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是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名家。他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著述等身，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对于余英时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尽管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具有浓厚的“儒学情结”。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具有如此关怀？我们认为导致这一思想趋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早年“乡居九年”对儒家文化的内在参与，师从钱穆、任职新亚书院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认同，居于美国所导致的中国情结的强化等诸多因素是他“儒学情结”形成的重要原因。充分认识余英时“儒学情结”的形成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学术思想亦有着重要意义。

一、“儒学情结”的内在参与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1月生于天津，幼年曾先后在北平、开封、南京、安庆等地居住，但时间都不长，记忆也很零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余英时“从安庆逃难到故乡潜山县官庄乡”。九年的乡居生活，对他的个人生命和学术生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余英时曾多次提及。在《“天地君亲师”的起源》一文中他写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随伯父一家从安庆移居祖籍潜山县的官庄乡，一直到九年以后（1946年夏天）我才重回到城市，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九年乡居生活之赐”。（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在《现代儒学论》自序中他写到：“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乡居凡九年……儒家文化……仍支配着日常的社会生活……对我个人而言，传统儒家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用人类学的套语说，我曾是这一文化的内在参与者。”
    余英时“乡居九年”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他回忆说：“从民国二十六到三十五年，完全是一个乡下孩子，从未接触到现代的知识和思想。”“只在私塾临时中学等处断断续续上过两三年的学”，但“读书知识大概主要从看旧章回小说中得来”。抗日战争的末期，在桐城县住过一年，受“斗方名士”的影响，对于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在余英时看来，九年乡居生活虽没有学校可读，却因此读了一本更珍贵的无字社会书。他曾经说过：“在乡下过日子与在大城市念书不同”，“就像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跑到一个岛上，才发现手中的材料都不可靠，因为书斋里想象出来的社会，跟任何一个真实社会比较，都有很大的距离”。官庄常年保持原来的状态，是中国传统农村的代表。乡村的家庭组织，人际关系的稳定，使成长中的余英时深刻体会到了中国的人情世故。他自己认为：“中国农村其实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而不是“礼教”在“吃人”。（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就笔者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尽管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也有此同感。
    从余英时乡居生活的感受，不难证实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经历将对他的“儒学情结”产生深刻影响。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点看，“内在参与”、“早期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余英时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力图从历史角度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一根本关怀的起点，应当追溯到“乡居九年”的生活。如果进一步考察明清以来潜山、桐城的乡村风俗，笔者相信还会有与余英时的学术思想有“暗合”之处。天柱山的李白、苏轼、王安石儒学人物诗文和佛、道教的古迹，在余英时写《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史学名著时会或明或暗的显现。笔者在此无意比附，只是早年的生命历程会在人生不同的时期有所反响。所以我们认为，没有“乡居九年”的生活，余英时的“儒学情结”会有很大不同。
    抗战胜利后，余英时开始喜欢文学，主要是小说，如《罗通扫北》、《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对于《红楼梦》，他嫌情感世界太复杂。对于新文学，他也没有太多的感觉。起初只知道有一个胡适，那不是因为胡适的名气，而是因为胡适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幅字挂在家里。后来余英时去了北平。北平对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最重要。尽管他受到“五四”思想的影响，但在他看来，梁启超给他的影响最深，胡适次之，鲁迅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刺激。从梁启超那里他得到一种启示：必须去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学术思想史，这种理解和为理解而从事的研究，必须是超越现实效用的。我们决不能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历史。这一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在胡适那里得到进一步加强。胡适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梁启超之上，余英时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必须同时要对西方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认。（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他的这种认识，始终贯穿于其学术著作之中，也是其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
    对于北平，余英时有着特殊的感情，1947-1948年他在北平居住时，最喜欢做得事就是去琉璃厂、中央市场书店，一去就是一天。他认为，自己对历史、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追求的兴趣，大概也是1947至1948年。笔者在此指出这一时期对余英时的学术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也是他“乡居时代”的一种文化认同和延续。

二、“儒学情结”的师承传递

    1950年春，在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余英时到香港探亲，他的父亲余协中要他留在香港，跟钱穆学习。当时钱穆刚刚创办了新亚书院。知遇钱穆，是余英时学术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中，他详细回忆了自己早年在香港跟随钱穆学习、生活的经历，可谓感人至深。得知钱穆去世的消息后，余英时“悲痛之余，心潮汹涌”，立即打电话到钱府。余先生曾指出：“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所驱使。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对于余英时而言，钱穆具有生命塑造者的作用。他说：“因为这几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且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以致余英时说：“在美国教学和研究已三十年，钱先生的著作当然是和我的工作分不开的”（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钱穆早年的学生严耕望认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甚多，余英时最杰出。”(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田浩也认为：“我从他们师生两个人身上辨认出了一些相似之处，他们均以考证和历史分析著称，最终都将注意力转向了大规模的朱熹研究。”（田浩：《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1952年夏初，余英时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三位）之一，次年在钱穆创办的研究所读研究生。1955年春天，哈佛燕京学社接受了新亚书院的推荐，余氏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访问一年。由于没有护照，直到1955年10月以“无国籍之人”的身份到达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开始了学术生命的又一转折。
    对于钱穆及新亚书院，余英时还有一段经历。1973—1975年，余英时回港任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这一时期对他人生和学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在1975年7月，余英时离港去欧洲旅游后返美，这一时期的心境感受在《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中曾有流露：“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每晚撰写此稿其实并无意要从事什么严肃的著述工作，我不过是借文字工作来忘掉白天行政杂务的烦恼，以保持内心的宁静而已。过去这一年也需要算是我平生最多纷扰的一段岁月，而此稿的撰述适与之相终始。”这段文字写于1975年9月22日，是对刚刚过去的岁月的最真实流露。这一段经历对余英时的“儒学情结”有着转折性的影响。何俊在《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序言中也指出：“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在70年代有一个明显变化……促成这个变化的契机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亚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任职，……虽然服务两年后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约定，且这两年的服务也令他身心疲惫，但深藏于他心中的中国感情似乎更被触动，更需要合理的安顿。”

三、“儒学情结”的域外发展

    余英时到了美国之后，“中国情怀”则更显突出。所谓“中国情怀”，是指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怀念情结，海外华裔学者对此感触颇深。余英时曾这样表达：“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上）他还专门写了《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一文。此外，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成为余英时产生“儒家情结”的外在因素之一，其中费正清及其领导下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对这一发展功不可没。
    在美国定居以来，余英时的“儒学情结”使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1955年，余英时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继续跟杨联陞攻读博士学位，1961年获历史学之哲学博士学位，留美任教。1962年发表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1978年，他作为美国对华学术交流会“汉代研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了中国，并于1981年发表了《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除了这次访问的报告还收录了《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更加关注现代史学。在这次访问期间，余英时表现出了对理学的兴趣，在与任继愈交谈时，他认为“理学的传统在思考的范畴方面，而不是思考的内容上，其学术力量远没有丧失”，希望中国学者能更严肃地对待理学，而不是仅仅在政治上指责它。（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田浩认为余英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对朱熹的理学发生了兴趣，事实上这个时间要更早，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力作《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是“带着寻找文化特色的问题进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他自己认为其专业是“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史”。（《余英时文集》六卷本总序）就已发表的论文看，大致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所涉及的方面也很广，包括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汉代）等。田浩指出余英时“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汉代，对明清之际思想史也很关注；80年代以后关注宋史”。余英时还有许多涉及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著作，这些仍然是关于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如果从历史观点看，余英时的早年史学兴趣主要是社会经济和中外交通史、思想史，且主要是汉代，如1962年的《东汉生死观》，1967年的《汉代贸易与扩张》。70年代主要关注明清思想史，如《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城》、《历史与思想》等；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后更加关注中国现代史学，近现代思想史和儒学史的研究，如《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余英时曾经对自己的史学和学术进行过这样的总结：“中国文化必须按其自身的逻辑并同时从比较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在我对从古代到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我总是将焦点放在历史阶段的转变时期”。（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余英时“儒学情结”发展的空间转变看，大致有这样几个时期构成：官庄乡居、北平时期、香港转折、留学美国、回港任职、返美任教。从“儒学情结”的学术领域看，大体由汉代社会经济与中外交通史，思想史—明清思想史—现代史学和宋代政治文化史。一以贯之的是，研究古代儒家文化始终以其现代发展为旨趣。因此，只有全面认识余英时“儒学情结”的成因，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和分析其儒学思想。（作者：路则权，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副研究员 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