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编纂于清代乾隆年间的《钦定四库全书》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化最丰富完备的知识体系，收录了文、史、哲、理、工、农、医等门类的各类古籍，按目录分为经（德文化）、史（历史文化）、子（政工农医百家文化）、集（文学）四部。《钦定四库全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我们要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筑牢推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强的深厚根基。

中华文化独树一帜的“轴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开创德性伦理，是中华文化创造力、价值力、向心力的核心部分，如果以车轮比喻勇毅前行的中华文化，德性伦理则象征着车轮构造中的轴心部分，在车轮的诸多部件中纹丝不动，不会随着车轮一起转动。

德性伦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钦定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目录中，集中诠释德性伦理的书籍归于经部，收录了儒学“十三经”。中华德性伦理思想由孔子开创，饱含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友善、仁爱、正义、守礼、智慧、诚信的美好性德。“经”者，原意是织物上纵向的纱或线，引申出历久不变之义，德性伦理指向人心，决定了人行为处事的价值取向，具有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理论维度。中华文化的德性伦理立足于个体的修身实践，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德性伦理的启用广大无际，由修身推广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精微之处，又反观自身，关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心动念。孟子从仁、义、礼、智“四端”起论，启发个体天性本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化就构建了独树一帜的德治政治文明、和乐礼乐文明、诚信商业文明等以德性伦理为中心的社会交往之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物质富裕，也要精神富有。“德治”是儒者提倡的社会治理方案，旨在让百姓知晓性德之美善，依循仁、义、礼、智、信的美好性德而行为，以优良的民风营造和谐的社会治安。《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感叹以德化民、如沐春风的治理模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如果用政令、刑罚实施治理，百姓只是害怕受罚而不为恶，未从内心止恶扬善；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礼仪来整饬百姓，百姓知晓是非善恶，具备羞耻心，则端心正意，谨言慎行，所以儒者提倡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德治国如同北极星一样居于一定的位置，众星都环绕着它。

中华文化自立自强的“轮辐”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记史传统，历史文化在《钦定四库全书》目录中归类于史部书籍，象征着中华文化自信前行车轮的辐条。车轮的诸多部件构造中，轮辐支撑起车轮的大小尺度，它衔接着车轴与轮辋，代表车轮的张力。中华历史典籍灿若星辰，是支撑中华文化的基础，同时又如同轮辐一般，衔接过去与未来。

尊重历史、敬畏先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态，古人将撰写史书看作一项神圣的事业，甚至需要传承几代人完成一部历史巨著。浩瀚的中华文化书籍宝库中，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正史，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各方面内容，余音荡气回肠。中华文化贯穿着上下五千年的时间维度，过去、现在、未来在历史的连续演进中凝成一股绵延不绝的长绳，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面向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

尊崇历史、铭记历史、适时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经验来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也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党的历史上有三次关于历史的反思决议：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经验教训，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总结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中华文化勇毅前行的“轮辋”

中华文化源于日用民生，政工农医百家文化提倡经世致用，积累了人们生产劳作的经验，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艺术生活。在《钦定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目录中，诸子百家、政工农医、草木虫鱼归类于子部书籍，是中华文化之车轮自信前进的轮辋。车轮的构造体系中，轮辋是车轮与大地直接接触的部件，在中华文化中象征接近百姓人伦日用的组成部分，其应用性、操作性、实效性最强。

古代的生活应用技术门类包含儒道兵法的治国之道，农业生产技术、天文算法类、医家类、术数类、谱录类等。以医学为例，中华医学将天人合一的整体论、系统论思维运用到生命医学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生命医学体系。《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相传为黄帝所作，被称为“医之始祖”。书中积累了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临床实践，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借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黄帝内经》以黄老道家理论为基础，彰显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等综合一体的“整体医学模式”，建立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藏象脉象、经络学说、病机病因、诊法治则、预防养生和运气学说等，奠定了中医学人体机理认识的整体论基础。中医学认为，人体本身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同时人体结构和各个部分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华中医典籍，将哲学与医学有机结合，展现了中华文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与百姓的人伦日用紧密结合的中华文化特质和生命活力。

中华文化天工如画的“车辙”

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文学、诗歌、小说、曲词艺术作品，在《钦定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中归类于集部书籍，是中华文化自信前行车轮印刻出的美丽车辙。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书写中华大地上的慷慨大义、喜怒哀乐、人间百态，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诉说着情感的典雅艺术。

《四库全书》集部以《楚辞》开篇，首倡爱国主义精神。《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面对社会黑暗腐败，屈原满怀愤慨和不满，自述身世、遭遇、心志，歌颂了坚持真理、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被流放后，三年不能和楚王相见，虽竭尽智慧效忠国家，谗言谤语却把他同君王阻隔。那些追求实现理想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祖国的炙热情怀。《楚辞》创造了新的诗体，与《诗经》成为并峙的文学丰碑。作为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在诗坛开创了“浪漫主义”诗风，在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为后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与艺术滋养。

中华文化荟萃百家的“站台”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动中华文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站台广通四方，荟萃五湖四海的车流，自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以来，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理论成果，开创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新气象。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热血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观，坚持人民至上。中华儒道治理思想均崇尚以民为本，重视民情，体察民生。儒家中的“道学”认为，理想的治理者以百姓所思为自身的所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以民意视天意，《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牧民》篇说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是顺应民心，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强观，坚持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了以自信自立为旗帜的革命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为革命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土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面临着一波又一波国内外考验，自强不息、自信自立的斗争精神是引领中华民族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战胜困难的高扬旗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独立自主、自立自信是铭刻在中华文化骨子里的优秀基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儿女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昂扬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时代考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义观，坚定理想信念。屈原爱国正直的高尚节操，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子忠心，岳飞“精忠报国”的侠肝义胆，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国守正，在历史的长河中唱响一曲曲中华儿女正义爱国的交响乐，鼓舞着我们奋进新时代，成为心怀家国大义的追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