢升任长白锡公印良观察兖沂，濒行捐金二百，为购书籍之需……爰举赐金购书十二部。”（《光绪寿张县志》卷八）寿良书院以此捐资购进书籍12种。乡贤绅士也经常向书院捐赠书籍。道光二十三年（1843），福山县举人、曾任陕西醴泉县知县的杜宗岳向福山宾阳书院捐赠书籍23种，在“书院款项无多，膏火甚微”的情况下，书院无力购书，这些捐赠书籍构成了宾阳书院藏书的主体。

书院自购书籍是书院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往往动用来自官绅捐资、学田之租息、发商生息之息金等经费购书。冠县清泉书院的藏书大部分来源于自购，“清光绪季年，吾冠购书百余种，皆精印善本，藏之清泉书院”（《民国冠县志》卷二）。滕县道一书院购置了“十七史”一部、“九通”一部。博兴锦秋书院购置了《十三经》《皇清经解》《二十二子》《汉魏丛书》以及“前四史”等书。

书院刻书也是书院藏书重要而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济宁任城书院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主讲盛百二所撰《尚书释天》，黄县士乡书院在同治年间刊刻《士乡书院志》。作为省城书院的泺源书院，在清代刻书活动比较多，据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统计，泺源书院共刻书8种，其中乾隆年间5种、道光年间1种、同治年间2种。此外，众多书院还刊刻师生课艺文章。济南泺源书院在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刊刻过《泺源书院课艺》五编，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都曾为之作序，足见对刊刻书院课艺的重视；肥城知县杨延俊选刊鸾翔书院优秀课艺文章，刊刻《鸾翔书院课艺》，该书远近风行；武城弦歌书院条规规定，“课卷取列超等，留于监院处，每届年终，敦请山长校阅一番，拔其尤者，刊为《弦歌书院课艺》，年复一年，汇而成帙，庶几观摩有自”（《道光武城县志续编》卷四）。其他如武定府敬业书院、蒲台萦蒲书院、恩县近圣书院、文登文山书院等书院，刊刻课艺之书者众多。这些书院刻书也成为书院藏书的一部分，且成为最受欢迎、阅读最多、最为实用的部分。

二、清代山东书院藏书的特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清代山东书院藏书的置备以实用性为基本原则。清代河南开封大梁书院的《购书略例》明确规定：“书籍期于有用，上之研穷性理，讲求经济，次之博通考据，练习词章，四者，其大较也。近刻种类日繁，备购匪易，先择其最有用者购之。”武城知县傅士珍为弦歌书院购买书籍的原则，即“择其要者”，首先解决的是书院生徒阅读必需的要求，才能徐图其他书籍。高密卸任知县周寅清在给夷安书院寄回一部《皇清经解》时，认为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书院还需要再购置《十三经注疏》，以备生徒阅读。这些书是科举时代士子的必读书。

书院藏书与地方文化关系密切。自宋元时期起，书院建设与先贤名宦遗迹多有关联，因而书院建成后，出于表彰先贤、歆仰后学的需要，书院藏书中往往以先贤著作为重要组成部分。郯城曾子书院是为纪念曾子而创立，因而曾子所著书是书院的重要藏书。邹平伏生书院以纪念大儒伏生而建，因而《尚书》类书籍是书院较有特色的藏书。收藏地方志书也反映书院藏书的地方特色。济南泺源书院藏书中有《旧济南府志》一部，济宁任城书院藏书中有《济宁州志》一部、《济宁直隶州志》一部。宁津县在清代隶属直隶河间府，临津书院藏书中有《畿辅通志》一部。

近代山东书院藏书趋向多元化。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以研习儒学为内容、以科举出仕为目的的传统教学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山东书院藏书内容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同治、光绪时期，书院藏书结构较之清前中期有较大不同，西学、时务等书籍开始进入书院藏书之列。寿张寿良书院购置了《海国图志》；宁津临津书院不仅购置了《海国图志》，还置备了《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算学笔谈》等西学之书。为改变重文轻武的局面，古代兵书也成为书院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书为宁津临津书院收藏。

三、清代山东书院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书院藏书与私人藏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力求藏书物尽其用，不仅是为了藏，更重要的是为了用，因而书院藏书在管理上往往对借阅者敞开大门，欢迎借阅。书院往往要求学子广泛阅读，如莱芜汶源书院创建者知县纪淦所说：“目未睹古今大儒名贤之著作，则所见不真；胸不悉廿二史之治乱是非，则所论不卓。”（《民国莱芜县志》卷一二）泺源书院学规规定：“诸生于圣经贤传，固宜熟读详讲，以求旨趣，此外如列朝史册、诸家文集，均当以时分别讲读。”（《道光济南府志》卷一七）武城知县傅士珍为了让学子广泛阅读，捐资购书，“在院肄业寒士居多，苦志攻读，购书为难，公（傅士珍）重惜其根柢之不深也，因再捐廉，择其要者，代购三十余种，发存书院，俾周观览”（《民国武城县志》卷一四）。阳信锄经书院为鼓励士子借阅藏书，甚至对借阅多者有奖励，“令诸士子披阅，勤者有奖励”（《民国阳信县志》卷二）。

《泺源书院志》书影

清代山东书院藏书管理制度略显粗疏，从某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书院记载上看，大致有以下三项：

一是要求借阅人要爱护书籍，书籍只能在院内查阅，不能带离书院，以免散失。高唐鸣山书院规定，“如有查阅者赴院摘抄，无得各自携归”（《光绪高唐州志》卷三）。博兴锦秋书院也规定，“诸生有志实学者，可来院翻阅，以资考证，不准携归私第，俾免散失之虞，诸生其永宝之”（《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四）。

二是书院藏书有借阅期限、损坏赔补等规定。宁津临津书院规定，“凡生童借阅书籍，限一月交还，其于借时之检取，还时之收庋，务当随时登记，仔细检点，不得任意延忽，设或残缺散佚，必须根追赔补，庶可历久无失”（《光绪宁津县志》卷四）。高密夷安书院规定，“借观宜遍也，琅函存贮，庋阁其中，牙签抽紫，灯火分红，借书迟送，古有醇风，循环注部，流转无穷”“翻阅宜慎也，涨痕旧渍，予念怀惭，油污墨染，蠹蚀同贪，亟宜收拾，无损瑶函，不准重借，法立岩岩”（《光绪高密县志》卷九下）。

三是书院设藏书管理人员。宁津临津书院规定，设置专门的藏书管理人员，由生徒中学业优异者兼任，给予一定的薪资，类似于现今高校图书馆之勤工俭学岗位，“书院存书设斋长一人经管，年终予辛资壹百肆拾肆千，俾得常住书院，以专责成，以岁考列第一者为之（设有枪替幸取者，不准冒充），如第一有故不就，则以第二第三代之，三年一易”（《光绪宁津县志》卷四）。高唐州鸣山书院也规定，各种书籍开列目录，“送存备查，派住院者一人收管”（《光绪高唐州志》卷三）。

四、清代山东书院藏书的不足

虽然藏书是书院重要的事业，但从史志记载上看，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山东书院中一半以上的书院藏书不丰，很多书院甚至没有藏书，凸显了清代山东书院藏书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考课式书院不重视书院藏书。清代是山东书院数量最多的朝代，有研究者认为，清代山东书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理学书院、博习经史词章的书院、考课式书院。考课式书院是指单纯或主要以考课为教学形式，以训练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的书院。乾嘉以后，山东各地兴办的书院大多是考课式书院。考课式书院往往只有考课而无教学，每月仅有官课、斋课等数次考试，平时书院生徒并不住院学习，只到考课时间到院考试。高密通德书院条规规定，“书院为清净之地，无事封锁，不准闲杂人等游戏践踏，如有任意出入者，惟看院人是究”（《光绪高密县志》卷五）。此类书院平时没有师生，只在考课时开门，所以几乎没有藏书。班书阁《书院藏书考》曾指出：“书院所以教士者，而书籍为教士之具，使有书院而无书，则士欲读不能，是书院徒有教士之名，已失教士之实。”

府县书院因财力短绌而无力藏书。自书院诞生以来，筹集书院经费是书院主持者永恒的话题。博山范泉书院在知县武亿离任后，情况不容乐观，“创建之始，规模虽定，经费缺如，后之莅斯任者，每欲延师课读，而力有未能”（《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卷一三）。州县书院经费如此拮据，有的府级书院经费也不宽裕，如登州瀛洲书院，“岁租入不及百金，供山长修脯不足也”（《道光重修蓬莱县志》卷一二）。在这样的情况下，书院置备藏书已经属于比较奢侈的事情了。笔者研究发现，一个县一个时期往往仅有一所书院能够维持，而一直存在到清末的则更为稀少。单县鸣琴书院监院刘荣玺曾感叹书院没有藏书，学子阅读不广，“司监院者吾师刘信符夫子也，每言院中向无藏书，复以款项支绌，无力购贮，致肄业者有固陋之叹”（《民国单县志》卷一九）。

各级书院藏书极不平衡。济南泺源书院作为省级书院，在清代山东书院藏书中最为丰富，据《道光济南府志》记载，泺源书院共存藏书105种，大致可分为经学类、诸子类、程朱理学类、正史类、类书、集部文学类、科举应试类、地方志书类等。济宁新任城书院为河道总督姚立德所建，因而书院得到了河道总督、济宁州、运河道等诸衙门的关照，藏书多为官府置备，在济宁所有书院中尤为丰富。相较于其他书院，任城书院的藏书已经远超其他书院，“济宁旧有书院八，而新任城书院藏书尤富”（《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七）。而一般州县级书院因为没有过多的财力，得不到太多的捐赠，因而书院藏书大多以置备最为紧要的书籍为主，以高密通德书院为例，书院藏书仅有《十三经注疏》十六函、《皇清经解》四十函、《康熙字典》六函、《四书汇参》四函、《朱子全书》六函。可见县级书院与省级书院在藏书方面差距很大，州县级书院藏书能够满足师生基本的研读和科举考试之需已属不易。

清代山东书院藏书是清代山东书院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集聚了官方和民间对于书院教育的众多期望，书院藏书对于地方文化发展、人才培养、社会教化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现代图书馆事业和高校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