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曲阜碑刻主要是在由汉至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在曲阜这方特殊文化空间中形成的特殊文献。其撰写、刻立者一般是帝王、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孔子后裔，事迹涉及祀孔、修庙、优渥孔子后裔等一系列尊孔崇儒举措，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官修”儒学史。碑刻集中展现了儒学与中国历代政权的互动，也是对传统儒学史的有力补充。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碑刻是孔子之道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承载者与传播者，是其历经两千多年绵延发展而不绝的见证。
曲阜孔庙成化碑
在由汉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多数作为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历代尊孔崇儒之风由此日趋兴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政治教化”为主题，儒学与政权、士大夫与民众、政治与社会等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作为孔子故里，曲阜尤其是曲阜阙里孔庙，成为历代朝廷传达治国理念、宣示儒家教化的重要平台。其间，大量的碑刻作为记载、传达、宣示的载体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儒学与历代中国社会互动关系的历史见证。和历史上大量的传世典籍文献相比，曲阜碑刻数量较少、记载内容相对单一，而且不便移动，更不可携带翻阅，然而也正是这些特殊之处，使得这批石刻文献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儒学文献中，显得价值尤为特殊与显著。
和传世儒家典籍文献多藏之于书阁、置之于案头不同，曲阜碑刻被竖立、保存于以阙里孔庙为代表的曲阜这方特殊的文化空间中。
曲阜历史文化悠久，是周朝封国鲁国的国都，第一任诸侯王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左传·定公四年》载成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由此可知鲁国建立以前，曲阜一带既是古传说中的东夷氏族首领少昊活动的地区，又是中国早期文明政权商朝所统辖的区域。据文献记载，曲阜还一度是商朝都城，直到第十九位国君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此外，文献记载太昊、炎帝、黄帝、颛顼等古代帝王也曾活动于曲阜一带。这些记载与古史传说，都表明曲阜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鲁国建立之后，周王室为褒周公之德，特许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还可“得立四代之学”，拥有四代之乐，等等。这使得鲁国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中保存宗周礼乐最为完备的国家。《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聘问时，在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后，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此外，《左传·襄公十年》也记春秋时期有“诸侯宋、鲁，于是观礼”的说法。显然，周公制礼作乐对鲁国影响深远，伯禽及其后人遵照周公之志，将宗周的礼乐文明推行、传播于鲁国地区，由此使得鲁国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成为保存周代礼乐最为完备的诸侯国。
悠久的历史、完备的礼乐文化，为孔子思想的产生和儒家学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曲阜逐渐形成了众多与古代帝王相关的文化遗迹，如黄帝诞生地寿丘、少昊陵、周公庙等。这些文化遗迹地处曲阜，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的同时，也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悠久与厚重。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生于斯，葬于斯，此地形成了以孔庙为代表的供后人纪念、缅怀孔子的儒家文化遗迹。鉴于孔子与儒学的地位，以及孔庙与孔子祭祀的象征意义，曲阜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于政治、文化，还是信仰都具有重要意义。
孔庙本为孔子后裔及其弟子祭祀、缅怀孔子的家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据此可知，孔子去世之后乃至汉初二百余年间，在鲁城曲阜，祭祀孔子、儒礼讲习等活动不断，除“孔子冢”，又因宅立庙。这时候的孔子庙虽为家庙，但“藏孔子衣冠琴车书”，供人缅怀凭吊。
汉代以来，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获得与孔子地位的提升，祭孔之礼与孔庙规制亦获得长足发展。西汉时期，汉政权给予孔子后裔世袭爵封，赐以食邑，使其代表国家祭祀孔子，孔庙由“私庙”逐渐转化为“官庙”。同时，祭孔之礼也超出私家血缘性祖先祭祀的范畴，逐渐演变为主祭孔子并以历代儒家圣贤从祀的国家祀典。此外，魏晋以来，孔庙作为礼制性建筑，逐渐走出阙里，设立于京畿国学之中；至唐太宗时，又下诏在州、县学遍设孔子庙。由此，孔庙上达京师，下至地方州县，遍设于天下。
在上述这些发展与变化中，孔庙尤其是曲阜阙里孔庙，在中国传统社会担负起重要职责，且具有多重象征意义。
首先，孔庙的官庙性质，以及孔子祭祀被纳入国家祀典，使得孔庙成为历代政权表达、宣示其正统思想及文化认同的重要场所。
其次，孔庙祭祀以孔子为主祭，以历代儒家圣贤为从祀，是祭祀传统中国儒家圣贤的庙堂，这使其成为传统社会宗师仲尼的儒家士人精神与信仰的空间。
最后，孔庙也是古代社会重要的教化之所。孔子生前德学兼修，是知识渊博的智者，更是道德的楷模，他开门授徒，首先看重的是弟子们的人格培养与道德教化。汉代以来，经孔子整理编修、承载着孔子思想主张的《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儒家文献被官方确立为经典，成为传统社会士人学习进阶的必读之书。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也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因此，在祭祀孔子的庙宇中，在其庄严肃穆的建筑与氛围中，每一个身临其境者心中自然也会生发出“想见其为人”和“祭如在”之感叹与感受，进而产生催人向上的心灵激荡。魏晋以来推行庙学合一制度，尤其是唐代规定在国子监及府、州、县各级学校建孔子庙，都是出于孔庙祭祀对人所产生的教化功能。
在曲阜这一特殊的空间里，碑刻作为重要的一部分也融入其中，而且以能记述、会讲话承担起特殊的使命。
曲阜尤其是孔庙的特殊地位，使得古代能够进入孔庙拜谒、瞻仰孔子者大都不是一般的民众，能撰写、刻立石碑，尤其是将其人其事载入石碑者，更有着不平常的身份。综观曲阜所存碑刻，碑文撰写、石碑竖立，以及碑文记载者，主要是以下几类人群:
(一)历代帝王
曲阜所存石碑，有一部分或是由帝王亲自撰写并命人刻立的，或是由孔子后裔刻立的，以记载帝王加封尊崇孔子、敕修孔庙、优渥孔氏后裔等尊崇举措的敕令、诏书等。
孔子与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地位，以及孔子祭祀之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意义，吸引着历代帝王前去曲阜拜谒、祭祀孔子。据载，历史上有十二位皇帝共十九次到曲阜孔庙祭祀，汉代高祖、光武帝、明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代高宗、玄宗，宋代真宗，清代圣祖康熙帝、高宗乾隆帝，都曾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其中，一些帝王刻碑作记，记载他们的谒孔之举，阐发对儒学的认知。例如，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曲阜谒祭孔子，留下《孔子及从祀先贤先儒赞碑》《大中祥符元年文宪王赞碑》等碑刻；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亲临曲阜祭孔，有《御书过阙里诗碑》《阙里古桧赋碑》《御题万世师表刻石》等；乾隆皇帝曾前后八次到曲阜，是留下碑刻最多的帝王。
除亲至亲书之外，曲阜碑刻中更多的是一些帝王未亲临曲阜而颁布的加封、尊崇孔子及优渥孔子后裔的诏书、敕令，还有御制祭文等。例如，《乾封元年大唐赠泰师鲁先圣孔宣尼碑》碑阴，刻有唐太宗封孔子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诏、唐高宗准皇太子弘表请建阙里孔庙碑诏、皇太子弘表；《太平兴国八年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是宋太宗命时任翰林学士的吕蒙正撰文，翰林待诏、书法家白崇矩书写；《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诏碑》，所刻为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弘治十六年重立洪武四年定诸神号诏碑》，所刻为明太祖去除岳镇海渎等诸神神号，但保留孔子所有封爵的诏书；《成化四年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为阙里孔庙重修之后明宪宗赞颂孔子之碑；等等。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御制碑，曲阜孔庙于金明昌六年(1195)建造碑亭。其后，御制碑逐渐增多，御制碑亭也随之增加，至清代共建造了十三座。这些碑亭位于奎文阁后的孔庙第六进院落中，称为“十三御碑亭”。十三座碑亭南八北五，分两行排列，其中南排中央两座为元代所建，元代碑亭两侧的两座为金代所建，其余为清代碑亭；北排五座均为清代建筑，分别建于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这十三座碑亭，矗立于曲阜孔庙之中，于肃穆无言中记录、彰显了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
(二)中央官员
帝王之外，曲阜碑刻的刻立、书写及记载者，大部分为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这主要是因为孔庙祭祀除皇帝亲至鲁祭祀之外，更多的是遣官祭告和遣官致祭。
孔子庙祭告，是国家有大事时皇帝派遣官员到文庙告知的祭祀。据学者考证:“祭告始于唐代，乾封元年(666)因追赠孔子为太师、维修曲阜孔子庙和免除孔子长孙赋役事派遣司稼卿扶余隆专程到曲阜孔子庙祭告。元代祭告大兴，皇帝登基、追封孔子、改变文庙祀典、维修文庙都要遣官祭告。……清代祭告最多，平定叛乱、祈求丰年、皇帝登基及逢大庆、皇帝或皇太后逢十大寿、皇帝南巡、皇帝及太后升配礼成、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为王、立国储、立正宫、孔子庙大成殿上出现庆云都遣官祭告。”这些祭告官，有时候是皇子，更多时候是中央官员。
遣官致祭，是皇帝派遣官员到文庙作为代表祭祀孔子，除遣官至国子监文庙致祭外，也遣官至曲阜致祭，“遣官曲阜致祭始于北魏皇兴二年(468)，献文帝派遣中书令高允到曲阜孔子庙以太牢致祭。唐宋金三朝遣官致祭很少，元末最频，惠宗每隔几年就遣官致祭一次。明清遣官致祭仍然很少，明弘治十二年(1499)、清雍正二年(1724)曾遣官慰祭，都是因为孔子庙遭受雷击被焚”。作为皇帝代表的致祭官，大多是中央重要官员。
遣官祭告和致祭，使得历代至曲阜的中央官员络绎不绝。前来祭祀的中央官员，是帝王的代表，所传达的是帝王旨令。因此祭祀一事，于帝王政权是崇儒重道，于孔氏后裔是恩宠优荣；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孔氏一族，往往要书诸典册，并刻石以记，这正如《康熙三十四年幸鲁盛典告成记碑》记载:“爰考汉唐以来，迄于昭代，凡有事阙里者，必勒石以书姓氏。”因此，曲阜碑刻中，多有古代中央官员题名的石碑。
(三)地方官员
曲阜碑刻的刻立、记载者，有一部分是地方官员。《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言汉初高祖祭孔之举，引得后世官员纷纷效仿，尤其是管理鲁地与曲阜当地的官员，赴任之前往往先去祭祀孔子。曲阜碑刻中的一部分，正是由管辖曲阜一地的官员，以及赴周围地区上任而途经曲阜的官员祭谒孔子时所作。例如刻立于东汉灵帝时期的《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记载鲁相史晨“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至元十六年奥鲁马公谒庙记碣》记载:“中顺大夫济宁府知府兼管诸军奥鲁马公莅政之初，按行州县，时至阙里，展谒至圣文宣王林庙。”在这些碑文中，除记载这些官员至阙里林庙拜谒孔子之外，主要是记载当地官员在祭孔、修庙、理政等方面的功绩；也有的是由当地官员的门人、弟子或同僚刻立以称颂其在基层治理中采用儒术、仁政而有功于当时社会的，例如《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大业七年陈叔毅修孔子庙碑》，都记载了当时基层官吏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效果。这些碑刻也向后世展示了历史上基层官吏的治政之方。
(四)孔子后裔
除各级官员外，曲阜碑刻的刻立者多为孔氏后裔，其中包括袭封衍圣公、曲阜县尹、孔氏族长及身居要职的孔子后裔。
自汉代始，孔子后裔就接受国家爵封，除执行一贯的“家祭”之外，还代表国家进行管理孔庙、祭祀孔子等事宜。这一方面是慎终追远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承传孔子之道的担当与荣光。因此，以衍圣公为代表的孔氏后裔，多留心记载历代与孔子祭祀、尊孔崇儒相关的事迹，对于重要之事，除书之典册外，还刻碑勒石，立于孔庙等的重要位置。他们是曲阜众多碑刻的记录者与保存者。
曲阜碑刻主要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儒学的态度。幢幢石碑，贯穿了由汉至清两千多年间的中国历史，也贯穿了儒学在传统中国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曲阜碑刻是儒学发展的具体体现与缩影，与政权密切结合，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官修儒学史”。
(一)以历代政权尊孔崇儒为主线
综观曲阜碑刻，尊孔崇儒始终贯穿于由汉至清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而且尊崇的规模与规格呈现出逐渐增大、增高的趋势。然而，对照历史发展与曲阜所存碑刻，又可看出历史上尊孔崇儒之反复。以曲阜碑刻观之，历史上的尊孔崇儒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基本符合治世尊孔、乱世反孔的规律。
中国历代政权的兴亡更替都是在“治”“乱”之间进行的。对于历史上政权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一些学者分析总结出“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的规律。曲阜碑刻所体现的尊孔崇儒，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单从时间分布和数量分布来看，曲阜碑刻多出现于国家(政权)统一、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金元之际等封建割据严重、战乱纷扰、政权更迭不断的时期，碑刻数量就比较少，甚至没有。虽然根据史籍记载，战乱时期的一些政权也实施过尊孔崇儒举措，但没有反映在碑刻上，其中有诸多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社会混乱所致。相反，每当乱世结束，新的政权初定天下，尊孔崇儒的碑刻多会出现，且随着政权愈加稳固、政治愈加清明而越来越多。像《太平兴国八年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是北宋在击败北汉等五代十国残余割据势力基本统一全国之后，宋太宗为“光阐儒风”、兴修文教，而诏修孔子庙时所立。蒙古于元太宗六年(1234)灭金，取得包括曲阜在内的北方地区的统治权，在此期间，元太宗命人访求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并封其为“衍圣公”，令其修缮孔子林庙等，并给予孔氏后裔免除差役赋税等优渥措施，这些尊孔举措体现于蒙古初期的《元太宗九年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元太宗十一年褒崇祖庙记碑》等碑刻。具体到一个朝代也是如此，帝王作为、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期，碑刻就较多，例如宋代的真宗、仁宗、哲宗在位期间碑刻较多，统治者对孔子及其后裔的尊崇措施也多，而且从这一时期逐渐增多的谒拜题名碑碣中可以看出，各地官员儒士至鲁谒拜孔子蔚然成风。再如元代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文宗等朝碑刻也比较集中。因此，从这些碑刻的时间、数量分布，都可看出中国历史上治世尊孔这一鲜明的特色。
第二，乱世也有尊孔之举。
自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以来，推尊孔子、崇尚儒学，成为一个政权标榜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志。值此之故，在历史上多个政权对峙的乱世，各个政权也并非不注重尊孔崇儒。例如，在汉末割据中崛起的曹魏政权建立后，天下仍处于割据状态，不久又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权对峙局面，为标榜其政权合法性，其采取了一系列的尊孔举措，如《黄初年间鲁孔子庙之碑》所载“褒封宗圣侯”“修建庙学”等。再如南北朝时期，除南、北方政权相互对峙之外，双方内部也是政权更迭不断，这一时期的尊孔崇儒活动却比较频繁:永明七年(489)，南齐武帝立孔庙于京畿建康；同年(太和十三年)秋七月，北魏孝文帝亦于京师(平城)立孔庙。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孝文帝又亲至阙里，祭祀孔子庙，为孔子起园柏，修坟垅；诏封孔子后裔孔灵珍为“崇圣侯”。天保元年(550)，北齐初立，文宣帝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令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太平二年(557)，梁敬帝则下诏议立奉圣之后，并对孔子庙堂予以修缮。这些尊崇之举，由于南北分裂、社会动乱等因素以碑刻形式保存下来的比较少，但根据史籍记载，以及曲阜现存的《正光三年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少数碑刻，仍可见这一时期的尊孔崇儒之举。
第三，少数民族政权尊孔崇儒更加隆盛。
曲阜现存碑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主要有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满族建立的清)刻立的。按照骆承烈先生《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所辑录的1025块石刻，其中，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的就有464块，占了将近总数的一半。另外，曲阜孔庙中的十三座御碑亭，均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建立。其中南排八座中的东起第三座、第六座建立于金代，第四座、第五座建立于元代，其余四座为清朝时期所建。北排五座均建立于清代。仅从碑刻及御制碑亭的数量上，就可见少数民族政权尊孔之隆盛。和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相比，汉、隋、唐、宋这几个时期的碑刻数量相对较少。
此外，从碑刻的内容来看，少数民族政权对孔子也极尽尊崇。例如，《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诏碑》载，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此封号是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号中最为崇高者。清代碑刻也记载了康熙帝、乾隆帝亲至曲阜孔子林庙祭孔之事，尤其是乾隆帝，前后共八次至曲阜祭孔，且行三跪九叩之大礼，将对孔子的尊崇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清代在孔子祭祀规格、孔庙修建规格、对孔子后裔的优渥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些林林总总的尊孔举措，无不显示出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尊孔之隆盛。
总而言之，曲阜碑刻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以“尊孔崇儒”为主线的儒学史，且具体而鲜明地显示出历代政权尊孔崇儒之特色。
(二)集中展现儒学与政权的互动
曲阜碑刻所记载的“尊孔崇儒”，体现的是政权对于孔子、儒学的推尊。毋庸置疑，正是在政权和儒生们的助推下，儒学由先秦时期的诸子学之一跃居国家的正统思想，而孔子的形象，从汉至唐，也“由一介有教无类的夫子，逐渐蜕化成‘帝王师’，最后汇归为‘万世道统之宗’”。同时，孔子与儒学，也以其丰富、系统、适应中国社会的思想理论与治世之功，指导、保障着历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由此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绵延不绝与不断壮大。巍巍孔庙，幢幢石碑，展现的正是儒学与政权之间两千多年来的不懈互动。
首先，孔子、儒学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获得各项制度保证，地位不断提升。从曲阜碑刻记载可知，自汉代起，孔子就成为“为汉制作”“为汉定道”的圣人，祭孔仪式、孔庙管理也逐渐纳入国家范畴；曲阜孔庙的建筑规模、建筑规格等在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下不断提升；孔子后裔的爵封、待遇不断提高……这一系列的尊孔崇儒举措，是儒学在国家、社会层面获得尊崇的具体体现。
其次，孔子、儒学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理论学说，有助于政权稳固与社会的有效治理。这从碑刻所载历代对孔子的赞辞中明显可见。例如汉碑中的“为汉定道”，唐碑中的“君长万叶，毕归心于素王”，金碑中的“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明碑中的“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清碑中的“治统缘道统而益隆”，表达的都是孔子之道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曲阜碑刻这部“儒学史”，是儒学与历代政权互动的具体见证。
(三)传统儒学史的补充
众所周知，现存的许多中国儒学史的撰写，往往以重要儒家人物的思想理论为发展脉络，而曲阜碑刻上的这部“儒学史”，显然与传统的儒学史有很大不同，它以独特的记载方式与记载视角，侧重反映了孔子之道、儒学在传统社会实践尤其是与政权互动层面的状况。相对于传统儒学史，这一补充可以丰富儒学史内容，使儒学史更加具体与生动。
曲阜碑刻记载了众多历史人物及其事迹。这些人物当中，既有帝王、公卿士大夫等传统社会的高层精英，又有地方基层官吏，还有孔氏后裔、文人学士，甚至也有一些普通民众。他们虽然未如历代大儒那样在儒学学理的探究与发展上做出重要贡献，却是儒学由学术落实到社会实践，进而进行治国理政、宣风敷化、引领社会的重要推动者和践行者。像诏立各御制碑的历代帝王，他们在孔庙竖立石碑以记载他们对孔子之道的评价，是当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尊孔崇儒的最直接体现，此举必然成为引领儒学发展的风向标，同时也推动了儒家理念向社会民众的传播与渗透。如元初给予孔氏家族各方关照的地方士绅严实，“竹林堂头简老”“长春公大师萧公”等佛、道二教的首领，他们在儒学发展不振的时期，以自己的能力，助推孔氏家族的延续与儒学的复兴。再如碑刻中记载的乙瑛、韩敕、史晨、张猛龙、陈叔毅等地方基层官吏，他们的生平事迹，除碑刻之外，传世文献涉及很少，甚至没有，但他们或在孔庙的修建与管理方面恪尽职守，或“阐弘德政”“宣风敷化”，在社会治理中践行孔子之道。还有孔宙、孔谦、孔道辅、孔元措等孔子后裔，他们秉承祖志，“祖述家业”“绍圣作儒”，自觉承担起传承与弘扬孔子之道的职责。
这些人物及其事迹，大多没有出现于一般的儒学史记载之中，但他们的确在儒学发展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儒学历经两千多年而绵延不绝，经久不衰，除历代经师、大儒在学理上的探究与推动之外，更离不开以帝王为首的各级官吏在实践层面的推动。碑刻记载的这些人物及其事迹，正是传统儒学史的有力补充。
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文庙祭祀止行于曲阜孔庙而天下不必通祀，遭到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等人的反对，程徐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程徐此言，对于历代中国孔子祭祀的功用，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历代中国以孔庙祭祀为主的尊孔崇儒，旨在表达对孔子之道的认同与尊崇，并由此强化、传播孔子所确立的价值观，以此达到人心统一，社会规范，国家和谐有序发展。“丹青所以图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曲阜碑刻作为曲阜孔庙的一部分，更以其“能说话”“会讲述”，担负起这一重要职责。
（一）曲阜碑刻记载历代政权对孔子之道的认同与尊崇
综观曲阜碑刻，由汉至清，都体现着古代中国对孔子之道的认同与推崇。东汉时期的《礼器碑》中称“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史晨碑》亦称孔子“主为汉制，道审可行”；曹魏政权所立《鲁孔子庙之碑》感叹孔子生前“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唐《开元七年鲁孔夫子庙碑》赞辞中称颂孔子“元功济古，至道纳来”；宋太宗诏令吕蒙正所撰《太平兴国八年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中称赞“昭昭焉，荡荡焉，与日月高悬、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金《承安二年党怀英撰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中称“期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以为兴化致理，必本于尊师重道”；元《大德五年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记载元成宗崇奉孔子诏书曰“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明《成化四年御制重修孔子庙碑》中更是开篇即称“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清代《康熙三十二年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刻立康熙之言曰“盖深惟孔子之道，垂范今古。朕愿学之志，时切于怀”。
以上对孔子之道的称颂，或出自御制碑，或出自代祀碑，或为地方官吏呈奉给帝王的奏章碑，因此，这些对孔子之道的认知与称颂，体现的是当时政权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态度。从这些认知与称颂中，可知历代政权认同孔子之道对于国家治理、社会教化的重要作用，并以其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予以遵循与崇奉。这些碑刻，如同一双双超越时空的高高举起的手，表达、宣示着历代政权对孔子之道的选择与认同。这些表达与宣示，在曲阜、孔庙等特殊的文化空间里，意义尤为显著，它们昭示着当时社会的文化正统之所在，引导着当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
（二）曲阜碑刻是宣扬、传播“孔子之道”的载体
曲阜碑刻记录了历代对孔子思想的践行与宣扬。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国家的律令政策、选官制度等都与“孝”结合起来，由此，“孝”成为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曲阜汉碑之内容也体现并强化“孝”道。例如，《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载所选首任孔庙百石卒史孔龢，除符合“年四十以上，经通一艺”等要求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事亲至孝”。另外，《永兴二年孔谦碑》记孔谦“长膺清妙孝友之行”，《延熹七年泰山都尉孔宙碑》《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载孔宙、孔彪、孔褒都曾“举孝廉”。显然，汉碑所载既是当时社会倡导“孝治”的反映，又通过碑刻这一特殊的传播载体，向社会宣扬了儒家的“孝道”。
再如，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道二教发展兴盛高涨的时期，此对儒学的冲击非常严重，甚至使得西汉以来儒学在思想界的一统局面被打破。曲阜《神龟二年魏兖州贾使君之碑》《正光三年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兴和三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乾明元年郑述祖夫子庙碑》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竖立的。碑文虽是对贾思伯、张猛龙等地方官吏的称颂，但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褒扬。这些官吏在社会治理中践行儒家治理理念，“礼义用兴，关境怀仁”，“治民以礼，移风以乐”。“仁”“礼”“义”这些儒家理念不仅充斥于曲阜孔庙，而且通过地方官吏的礼乐教化渗透于社会。可以想见，在儒学遭受佛、道冲击，孔子之道与儒家信仰遭遇危机之时，这些石碑刻立于孔庙，其价值与影响不言而喻。
除了以上所举两个时期的碑刻，实际上，曲阜其他朝代的碑刻，也都承载与昭示着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对孔子之道的宣扬，虽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着重点，但由汉而清，历代不绝，由此连贯了整个传统中国时代。这些碑刻，是孔子之道历经两千多年绵延发展而不绝的见证，更是孔子之道有力的传播者与推动者。
综观以上，曲阜碑刻作为产生、存在于曲阜这一特殊文化空间里的产物，其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当然，这一特殊性，也使得曲阜碑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碑文主要集中于历代尊孔崇儒等事项，内容较为单一，无法全面反映儒学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此外，历代统治者以获取政权合法性、维护政权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尊孔崇儒，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真实地反映儒学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与发展状况。相较于其他朝代，元代碑刻数量增长明显，且据碑文记载元政权对孔子的尊崇大大超过了前代，实际上，儒学在元代的真实状况并不像碑刻数量和所载尊崇之举体现的那样，而是处于相对低迷的时期。这就需要我们既重视碑刻记载，又不盲从于碑刻，而是将碑刻与史籍记载相互对照，探究儒学发展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