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阶级社会的治国之道,孔子认为只有两种:一是夏商周六君子的治国之道,聪明智慧,公道公平,利人利己,君子获取私利的方式和尺度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故其人为“知(智)者”,其行为“利仁”,其德为“大德”。二是春秋君子的治国之道,客观上或许利国利民,但主观上本质上均极其自私自利,愚蠢虚伪,主要表现有四:或醉心于小名声小成绩小长处,或仅仅忠于职守,或恪守礼仪而不知大义,或仅仅修身齐家洁身自爱,故其人为“君子而不仁者”,其行为“强仁”,其德为“小德”。“大德”方为万世不变的治国之道,“小德”虽可迷惑自己和他人,却不可能真正治理国家,造福苍生。以最近几千年中国治国实践而论,孔子所论不虚。
在“天下为家”时代,君子道德有大小之分,“大德”特指仁德君子造福苍生的治国之道,“小德”特指自私自利、不仁不义君子的若干小长处,孔子称后者为“君子而不仁者”。(《论语·宪问》)这是孔子的见解,也是中国几千年来辨别真假君子的基本标准,至今仍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故需仔细辨析。
国家治理固然无比复杂,原理却非常简单:创造利益,分配利益,务必公道公平公正。孔子认为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治国之道就很简单:他们都想为自己谋取巨大而长远的私利,但都明白一个挑战自私自利人类本性的道理,君子必须与芸芸苍生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真心实意为苍生谋取公利,君子自己才能顺利获取私利,而且获利尺度和方式都要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苍生公利和君子私利才能都有保障。孔子称这种聪明智慧、利人利己的治国之道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称赞六君子其人为“知(智)者”,其行为“利仁”,其治国之道为“大德”。
孔子总结的六君子治国之道,与夏商周“天下为家”的社会现实,与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明显有矛盾。笔者认为,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既与三代历史有关,又与三代历史无关,其实是孔子熔铸了三代历史和自己的政治智慧、政治理想,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崭新的理想的治国之道,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孔子立新王之道”。
下面先从三个方面,简单谈谈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如何与三代历史有关。
其一,与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有关。蒙文通先生《古史甄微》、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均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即已初步形成西北羌戎、南蛮和东夷三大族系。夏商周进入青铜文明时代以后,华夏民族又进一步融合,例如三代天王都分封五帝子孙做诸侯,商封夏人子孙,周封夏商子孙,先秦文献均称“赏善”,案例甚多。华夏民族的大融合,除了与进入父系社会,必须实行族外通婚有关以外,与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一望无际、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刀耕火种”,非常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冲积平原关系密切。春秋时代以前,许多氏族部落先后都发展到这里。但黄河冲积平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黄河落差突然变小,水利水害并存;二是无险可守,防范游牧民族抢掠是个难题。各氏族部落必须团结一心,守望相助,方可享受黄河之利,避免黄河之害。据《礼记·明堂位第十四》记载,三大族系在周初已大体融合为华夏民族。即使当时经济文化大大落后于华夏的蛮夷戎狄,也与华夏多有血缘、地缘、语言、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说,六君子治国其所以情愿公道公平,利人利己,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治理的其实大都是自己的亲族、戚族和邻居。《明堂位》记载,周公平定东夷叛乱后,在明堂召见的天下诸侯,包括周家诸侯,古老文明氏族的诸侯,蛮夷戎狄的诸侯,这说明当时政治、军事已经统一;周公制作礼乐,说明当时政治、宗教、礼乐制度开始统一;周公统一度量衡,说明当时经济开始统一;此外《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祖先正考父找周太师校阅《商颂》音律,《论语》记载孔子在正式场所说“雅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平日说“吴侬软语”的吴国公子季札欣赏用“雅言”演唱的“周乐”毫无问题,可知周代推行普通话已久且成效卓著,这是天下文化融合的重要证据。这就是说,六君子治理的主要是正在不断融合的亲族、戚族和邻居,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正在逐步形成血缘、地缘、经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六君子治国具有公道公平、利人利己的“大德”,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其二,与商周实行宗法制、君子治理的平民百姓大多是自己的远亲有关。贵族妻妾众多,子孙自然就多,为了有序传承权力和财富,防止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荼毒生灵,殃及自身,大约商朝晚期开始尝试实行“宗法制”,规定每位贵族只能有一位嫡妻,立一位宗子(通常是嫡长子),宗子才能继承君父的政治、宗教、经济权力,余子全部下降一档分封。周初再次确认,周公带头遵守,这一制度一直影响到清末。于是历代贵族的绝大部分子孙,都被不断有序边缘化,并最终成为平民百姓,宗法制遂成为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即以今天中国人口形势而论,中华民族十几亿人,至今还在使用的姓氏大约为两万四千个,其中大约八成人口的祖先,历史上都曾经是大贵族,他们总共使用的姓氏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个。这就是说,周代君子治理的平民百姓,其实大多是自己的远亲,包括亲族和戚族。周史记载,朝堂宗庙不能决断之事,包括立君、国危、迁都,最终都由“国人”决断,“国人”就是一国首都及其郊区的平民百姓,他们大都是天王或诸侯的远房本家,他们不仅最终决断国家大事,还是国家军队的主力,必要时他们甚至愿意为国家而死。所以六君子治国,比较注意照顾自己的远亲“国人”的利益,与自私自利的人性并非绝对矛盾。
其三,与三代君子明白只有认真“立人”“达人”才能最终“立己”“达己”的道理、善于兼顾个人私利与天下公利的聪明智慧有关。大禹时代即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社会自然财富大增,剩余财产增多,于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天性得以释放,“天下为家,人人为己”。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后世君子像尧舜那样毫不染指天下利益,已不再可能。大禹治水,启灭有扈,商汤灭桀,纣醢文王,周武伐纣,周公摄政,固然有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考虑,但未必就没有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谋取私利的考虑。三代仁德君子兼顾个人私利和苍生公利的这种聪明智慧,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中华民族开创了最伟大的政治传统,成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总之,黄河中下游广袤的冲积大平原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实行宗法制又让贵族与平民不断有序分化,从而初步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人口格局、地缘格局、经济格局和历史文化格局,加上六君子聪明智慧,善于兼顾私利和公利,故在治理国家时,自觉自愿、认认真真地践行公道公平、利人利己的“大德”,与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并非完全对立。
下面再简单谈谈孔子所论六君子之道,又如何与六君子无关,与夏商周历史无关,更多的是孔子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根据人性自私自利不可改变的本质特点,而设计的一种理想的聪明的治国之道。
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三代未必尽如孔子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例如大禹商汤周武均传子不传贤、启灭有扈、商汤灭桀、纣醢文王、周武伐纣,《尚书》多有记载,孔子终身学习《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不可能不知道。商人常以异族战俘为奴并殉葬,偶尔亦用本族人口殉葬,周代改用人偶殉葬,偶尔亦用活人殉葬,孔子曾痛骂“始作俑者无后”。殷末三仁均有志于治理国家,造福苍生,而始终派不上用场,孔子曾受此启发,创造了“恕道”,以作为六君子“忠道”的重要补充。这些事实都说明,孔子的“大德”理论并非完全基于夏商周的历史事实,至少有一部分基于孔子自己对国家治理理想状态的政治方案设计,其目的并不是要忠实地还原三代历史,而只是以三代历史为初步依据,按照自己的政治智慧,给子孙后代设计一个理想的国家治理之道,这就是托古改制。
为了论证自己的政治思想,孔子经常托古改制。例如他为了强化贵族之间君臣父子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一生反复提倡“三年之丧”,常说三代上至天王下至庶人,莫不为至亲至尊守孝三年。其实夏人受天文历法的影响,丧期不可能如此漫长;三代庶民百姓要是也像贵族那样守孝三年,全家恐怕早就饿死了。周代贵族改造了“三年之丧”,大大缩短了丧期,名字还是叫“三年之丧”,就是因为尧舜商代贵族的“三年之丧”,丧期实在太长,连贵族都受不了。这也是孔子按照“历史事实+政治理想”的方式,托古改制,论证自己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的可靠证据。
董仲舒很早就看出了孔子治国之道托古改制的这一特点,所以他说,孔子所谓六君子聪明智慧、公道公平、利人利己的治国之道,其实只是“孔子立新王之道”而已。这就是说,孔子根据三代历史,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智慧,总结并创造了六君子的治国之道,有部分历史事实作依据,更熔铸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智慧,其实是一种“新王之道”。董氏所论,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识。
在孔子看来,天下为公的尧舜时代既然早已一去不复返,天下为家既然已经不可逆转,任何君子都不再可能完全不取私利,那么,君子只有认认真真为国家民族、芸芸苍生谋取公利,才能自然而然获取私利,获取私利时又要取之有度,完全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这便是后世君子最聪明最理想最有效的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利人利己的办法。孔子认为君子没有不想“立”不想“达”者,那么你先去“立人”“达人”,自己自然而然也会“立”也会“达”,这就是孔子悟透人性,悟透国家治理规律的结果。
汉朝至今,中国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国家治理者,都能按照孔子倡导的聪明智慧、公道公平、利人利己这一政治哲学治理国家,并大都取得了成功,从而使中华民族长期处在世界前列;而那些拒不按照孔子创造的六君子之道治理国家,不顾苍生死活、国家兴亡,极端自私自利、虚伪愚蠢的君子,则无不下场悲惨,国家苍生亦随之遭殃。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孔子总结并创立的六君子治国之道,的确是“天下为家”时代最好的治国之道。
仁德君子“大德”的本质属性、主要成因、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文已作简要论述。其他君子有哪些“小德”,本质属性如何,孔子为何称之为“君子而不仁者”,孔子师徒也作了理论总结。孔子师徒认为,大体而论,春秋君子有四种特别迷惑自己和别人的“小德”,均与君子巧妙牟取个人家族私利有关,而与造福苍生、治理国家无关。
其一,君子醉心于自己的小成绩小长处小名声,但对治理国家、造福苍生没有任何兴趣。
周人常将君子与小人对比,概而言之,君子小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受教育状况、政治理想人生追求四个方面。四者都高的就是君子,四者都低的就是小人即平民百姓,具体指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在官府打杂的下等人。小人生存艰难,时刻担忧自己的生存,无心治国,可以理解。不过,许多君子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事实上也与平民相似,即使国家再乱,苍生再苦,只要自己的采邑安宁,家族的日子好过,也就得过且过,所以孔子将夏商周春秋君子分作两类:仁德君子和不仁不义的君子,也就是有公道公平、利人利己、治理国家“大德”的君子,和没有“大德”,仅仅略有小善,还自以为是的君子。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个“仁”与子夏“大德”的概念一致,都用了“仁”的狭义,并不是说不仁不义的君子和平民百姓都一无是处,只是说他们没有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利人利己的“大德”而已。贵族身上多少总有些长处,如果泛泛而论,也可称为“仁”,不过只是“小仁”“小德”而已。如: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
微生高,《庄子》《战国策》均记作“尾生高”,他最有名的故事,一是本章所记载讨醋的故事,二是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久等女子不至,水涨很高仍不走,最终被淹死。微生高当时大概在坊间的名声很大,其名声又反过来绑架了他,使他太在意自己的小名声,所以做出本章所记这样非常可笑的事来。孔子认为,“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微生高与女人约会守信而死,而不是为追求“大德”,为帮助天下苍生国家民族而奋斗到死,也只是刻板迂腐、不知轻重的可笑行为,并不是真正的仁德君子,并不值得称道。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很显然,“大利”指苍生之利,“大事”指治国之事;“小利”指君子个人之利,“小事”指君子闻达天下之事。孔子去世后,守孝期满,子夏就离开鲁国,远赴西河,担任了魏文侯的公卿。但孔子在世时,子夏还只是鲁国的一个小小的乡邑大夫,也就是县长,孔子却要求他追求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大德”。
孔子评价他人是否为“仁”,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大德”,他评价帐下弟子均采用了同一个标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
仁德君子深知治国艰难,故均“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但却不可以反推,将所有言辞木讷者均视作有“大仁大德”者。冉雍言辞木讷,并非巧言令色之辈,固然是其长处;子路有治理大国的才能,却并无治国理想和实际行动;冉求之才可以治理一个采邑(县);公西赤之才可以参与国家外交,但他们都没有矢志不渝治理国家的伟大理想和躬亲实践,因此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仁者。三个“不知其仁”,都是“不仁”的婉辞。这里孔子所谓“仁”,也用其狭义,仅仅指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大仁大德”。从孔子对四位弟子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仁德君子应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那样,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公道公平,利人利己,有“大仁大德”,做真正的仁者。君子的些许长处,些许成绩,些许名声,与“仁”这种“大德”相去甚远,故不可轻许为“仁”。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
仲由先后做过鲁国上卿季康子、卫国上卿孔悝的总管,按照春秋礼制,同时也先后是两国朝廷的大夫。冉求,《雍也篇》《子路篇》均尊称他为“冉子”,说明他也做了华夏大国的公卿,自然也是大臣。但孔子为何说他们都只是做具体工作的“具臣”,而当不了“大臣”呢?因为他们都不能像真正的大臣那样“以道事君,不可者止”,这个“道”就是“大仁大德大道”,就是治理国家、造福苍生之道。可见孔子认为,“大臣”之“大”,是责任重大,使命重大。虽然担任了大臣,但事实上只能为国家做点具体工作,这样的君子只有“小德”而无“大德”,只是“具臣”而不是“大臣”。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
百工制作的所有手工业品均可谓之“器”。中国百工制度起源甚早,手工业非常发达。《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帝时代就有主管天下百工的长官,名曰“垂”(亦作倕)。据《左传》记载,周代所有的方国均有主管百工的长官,华夏列国均谓之“工正”,楚国谓之“工尹”,都是工业部长的意思。百工制作的器物虽然“可观”,但君子却不能致力于此,君子的天职是治理国家,造福苍生,而不是做某个具体领域的专家,故周代文献把君子的些许长处、些许优点均比作“器”,要求“君子不器”,要求君子“致远”。
其二,官员仅仅忠于职守,而不对国家尽责,不为苍生谋利。
官员有职守,忠于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正人君子,这是对官员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却不是全部的要求,更不是最高的要求。君子如果仅仅忠于职守,却无意于治理国家,造福苍生,则只有“小德”而已,并无“大德”可言,并不是真正的仁德君子,而只是“君子而不仁者”。例如: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
孔子称赞楚国令尹子文“忠”,只是说他忠于职守,与“忠恕”之道的“忠”含义不同。齐君荒淫无道,崔子忍无可忍,最终弑君。陈文子身为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不能讨逆,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混乱不堪,朝纲不正,只是自我放逐,充其量只能算与昏君逆臣划清界限,为人为臣清清白白而已,故孔子只说他“清”,而远远不能算“仁”。这里两个“焉得仁”都是“焉得称之为仁”的意思。可见孔子认为,大臣仅仅忠于职守,为人正直,清清白白,却无意于治理国家,并无“大德”,只有“小德”而已,不算真正的仁德君子,不值得称道。
其三,仅仅恪守礼仪细节,却并不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大礼,治理好国家。
夏商周春秋四代的政治规矩和宗教规矩,春秋文献笼统称之为“礼”“周礼”,虽然涉及天人关系、华夷关系、贵族平民关系等,但主要是规范贵族内部的君臣父子关系,也就是明确贵族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规范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和获利行为。周礼的核心精神有二,一是君子的政治身份和宗教身份必须等级分明,井然有序,获利方式和尺度必须取之有度,不可僭越;二是君子均有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无限责任,不受任何地位、身份的限制。用现代话说,就是有限的权力和利益,无限的责任和担当,这种核心精神才谓之“礼”“周礼”。
为了界定君子的政治地位、宗教地位,于是就有繁琐无比多如牛毛经常叫人发懵的“仪”。“礼”的内涵和本质相当稳定,许多政治规矩至今未变,如今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本质上就是有限的权利,无限的责任。“仪”则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而随时发生变化。但在政治实践中,许多君子却往往只注重“仪”而忽略“礼”。例如鲁昭公出访晋国时,一举一动无不中规中矩,晋侯啧啧称赞,以为知礼。晋国大臣却不以为然:诸侯要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切实履行国君对国民的义务,而鲁国“三桓”实际控制国家,已历数世,昭公并无任何举措,使国家恢复政治秩序,这怎么能算知礼呢?又如: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本章孔子教导弟子,“礼乐”的关键是要理顺君臣父子的政治关系、伦理关系,而不是在“玉帛”“钟鼓”这些具体的礼器礼仪上,君子只是要借助这些礼器礼仪礼乐,按照周礼确认自己应处的位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此而已。如果只注意礼器礼仪礼乐的形式,而忘了“礼”的本质,那就是为了手段,忘了目的。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
周人编织礼帽要用2400根线,麻线便宜但太粗,容易把礼帽编得太大,没有办法戴,编织起来非常费时,所以礼帽反而价格昂贵;蚕丝原材料较贵,但编织容易,省时省力,所以礼帽反而便宜。以前君子多戴麻线礼帽以示节俭,谁知现在反而花费更多,所以孔子赞成大家对具体的礼仪进行改革,改戴制作方便、价格低廉的蚕丝礼帽。贵族戴什么质地的礼帽,不是要紧的事情,所以孔子觉得无所谓。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按照周礼,君子为官应该恭恭敬敬,认真工作,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是也;战争事关天下兴衰,国家存亡,将士死生,君子应该谨慎小心,不可“暴虎冯(凭)河”,应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君子应该效法商汤周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但若不能真正理解“礼”的本质,只知道亦步亦趋遵守礼仪的细节,就会带来“劳”“葸”“乱”“绞”等一系列的问题。
其四,君子仅仅洁身自爱,修身齐家,而不顾国家兴亡,苍生疾苦。
君子有采邑,经济上很富有,政治上又身居高位,均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管国家成败、百姓生死,只顾一己私利,仅仅做一个正人君子,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没有“大仁大德”,也是“君子而不仁者”。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
“克、伐、怨、欲不行”,说明君子的个人修养相当不错,但仅此而已,并非“大仁大德”。“仁则吾不知”是“不仁”的婉辞。中国从宋朝开始出现一股很不好的风气,君子只顾洁身自爱,谋求心理上的所谓完美无缺,而对国家兴亡、民生疾苦缺乏兴趣。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是正人君子,但按照孔子的观点,这样的君子只是“君子而不仁者”。不管他们如何自我吹嘘所谓“心性之学”,他们本质上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天下苍生,只讲私利,不讲公利,只重视所谓内心世界,不重视建功立业,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这种洁身自爱的风气,又与繁琐无比的礼仪结合起来,到了明清时代甚至演变成了假道学,伪君子,贻害天下不浅,至今国家仍然深受其害。
“君子而不仁者”的以上四种“小德”,虽然表象各异,程度不同,但有三个共同特点:
一是孔子所举都是春秋君子的例子,三代君子的例子一个都没有。这说明孔子对春秋君子的道德水平有一个基本判断:真正愿意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仁德君子很难见到,略有小善还自以为“仁德”的“君子而不仁者”倒不少。
二是这些假君子都多少有些长处,泛泛而论,亦可勉强称之为“仁”,不过都只是“小仁小德”而已,本质上都极其自私自利。
三是君子的无数“小德”,均与仁德君子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大德”毫无关系,也不可同日而语。由于上述四种“小德”毕竟也是小善,很容易让那些自私自利、胸无大志、没有公心的君子,陷入自我欣赏、自我迷恋之中,甚至有意欺世盗名,所以孔子反复告诫帐下弟子,不要被这些“小仁小德”弄得晕头转向,不要为此而沉醉其中。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这个“小”主要指上述四种“小仁小德”;“大谋”则指仁德君子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贞观政要》尝云:“小仁者,大仁之贼也”,这是对孔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很好解释。
“君子而不仁者”的“小德”的具体内涵和本质属性,大约如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孔子一派还认为,仁德君子亦有“大德”“小德”之分,他们在“大德”上会毫不含糊,但在“小德”上也会犯错误,有缺点。这很容易与“君子而不仁者”的“小德”问题混淆,所以需要辨析一二。仁德君子也是常人,自然会犯错误,有缺点。姑且不论不知提前防范兄弟管叔、蔡叔谋反,以致一度使周家天下风雨飘摇的武王、周公,和贪得无厌、僭越礼制的管子,(《论语·八佾》《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孔子一度急于为官,甚至曾想到鲁国叛臣公山弗扰和晋国叛臣佛肸那里去做官,(《论语·阳货》)这类语录《论语》照收不误。后世学者或责怪曾子门徒不该把这两章编进《论语》,以致损害了圣人的形象,或辩解说孔子只是为了试探弟子而已,并非真想去叛臣那里。其实两种说法均不可取。鲁国吴国为兄弟之国,鲁昭公娶吴女为妻,违反了“同姓不婚”的周礼,孔子不得不“为尊者讳”,硬着头皮说鲁昭公“知礼”。当他知道自己因此被陈司败批评之后,坦然接受批评,而且高兴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弟子子游做了鲁国武城大夫,用礼乐教育当地人民,孔子戏称“割鸡焉用牛刀”,但当子游正色以对时,孔子连忙认错。(《论语·阳货》)孔子弟子亦如此,宰我、冉求、子贡、子路等都被孔子责骂过,弟子都认为老师骂得好,都把老师骂自己的话记录下来,并且都交给曾子师徒,最后都被收入《论语》,流传后世。《论语》的记录者和编辑者们这样记录和编辑孔子师徒的语录,反映了孔门一个基本观点,真正的仁德君子,“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仁德君子“小德”可能会有“出入”,但“大德”不可能也不应该“逾闲”;而“君子而不仁者”的“小德”可能完美,却完全没有“大德”可言。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故孔子创造的“新王之道”备受冷落。及至大汉,国家一统,需要长治久安,永续发展,而董仲舒又发现孔子治国之道的确聪明智慧、公道公平、利人利己,于国于民、于当今于后世均极其有利,故力主推荐之。汉武帝接受了董子的提议,此后孔子治国之道,遂成为大汉至今国家治理的核心理论,中华民族最近两千多年来整体上能够长足发展,领先世界,与孔子治国之道应有密切关系。
治国之道是中国最古老而又最年轻的学问,五帝三代草创,孔子总结创新,战国至今不断发展,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理论核心,又是政教文史哲法等许多衍生学科的理论渊薮和指导思想。因此,准确地把握孔子治国之道的理论精髓,对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其意义之重大,亦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