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写道：“诗言志，歌咏言。”诗歌动人之处，是因为其发自心声。诗歌不是文人墨客的专属，山野樵夫、普通士卒吟唱的民间歌谣饱含真情，同样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作为后世诗歌源头的《诗经》，便是周代平民百姓的民歌。没有华丽的词章和别出心裁的修饰，《诗经》宛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人，一字一句在朴素无华中感人至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其中真切动人的爱情诗篇。《诗经》并不是爱情诗歌总集，而是一本“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共311篇诗歌。诗歌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反映了当时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百姓的生活状态，广泛而真实地展现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诗经》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其中涉及的内容不止有痴男怨女的缠绵爱恋，还包括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祭祖与宴会、劳动与风俗等各方面，其中的人物涉及贵族、农民、基层官吏、奴隶等各个阶层。
《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内容，另有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诗文只有标题而没有诗文内容。
“风”也被称为“国风”，包含了十五个周代诸侯国和地区的民间歌谣，以简朴的语言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其中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国风”是《诗经》中文学程度最高的一部分，这些劳动者口头创作的歌谣保留了最鲜活的底层民间风味，是《诗经》中最为经典的篇章。
“雅”分“大雅”“小雅”，主要是用于宴会的宫廷乐歌，内容多为祈丰年、颂祖德。“大雅”中包括具有史料价值的开国史诗和政治诗，对于重现当时的政治生活、了解周朝的兴衰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小雅”除国家大事之外，还记录了士大夫和贵族阶层的生活，题材较“大雅”丰富。
“颂”专门记述宗庙祭祀，祭祀对象包括祖先、天地山川、农神等，在对君王的美化和歌颂中，表现出先民的社会理想和时代进程。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诗经》的创作原则。《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充分展示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抒发了人们对待生活的真实感受，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国风”是最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篇章，运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描绘出真实而自然的生活画面，并且正视现实，描写、揭露和批判现实。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经典诗篇《七月》使用铺叙的手法，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记录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以硕鼠比喻剥削者，痛斥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伐檀》一诗强烈地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怨恨，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抒发了劳动者对统治阶级不种庄稼、不打猎，却占有劳动果实的反抗不满。自然流露着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诗经》，具有浑朴自然的纯真之美。《诗经》中的写实精神和朴实自然的风格，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
《诗经》虽是百姓传唱的歌谣，却也具有独特的艺术手法。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赋、比、兴最早记载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对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关系作了解释：“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
“赋”指的是铺陈直叙，也就是将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表现手法。《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赋在《诗经》中的应用极为广泛，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氓》《七月》《采薇》《无衣》《生民》等都是以赋成篇。《七月》运用赋的手法，描述了劳动者一年四季的辛苦劳作，《氓》则记叙了一位女子恋爱、结婚、受虐、被弃的全过程。
“比”即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使得事物的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便是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展现庄姜的美貌。《硕鼠》则是全篇用“比”，全诗将统治者比作贪吃无厌的大老鼠，喂肥了自己，却不顾百姓死活，因而百姓发誓要离开它们，到没有硕鼠的理想国去。
“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兴”字本身有发端的意思，也称起兴。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起兴手法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关雎》开头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人先言眼前的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奠定了下文描写婚嫁的喜悦基调。“赋”和“比”是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但是“兴”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独有的手法。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无邪”二字同时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立言、立行的标准，是后世诗论和文学创作的准则。“无邪”的意思是“归于正”，指的是真情流露、毫不作假，《论语集注述要》中解释道：“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写道“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真性情的诗人才能保持创作的热忱，将发乎真心的纯善传递给读者。孔子极为重视诗在修身方面的重要作用，《论语》中有“兴于诗，立于礼”的表述。《诗经》还对统治者有着劝诫意义。通过“思无邪”的诗歌，世人可以观察治国方面的时政得失，批判统治者的政策措施。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诗经》的“思无邪”还体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发乎情，止乎礼”，儒家认为情感应当恰到好处，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男女关系、青年恋爱都应在“和谐”的分寸之内，符合“礼”的规范，正如《中庸》书中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关雎》叙述的男女之情便有着含蓄克制的中和美。宋儒郑樵解释《关雎》之美，说道：“《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七月》在描写劳动者艰难困苦的同时，也描绘了“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温馨氛围，以美感淡化艰辛，展现出坚韧乐观的劳动者形象。《诗经》中的情感蕴含着理性，中和而不至于极端，对个人情绪的调节和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