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宁撰《春秋榖梁传集解》时“商略名例”，以例解经。《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春秋榖梁传例》、杨士勋所称引的《略例》均为范宁《榖梁》例学专著，二者成书与《集解》密切相关。考之《集解》，范宁义例可分为“传例”“范自例”两类。杨士勋疏文中所征引的“范氏例”“范氏略例”“范别例”等，皆异名同指，可统称“略例”。“传例”“略例”各具特色，差异鲜明。基于对两书名称、篇幅以及范氏义例内容、特色的总体考察，约可推知，《春秋榖梁传例》的内容应为《集解》中的三十八条“传例”，《略例》包含《集解》中的“传例”“范自例”与杨疏中统称“略例”者，是为《榖梁》例学总结之作。清代学者对范宁义例有失详查，误将“略例”辑录至《传例》中。
范宁为东晋经学家，《隋书•经籍志》著录其著作，除《春秋榖梁传集解》（下文省称《集解》）外，另有《春秋榖梁传例》（下文省称《传例》）一卷。后者从名称上看，盖为一例学专著。然《晋书•范宁传》未有片言齿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著录，此书或在五代战乱时佚失，内容不得而知。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列此书，但名下仅罗列唐代杨士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清代王谟关于范宁义例的些许记载，对其内容并未深入考述。《传例》内容为何，与范宁《集解》有何关系，皆启人疑窦。
又，杨士勋《春秋榖梁传疏》中云：范宁“别为‘略例’百余条”，并于疏中征引“范略例” “范氏略例”多条。如何理解其中的“略例”？这百余条“略例”是否也出自《传例》一书，还是别集为他书？如另成他书，从内容上看应亦是范宁例学之作，其与《传例》又是什么关系？二者成书时间孰先孰后？目前学界对范宁义例多有关注，但侧重于内容的考察，对上述诸问题鲜有探讨者。今笔者不揣谫陋，尝试从《春秋》例学角度给予总体关照，对范宁义例进行定位与梳理，进而考察其例学著述。论有不当，敬请方家指正。
《晋书•范宁传》载：“初，宁以《春秋》榖梁氏未有善释，遂沉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宁的《集解》为今存世所见《春秋榖梁传》的最早注本。在《春秋榖梁传序》中，范宁自述撰写《集解》的缘起与经过，谓：
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轸，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讲六籍，次及三传……释《榖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榖梁传集解》。
此中亦提到了《集解》解经之具体方法：“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即从例学出发，商讨“名例”，由例而“敷陈疑滞”，畅明经义。何谓“名例”？当代学者葛志毅先生参考《公羊传》，从狭义与广义两方面论析，认为狭义“名例”仅相当于名、字二者，广义的“名例”则包括所谓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这一认识深具启发意义。参之《集解》中存在着诸多义例，如“称名例” “聘例” “围例” “大水例”等，笔者认为范宁的“名例”含义较广，不仅包括《公羊传》七等，而且还涉及到礼义法度、自然灾异、侵伐征战，等等。
对于范宁序云的“商略名例”，杨士勋释道：“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别为‘略例’百余条是也。”另在“春秋榖梁传序”几字下，杨士勋疏云：“以传《榖梁》者虽多，妄引三《传》，辞理典据不足可观，故与门徒商略名例，传示同异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据，别为‘略例’一百余条是也。”范宁提到的“商略名例”，杨士勋两处皆以“别为‘略例’百余条”释之。其中的“略例”一词耐人寻味，或可有两解：一为专属的例名，类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中的“传例”（详见下文论述）。然检之《春秋》例学，除杨士勋征引时称“范氏略例”“范略例”外，其他著述并无“略例”这一例名。二为书名，其内容为范宁撰《集解》时与门徒所商定的一百余条义例。然杨士勋称的是“别为‘略例’百余条”，史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载录书籍，一般言某书多少篇或多少卷，而殆无称某书多少条者。我们认为正确理解“别为‘略例’百余条”一句，关键在于“别为”二字。“别为”意味着此“‘略例’百余条”乃是范宁在《春秋榖梁传集解》之外又另行撰写的。然其由东晋流传至唐杨士勋时期当有文本载体，这一文本应即是范宁的另一例学著作。如此，令人生疑的是，“略例”非专属例名，何以称之“‘略例’一百余条”？这或与其出处有关，即“略例”是书中义例的省称。这百余条“略例”皆出自《略例》一书。故而，广义上的“略例”既是书名，或由“商略名例”一语概括而成；亦是例名，如杨疏所称“范氏略例”或“范略例”者，为范宁《略例》一书中义例的省称。
《隋书•经籍志》分别著录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春秋榖梁传例》。南宋王应麟曰：“《榖梁》先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段肃、张境等十余家，范宁以为肤浅，乃商略名例，为《集解》十二卷、《例》一卷。”此处“《例》一卷”，显然即《隋志》所著录的《传例》。王氏将《集解》与《传例》并列，盖因二者关系密切，皆由“商略名例”而得。进一步而言，既然范宁明言其撰《集解》时“商略名例”，从名称上看，《传例》盖为例学专书，那么其应是范宁与门徒注解《春秋榖梁传》时“商略名例”的重要结果，是以《传例》与《集解》紧密相系。杨士勋称“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别为‘略例’百余条是也”，而“略例”百余条皆出自《略例》一书，显然《略例》更是“商略名例”之成果。是以，《传例》《略例》皆是范宁于《集解》文本注释之外，别为另成的例学著作。
《传例》仅见载于《隋书•经籍志》。《略例》见称、征引于杨士勋，说明此书唐代尚存，然《晋书•范宁传》未著一字，《南史》《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经典释文》等距范宁时代较近的史书典籍皆未载录。同为范宁例学之作，《略例》与《传例》不被同时著录，之间有何关系，亦发人深思。
今《传例》《略例》皆佚失，二者成书皆与范宁撰《集解》时“商略名例”密切相关。欲探求二书内容，还需从范宁《集解》中寻求线索，探寻当时范宁与门徒到底商略了哪些义例？
首先《集解》中存在多处“传例曰”。如，“隐公二年，无侅帅师入极”一条经文下，范宁注云：“传例曰：‘灭国有三术，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其中所谓“传例”，清罗士琳释曰：“凡注称‘传例’为《传》所本有者。”此语切中肯綮。《榖梁传》释《春秋》经义，随文而发，间有例存焉，却无特著的格式与例名。范宁解经，首先通《传》，其内含的“传例”即由他推导、抽绎而出，于《集解》中以“传例曰”形式一一明列。即如当代学者秦平言：“范宁注意到《榖梁传》在解释《春秋》时非常注意提炼经文的凡例；《集解》中时常出现的‘传例曰’，指的正是《榖梁传》所归纳的《春秋》之凡例。”
《春秋经传集解》杜预注中亦有“传例曰”。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一条，杜注曰：“传例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所以示厚薄也’。”孔颖达正义云：“传文与上下作例者，注皆谓之传例。”《榖梁》《左氏》《公羊》三家在例学上具有相通之处，范宁《集解》中的“传例”也可作如是观。即此乃《榖梁传》自身上下贯通、互文诠释《春秋》时内含的义例。且因“传例”是传文“上下作例”所得，其大抵都有一条或数条相对应的传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例”之归属问题。《榖梁》“传例”为《传》本有，却未明确出现在《榖梁》传文中，只出现在范宁注中，乃由范宁归纳、诠解《春秋榖梁传》所得，是他理解《春秋》经传过程中所得的法则，当属范宁义例的重要内容。
除了“传例”，《集解》中还有一些以“×例×”笔法书写的义例。具体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范宁注曰：“会例时。”又如：隐公二年，冬，郑人伐卫。范宁注曰：“伐例时。”此两条范宁于经下作注，而所称“会例”“伐例”或为范氏所命名，或为范氏承继《春秋》经师所称。清代学者许桂林在《榖梁释例》一书中将范宁注中的“×例×”统称为“传外余例”。然“传外余例”一名是许氏立足于《榖梁传》所命，承其所建构的《春秋榖梁传》“时月日例”而言，并未以范宁例学为依归，尚待商榷。文廷海、周国林《<春秋榖梁传注疏>例法研究》一文因“×例×”笔法之义例出现于范宁注中，而称其为“注例”。然范宁注中所提到的义例不仅有“注例”，还有诸多“传例”。如以位置而言，“注例”则包括“传例”，故而此称呼忽略了范宁的书写方式与具体指向，界定含糊。今为更清晰区分范宁注中的两类义例，鉴于“会例”“伐例”等以“×例×”笔法书写的义例出现于范注中，是范宁自己于“传例”外对《春秋榖梁》义例的新建构，暂称之为“范自例”。
《集解》之外，在《春秋榖梁传疏》中我们亦可见到杨士勋所征引的诸多范宁义例。杨疏所引称呼不一，有称“范氏略例” “范略例”者，有称“范氏例” “范例”者，还有称“范氏别例” “范别例”者，颇令人疑惑。但它们都冠名范氏，从其归属上看，皆是范宁例学的重要内容，应属范氏“商略名例”范畴，今暂称之为“疏中范宁例”。
由上述可知，范宁的《春秋榖梁传集解》呈现着以例解经的鲜明特色。通过考察《集解》与杨士勋疏文，其义例暂可分为“传例”“范自例”与“疏中范宁例”三类。那么《传例》《略例》两书应该分别包含上述哪一类或者哪几类义例呢？如仅从名称上看，《传例》似乎与《集解》中的“传例”关系密切，是不是辑录“传例”而成的单行本？《略例》似乎与疏中的“范氏略例”“范略例”相关系，它是否仅包含这两种呢？杨疏中另征引的“范氏例”“范例”“范氏别例”“范别例”和《略例》又有什么关系？诸多问题皆待抉疑祛惑。
《春秋榖梁传例》一书约在五代战乱时佚失，至清代辑佚学兴起，学者们对此书进行了钩沉、辑佚。《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晋范宁《榖梁传例》一卷，黄奭辑。”黄奭生活于嘉庆、咸丰年间，所辑《榖梁传例》存于《黄氏逸书考》中，共有“日食例”“不书王例”“遂事例”“逆王后例”等二十四则。
事实上，早在黄奭之前，乾隆年间的余萧客已关注到《传例》一书。他在《古经解钩沉》中引《隋书》列范宁《榖梁传例》一卷，并钩沉一条义例。具体内容为：
《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桓无王者，见不奉王法。余公无王者为不书正月，不得书王。桓初即位者已见治，故书王以示义。（范宁例，疏，三）
由案语“疏”“三”知，此一条出自《春秋榖梁传注疏》卷三的杨士勋疏文。
另外，乾嘉年间王谟亦辑有范宁《榖梁传例》一卷，存余《汉魏遗书钞》中，但《清史稿》未著录。今笔者细考，王谟与黄奭所辑内容几近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王谟还于《序录》对《榖梁传例》之辑佚作了些许说明：“《隋志》范宁撰《榖梁传例》一卷……谟按：范氏‘传例’凡已见《集解》者无容赘录，今惟钞出杨氏疏中所引‘略例’‘别例’共二十四条。”可知，王谟所辑内容出自杨士勋疏文。这与前述余萧客的钩沉在来源上别无二途。至此可以确定，清代学者所辑署名范宁的《榖梁传例》，内容实皆是杨士勋疏中所征引的义例。这似乎与我们对《传例》一书的推论大相径庭。再细绎前述王谟按语，其中似乎也间接表达了他对《传例》一书的看法，即此书包含《集解》中的“传例”与杨氏疏中所引的二十四条“略例”“别例”。这一观点是否成立？目前几未有学者关注过，还有待审查。
详细对勘清儒所辑杨疏中的义例，实际上与《春秋榖梁传注疏》中杨士勋的征引还略有差别。今详列经文出处，将王谟、黄奭所辑，对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杨士勋疏文所引，兹举有代表性的四则，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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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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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谟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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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奭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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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勋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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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桓公元年，春，王正月，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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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书王例：《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桓无王者，见不奉王法。余公无王者，为不书正月，不得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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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书王例：《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桓无王者，见不奉王法。余公无王者，为不书正月，不得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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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例云：“《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桓无王者，见不奉王法。余公无王者，为不书正月，不得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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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桓公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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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王后例：凡有二，皆由过鲁。若鲁主婚而过我，则言归。若不主婚而过我，则直言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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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王后例：凡有二，皆由过鲁。若鲁主婚而过我，则言归。若不主婚而过我，则直言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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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略例云：“逆王后有二者，以书逆王后，皆由过鲁。若鲁主婚而过我，则言归。若不主婚而过我，则直言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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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僖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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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例：凡书获有七，谓莒挐一也，晋侯二也，华元三也，蔡公子湿四也，陈夏啮五也，齐国书六也，麟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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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例：凡书获有七，谓莒挐一也，晋侯二也，华元三也，蔡公子湿四也，陈夏啮五也，齐国书六也，麟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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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别例云：“凡书获有七：谓莒挐一也，晋侯二也，华元三也，蔡公子湿四也，陈夏啮五也，齐国书六也，麟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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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昭公三十有一年，晋侯使荀栎唁公于乾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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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例：唁有三，吊失国曰唁。唁虽有三，吊失国三，三释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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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例：唁有三，吊失国曰唁。唁虽有三，吊失国三，三释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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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云：“唁有三，吊失国曰唁。唁虽有三，吊失国三，三释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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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所列，首先可见王谟、黄奭所辑内容完全一致，亦可见王、黄两辑本与杨士勋征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例名上。具体有二：一是王谟、黄奭在辑佚时，依据义例内容，自拟了例名，如表中所列“不书王例”“逆王后例”“获例”“唁例”等；二是王、黄两辑本省却了杨疏征引时对义例的原称呼，如表中“杨士勋征引”一栏的“范氏例”“范氏略例”“范别例”“范例”等。另外，在内容上，第二则中王、黄辑本“凡有二”与杨疏所引“逆王后有二者，以书逆王后”表述存有差异，不过两者核心要义是一致的。
那么，杨疏中的“范氏例”“范氏略例”“范别例”“范例”等名称各有什么内涵？是否可如王谟辑佚时统称为“略例”“别例”？学者们鲜有对清儒的《传例》辑本详辨深究者，下面从杨疏入手细考之。
统计杨疏中的征引，称“范氏例”“范例”者最多，凡十七见，仅举二例以见其概：
1.经文：桓公元年，春，王正月。
杨疏：“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桓无王者，见不奉王法。余公无王者，为不书正月，不得书王。”
2.经文：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
杨疏：“范例云：灾有十二，内则书日，外者书时，国曰灾，邑曰火。内则书日，新宫、御廪之类是也。其外则时者，则宋大水、齐大灾之等是也。”
从义例学上而言，注家以例解经，所发明之例皆可冠其姓氏，杨士勋征引时称“范氏例”或“范例”，正彰显诸例为范宁的新建构。
杨疏中又有称“范氏别例”“范别例”者，凡九见，兹举二例：
1.经文：文公六年，冬，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杨疏：“范氏别例云：书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讥耳。则此文，一也；公四不视朔，二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也。”
2.经文：僖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杨疏：“范别例云：凡书获有七：谓莒挐一也，晋侯二也，华元三也，蔡公子湿四也，陈夏啮五也，齐国书六也，麟七也。”
杨疏所称的“范别例”，清代学者陈澧释云：“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称‘别例’。”这一理解不乏启示。此“别例”一名，即相对于范宁注中的“传例”与“范自例”而言的。因杨疏中所引用的义例是范宁于注外“别为”之的，故称“别例”。
杨疏中称“范氏略例”或“范略例”者，凡四见，略举一例：
经文：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杨疏：“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传亦有释之者，亦有不释者，此是例之首。”
如前所述，杨士勋称范宁别为“略例”百余条，疏中四条径称“范氏略例”或“范略例”者，显然是因它们出自《略例》一书。
综观上列五例，虽然“范氏例”“范例”“范氏略例”“范略例”“范氏别例”例名不尽一致，但内容却具有相通性，在书写形式上亦有内在的规律性，如所言“《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灾有十二”，“书不告朔有三”，“凡书获有七”，“凡有十九遂事”，等等，皆是先对《春秋》同类记载进行了统计，然后再分别就具体内容的异同进一步诠释。故而，我们认为杨疏所引用的“范氏例”“范例”“范别例”等应如同“范氏略例”“范略例”，都出自《略例》一书，皆是范宁全面观照、深入探究《春秋》经文所得。这些称呼其实异名同指，从来源上可统称为范宁“略例”。是以，王谟所辑“别例”“略例”二十四条首先应归属于《略例》一书。它们是否也同属于《传例》，还需再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又宁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
此中，四库馆臣怀疑杨士勋在义疏《集解》时“割裂”了《略例》一书，将其中的百余条“略例”“散入注疏”中，并以注中的“传例曰”为证。此后，柳兴恩于《榖梁大义述》中沿用此说。陈澧亦赞同之，并于《东塾读书记》中作案语加以证明，谓：“澧案：隐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无王者一百有八’云云，与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语同，此杨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证。”
由《提要》“割裂”说而观，四库馆臣、柳兴恩、陈澧等人对《略例》一书的看法似乎也渗透其中，即《略例》包括着注中“传例”与疏中“范氏例”。而前据王谟按语窥知其对《传例》一书内容的认识。即他认为《传例》含括注中“传例”与疏中所引的“略例”“别例”。而上文考之，王氏所称的“略例”“别例”与陈澧所言的“范氏例”，三者异名同指，皆可称为范宁“略例”。如此，两种观点相对照，则《传例》与《略例》内容相同，都含括着注中“传例”与疏中“略例”。又，两书不被同时著录，它们是否存在同书异名的可能性？以往学界对两书的关系未有关注者，下文从范宁义例入手考证之。
从名称上看，范宁《集解》中的“传例”、杨疏中的“略例”分别与《传例》《略例》两书关系最为密切。考察两书关系，还需从这两类义例入手。
（一）“传例”略析
《集解》中的“传例”共计三十八条，有着鲜明的特色，概述如下：
其一，“传例”与《榖梁传》传文密切相系。具体又可分三种情况：第一，“传例”与《榖梁传》传文完全相同，直接取自传文。如，隐公二年，范宁注：“传例曰：斩树木、坏宫室曰伐。”此“传例”直接取自隐公五年传文“斩树木、坏宫室曰伐”。第二，“传例”与《榖梁传》传文略有差异，“传例”未改传文原意，简略精炼传文而成。如，隐公五年，范宁注：“传例曰：公往时，正也。”即精炼庄公二十三年传文“公如，往时，正也”而成。第三，“传例”综合、归纳几条传文而成，如，隐公二年，范宁注：“传例曰：灭国有三术，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由宣公十五年传文“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与襄公六年传文“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二者归纳而成。由此亦可知，范宁总结、抉发“传例”的三种方式：一径取传文而成例，二抽绎传文而成例，三归纳传文而融成一例。
其二，“传例”依其内容又可简单分为两类：一类“传例”阐释《春秋》经文遣词用语之内涵。如，隐公四年，春，王二月，庚辰，莒人伐杞，取牟娄。范注：“传例曰：取，易辞也。”此处范宁依据庄公九年、昭公二十五年、哀公九年、哀公十三年四条《榖梁传》传文“取，易辞也”归纳成“传例”，阐释动词“取”的内涵，其内容涉及到取邑、取人、取国，进而依此再对他处相类经文中的“取”字释义。如，隐公十年，宋人、蔡人、卫人伐载，郑伯伐取之。范注：“凡书取国，皆灭也。变灭言取，明其易。”范宁即是依据“传例”释“取”，阐明经文书“取”而不书“灭”，意在突显郑伯借宋人、蔡人、卫人之力而轻易灭载。另一类“传例”为《榖梁传》之“日月时例”。《春秋》经文对各事件时、月、日记载各不相同，《榖梁传》作者认为经文时、月、日的书与不书蕴含着褒贬善恶的深意，并形成了以“日月时例”解经的特色。如杨士勋在疏解“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不书“日”时，总结道：“此《传》凡是书经，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记事，必当具文，岂有大圣修撰，而或详或略？故知无日者，仲尼略之，见褒贬耳。”范宁深谙《榖梁传》解经笔法，于传文中勾提了诸多“日月时例”。如，隐公三年，范宁注：“传例曰：外盟不日。”此则“传例”取自隐公八年传文“外盟不日”，于“外盟”立例，诠释经文的时间书写，进而彰显《春秋》内外有别、详内略外的深层涵义。
（二）“略例”述论
清王谟、黄奭所辑杨士勋疏中的义例（即“略例”）为二十四条。今笔者爬梳细研，二人所辑亦存谬误、阙略处。如王谟、黄奭辑本中第一例“日食例”。此例存于“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经文下的杨疏中，范宁只是引用杜预注与京房《易传》进行注解，自己并未作任何诠释，故杨士勋云“未审范意如何”。而下云 “《榖梁》之例，书日食凡四种之别”，实为杨氏对《榖梁》义例的总结，并不属于范宁“略例”内容。王、黄辑本将之列为范宁“日食例”，实属张冠李戴。另，杨疏中还有冠名“范例”“范氏例”而征引的义例七条，亦应属范宁“略例”范畴，依王、黄本的拟名标准，可分别命名为“地震例”“诸侯例”“称弟例”“会葬例”“大蒐例”“在例”“入例”，然二辑本皆阙录。今在王、黄辑本基础上，删去“日食例”，加入上列“地震例”等七例，综括而计，杨疏中的“略例”实为三十条。
前文为解疑“范例”“范略例”“范别例”各名称的内涵，已对杨士勋疏所征引的范宁“略例”略作分析。今再以杨疏中的三例细观之。
1.经文：庄公十年，三月，宋人迁宿。
杨疏：“范略例云：凡迁有十。亡迁有三者，齐人迁阳，宋人迁宿，齐师迁纪是也。好迁有七者，邢迁夷仪，卫迁帝丘，蔡迁州来，许迁于叶，许迁于夷，许迁白羽，许迁容城是也。余迁皆月，许四迁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迁纪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
此中，范宁首举《春秋》经文“迁”者总数目，然后分为“亡迁”“好迁”两类，条列十“迁”的经文出处，并论析许、纪“迁”而不书“月”之原因。
2.经文：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杨疏：“范氏别例云：内女卒葬例有六，葬有三，卒亦有三。卒者，此文一也，僖十六年鄫季姬二也，成八年杞叔姬三也。葬者，庄四年葬纪伯姬，三十年葬纪叔姬，襄三十年宋葬共姬，是也。文十二年子叔姬不数之者，与此伯姬同是未适人，故总为一。”
此中，范宁亦先举“卒葬例”数目，然后分别罗列“卒例”“葬例”各三处经文，并诠释“文十二年子叔姬不数”的缘由。
3. 经文：成公元年，春，三月，作丘甲。
杨疏：“范别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云新作亦三也。云作三者，谓作丘甲，一也；作三军，二也；作僖公主，三也。云新作三者，谓新作南门，一也；新延厩，二也；新作雉门及两观，三也。言作者不必有新，言新则兼作也。”
此例亦同于上两者，先计“作”例数目，然后分别列“作”“新作”各三者的经文出处，并分析“作”与“新作”的区别。
上述三例共性显而易见，由此亦彰显了范宁“略例”的特色，其为范宁对《春秋》经文的论析总结，主要是比勘、统计《春秋》所书，剖析异同，进而彰显经文的褒贬之意和书法义理。概而言之，即比经成例，由例释经。其内容书写亦有呈现着鲜明的规律，大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全面统计《春秋》中该例记载之次数，二是详细罗列该例在经文中的出处，三是归纳该例书写章法，并剖析特殊书写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略例”是以征引的方式存于杨疏中流传至今的。而杨士勋在征引时，采取了直接征引、摘节引用、大意引用、转述等各种不同方式，故今所见“略例”并非全部都包含上述完整的三方面内容。如，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杨疏征引的“略例”，只称“地震五，例日”，并未详列《春秋》所载“地震”的五处经文。
由上述对《集解》中的“传例”与杨士勋所征引范宁“略例”的论析可知，二者各具特色、差异鲜明。具体而言，在出处、内容、类型等方面二者皆有不同：“传例”取材于《榖梁传》文，而“略例”来自于对《春秋》经文的解构与归纳；“传例”乃“传文上下作例”而得，内容与传文相系，“略例”大致有统计例数、罗列经文、阐明义涵三部分；“传例”既有对《春秋》经文字词释义又包含“日月时例”，而“略例”多通过比勘经文阐发《春秋》书写的褒贬义理。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范宁《春秋榖梁传例》一卷为一例学专著。由《春秋》例学通识看，今《集解》中的“传例”亦是专属例名。“略例”则是杨士勋对范宁《略例》书中义例的省称，其内容与“传例”迥然不同。从例名与书名对应关系上看，我们认为《传例》是范宁专门勾提《榖梁传》“传例”而编成的单行本。诚如学者所言：“《春秋榖梁传例》当是专门总结、说明《榖梁传》‘传例’的。”且虑及篇幅，今《集解》中的三十八条“传例”编为一卷是极可能的。如依王谟观点，《传例》一书内容为《集解》中“传例”与《疏》中“略例”，则包含着近七十条义例，从篇目上归为一卷，亦约略较多。据此诸端，《隋志》所著录的《传例》一书内容应为《集解》中的三十八条“传例”。
或因《略例》一书正史未著录，清代学者未有辑佚者。其书名盖出自范宁“商略名例”一语。杨士勋疏称：“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别为‘略例’百余条是也。”其内容则应含括范宁与门徒集解《春秋榖梁传》时所“商略”的全部“名例”。如此，前文所言《集解》中的“传例”“范自例”与杨疏中统称“略例”者皆是范宁例学的重要内容，悉应属之。详考三类义例，亦可为笔者此观点提供进一步佐证，略论如下：
第一，据前文所论，《略例》为范宁撰《集解》时与门徒等人“商略名例”“别为”而成书。而今所辑“传例”正有“徐邈曰：传例曰”“泰曰：传例曰”，徐邈为范宁故吏，范泰为其子，可谓是范宁序中所言与“门生故吏、兄弟子侄”“商略名例”之明证。此类“传例”应属于《略例》一书。由此推之，则今辑《集解》中的其他“传例”，亦属于《略例》一书。
第二，《集解》中的“范自例”与杨疏中的“略例”有互文者，共计三则。为清晰起见，兹以“灾例”为例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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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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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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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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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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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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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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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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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云：“灾有十二，内者书日，外者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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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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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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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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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注：“内灾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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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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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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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注：“外灾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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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略例”与“范自例”皆于“灾”立例，“范自例”又有“内灾”“外灾”之分，但其例旨相通，即常例为内灾日，外灾时。
又如，范宁注与杨士勋所征引中皆有“蒐狩例”。前者，经文：“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范宁注：“蒐狩例时。而此月者，重公失礼也。”后者，经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红。”杨疏：“范氏例云：蒐狩书时，其例有九……。”前者为“范自例”，后者“范氏例”亦即“略例”，两者皆诠释“蒐狩”，阐明书时为其常例，内容也几近完全一样。另，“范自例”与“略例”皆有“入例”，就“入”的时间书写阐释经文褒贬之意，指出“入”书时为常例，次恶则月，恶甚则日。
故而“范自例”与“略例”相互文者，虽表述形式有差异，但内含例法一致。这为考察“范自例”与“略例”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杨士勋引用时称的是“范例”“范氏例”“范氏别例”，而“范例”“范氏例”“范氏别例”皆引自《略例》一书，进而可知与之相互文、共同诠释“灾”“蒐狩”“入”的四条“范自例”亦应归属《略例》一书。从此角度推衍，其余的“范自例”应具有一致性，即同属于《略例》，只是杨士勋没有全部称引而已。
第三，统计“传例”“范自例”“略例”三类例法，《集解》中的“传例”三十八条、“范自例”三十三条，杨疏中统称“略例”者三十条，共计一百零一条。这与杨士勋所言的“百余条”接近，契合《略例》一书的义例数目。
故《略例》实是将范宁勾提《榖梁传》所得的“传例”以及新建构的“范自例”“略例”汇集而成的总结之作，也是《榖梁》例学积累的成果。而《传例》书名具有专属性，“略例”与“传例”明显有异，不能录入。是以，《传例》《略例》二者并非同书异名。实则《略例》一书内容更丰富，含括着《传例》。进而言之，《榖梁》学家范宁解经以《榖梁传》为依归，作《集解》需先通《传》，故《传例》成书应较早。《略例》则为范宁例学的集成之作，成书当晚于《传例》，或并非成书于范宁之手，而由后人汇编而成。
由此再反观清人的观点：前述四库馆臣等人对《略例》一书内容的推测更为切实。然其云《集解》中的“传例曰”为杨疏割裂《略例》一书所致，则言嫌随意，有失谨慎。此说忽略了杨疏与《略例》的关系，事实上是杨士勋藉助范宁《略例》来义疏《集解》。面对《集解》中经、传、注已定的编排，他将别行于世《略例》中的三类义例征引于相应注、疏中，以便更清晰地阐析范注内涵。且杨士勋无论是直接征引还是摘录、转述，都内含其深入的思考，同时还作了补充、诠释的工作。这种“散入”“名例”的义疏方式，看似割裂拆分了例学著作，实乃贯通经、传、注的重新编次，蕴含着杨士勋对范宁义例的整体把握与阐发。而王谟、黄奭等人对《传例》的辑佚有失妥当，误将“略例”录入，系因对范氏义例失于详查所致。
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笔削之间存大义。汉代儒生奉《春秋》为经，积极从字词、史事、书法的解读训释中阐释经文本旨，并引申、总结出一些规则、通识作为“例”以解经畅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可知西汉《公羊》学先师胡毋生以例解《春秋》，《公羊》例学已由此发端。又《后汉书》载贾逵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颖容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可知《左氏》义例之学在汉代亦已发轫，并有著作传世。西晋杜预进一步发挥之，著《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例学体系。
至于《榖梁》，西汉宣帝时既立学官，其家法已然固定。《榖梁》学者释《春秋》经义，亦从例入手，构设“日月时例”，以例明义，与《公羊》《左氏》对辩问难，只是当时或尚未有专门的义例之作，直至晋范宁，《榖梁》义例之学才彰显于世。
范宁“商略名例”、以例解经，抉发、勾提《榖梁传》内含义例而成“传例”，并剖析《春秋榖梁》经、传文，构建“范自例”与“略例”。“传例”“范自例”“略例”三类义例各有特色。通过上文的综合考究，其例学著述的内容亦清晰可见：《隋书》所著录的《传例》一书，是范宁辑录《集解》中三十八条“传例”而成的单行本。杨士勋所称引的范宁《略例》一书，内容当包含《集解》中的“传例”“范自例”及杨疏中的“略例”等一百余条。后者收录了范氏所有义例，是范宁《榖梁》例学的集成之作。
有赖于《传例》《略例》二书，范宁例学要旨得以清晰呈现，《榖梁春秋》义例体系至此亦得到系统性构建。然或因杨士勋作义疏后，《传例》《略例》二书的主体内容基本都包含于《春秋榖梁传注疏》中，反而本身受到的关注较少，皆尽佚失，殊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