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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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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 中国为历史之国家

发布日期: 2022-05-11 浏览次数：70 来源：《中华瑰宝》杂志作者：干春松

前言

　　“中国史籍之丰富，并世无可与之争者。”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历史？因为历史并非简单的“秉笔直书”，而是事实和价值观的统一。除了“信信疑疑”的真实性维度外，还要有“善善恶恶”的价值判断，并以此确立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孔子圣迹图》之“删述六经”

何为历史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历史作家”层出不穷、持续不断，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有许多远古的传说，但并没有真正的“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主观意志和客观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也就是说历史既要建立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又要在叙述记录的过程中赋予其价值观念，从而成为一个文明延续的基础。

宋佚名《折槛图》局部描绘西汉大臣朱云直言进谏的历史故事

　　中国古代的著作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然而如果按现代历史学的分类，许多原先属于经部的作品就要被列入“历史学”著作。教育家蔡元培在构建民国初期的学科建制的时候，废除了经学科，将原先属于经部的作品分列到不同的“现代学科”中，如《尚书》《春秋》和“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归入历史，《诗经》归入文学，《周易》《论语》《孟子》等归入哲学。这样的划分多少有点割裂，只能说明当时中国自身的学科传统在西方教育体系的冲击之下已难以维持。

　　即便抛开现代的学科分类，在中国古代，经史关系也很复杂，儒家经典记载了圣人之制和圣人之事，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然而如何通过这些记载体察“先王之道”，以指导当下的具体实践，仍是一个哲学上的难题。“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后人要探幽发微，需索之于载道之文，首要的就是研读“史籍”。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中国）所尚者儒学，儒以六经为依归，六经皆古史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遵先王之法，为奕世不易之规。”由此他认为，“则称中国为历史之国家可也”（《中国史学史》绪言）。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数千年历史著作薪火不断，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传递中华文明的文化本源和精神本质。

从《尚书》到二十四史

　　通常来说，中国最早的史书是《尚书》，这是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史籍。据说孔子编定《尚书》的时候有102篇，后传到秦博士伏生那里。在秦始皇颁布“挟书令”时，伏生将之藏在墙中。待汉代秦，汉文帝征辟能治《尚书》者，伏生将找到的28篇呈上。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自古至今一直有人怀疑《尚书》是秦汉儒者编造出来的。

　　先秦时期最有影响的史书是《春秋》，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意思是当政治堕落的时候，需要《春秋》这样能褒贬时政的著作来确立政治秩序，贬斥那些企图篡权乱政之人。故而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后人认为孔子是为“万世制法”，即寓社会治理规则于历史记载中。《春秋》有三种解释的著作《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在西汉独尊儒学的潮流中，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公孙弘等获得重用，他们由此将儒家理念转变为汉代的制度和法律。

明刘俊《雪夜访普图》局部描绘宋太祖赵匡胤夜访赵普的故事

　　就史籍而言，最重要的开创性作品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确立了中国古代纪传体历史撰写的基本“形制”，不仅通过《五帝本纪》确立了中国历史的开端，还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开创了历史书写的基本格局。《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称为“前四史”，此后的“正史”都采用这样的格局。

　　中国人有隔代修史的传统，“二十四史”的编修就表明了在历代王朝更替的变局中，文明和价值观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由此，我们说中国文明是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性”存在。中国古代史籍十分强调从历代的兴替中吸取经验教训，这类史籍影响最大的是《资治通鉴》，此书为宋代司马光所著，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要内容，涉及人物评价等方面，书中有许多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赐名。后来朱熹的《通鉴纲目》就是根据《资治通鉴》等书，以儒家的纲常为原则，试图通过探讨历史的兴衰来传播儒家伦理。此外还有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他以强烈的感情，在明清易代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坚守文化立场，可见史家传统一脉相承。

历史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

　　历史是文明价值观的体现，早期中国并不秉持“进步史观”，也不是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如果按照《礼记·礼运》中“大同”模式，由五帝到夏商周的三王，是一种“退化”的史观。这种将最好的时代“前置”的认知可能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但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即人类可以通过对美好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慕”构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这种认识为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诸子所“共享”。

　　早期中国王朝更替最为理想的模式是尧舜禹的“禅让”，认为这代表着“天下为公”的理想，此后的兄终弟及和嫡长子继承制属于“家天下”，《礼记·礼运》中以此区分为“大同”和“小康”。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禅让”制贤者居位的理想隐而不彰，王朝合法性借助了天道运行的自然更替，这就是糅合了阴阳家的五行观而提出的“五德终始”理论。

唐阎立本《职贡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盛唐时期外国使节前来进贡的情景

　　一般认为，传统中国是一种文明型国家。虽然一直以来存在着“夷夏之辨”，但这种看起来带有歧视性的“夷夏”观，却是一种非种族性的标准，《春秋·公羊传》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那些未接受儒家教化的民族，若是人文化育、礼乐周备，也就变成“中国”了。这里的“中国”并不是国家的名称，而是一种文明价值体系，“夷夏”的差别是可以随着对礼乐文明的接受程度而转变的。所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我们所见到的是文明的融合，而非种族灭绝。对于外来文明，中国人更多的是包容而非拒斥。佛教传入中国，虽有儒家知识群体的排佛运动，但最终是儒家和佛家“各退一步”，佛教的信仰和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惯常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合流。

　　至宋代，“夷夏之辨”隐隐被“正统论”所取代。“正统论”的倡导者欧阳修认为：“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正统论序》）他提出，宋朝之前，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包括“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尧、舜、夏、商、周、秦、汉、唐，以及“始不得其正，合天下于一而居正”的西晋、隋。

　　“正统论”兴起的背景是中华大地上北宋、辽和西夏之间呈鼎立之势。这一局面的形成与石敬瑭有一定的关系。石敬瑭本是后唐的臣子，因为被猜忌而起兵造反，为了寻求助力，他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并对其皇帝自称儿皇帝。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分分合合的一个插曲，但就宋朝统治者而言，石敬瑭为谋求一己之私而曲意逢迎辽国，导致宋与辽胜负之势的逆转，这是祸及后世的“万世之罪人”。显然，“正统论”这种国家观念和最初作为一种文明价值体系的“中国”相比，在强调人文化育、道德教化方面一脉相承。

　　近代出现了“疑古”思潮，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傅斯年等认为所有古代的历史以及尧舜的圣王形象都是被后人“层累”地构建起来的，这从注重“史实”的现代历史学科的要求而言是合理的，但“疑古”思潮的真正目的是要从解构“古史传统”入手，来批判附着于这些圣王传说背后的价值观，这一点是需要反思的。

清佚名《万国来朝图》故宫博物院藏描绘元旦朝贺庆典时各国使臣等候乾隆帝接见的宏大场面

　　在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看来，章太炎的历史观有强烈的价值诉求。他所提倡的典章、制度和掌故，目的是要用“国粹来发起信心”，让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坚守对自己民族的信心，以图救亡图存。对此，晚清国粹派和康有为也有相似的看法，即坚守信仰的民族一旦时机成熟，国家可以恢复；而若历史记忆被清除，那么国家和文明就被永久“删除”了。

　　康有为、章太炎面临着当时社会体系的巨大转折，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这是与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朝贡体系）所不同的理念。但即便如此，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中国人也一直在坚守统一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如世界上其他大帝国那样分崩离析，只是在文明型国家的基础上，增加了“祖国”的因素，由此对民族和文明的感情转化为对于实体国家的爱。无论是对西方殖民者的反抗、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其核心都是中国人炽热的爱国情怀，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诉求。

　　行文至此，笔者感慨万千，了解历史才能看清未来，也许除了中国历史，我们还应该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应该建立在对不同地区历史、文化了解的基础上，才得以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