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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名臣张养浩的政德思想

发布日期: 2021-12-14 浏览次数：198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卓成霞

张养浩（1270—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早年因“幼有行义”“读书不辍”而誉满乡里，青年时期进入仕途，从东平学正至官居二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等六朝。至治元年，他因敢于谏言，抨击朝政激怒元英宗，辞官归隐。其间，七聘而不出。但在文宗天历二年，关中大旱、民不聊生之际，年迈的张养浩毅然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因操劳过度而殉职。后人称赞他，“致位至中执法，其牧民则为贤令尹，入馆阁则曰名流，司台谏则称骨鲠，历省曹则号能臣”。在由仕而隐、由隐而仕的跌宕人生中，张养浩始终廉洁奉公、为民谏言，并形成了一系列为政观点。他的主要著述有《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合称《三事忠告》）三部政论集，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政德观。

关心民瘼，主张重民惠民

　　为官当忠于职守。在元代，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为鼎足之势，对肃正纲纪、维护百姓利益具有很大作用。张养浩认为，风宪官必须具有“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辨可否”的气节。如果害民的政令横行，就会动摇朝廷的民本根基。王朝兴旺，离不开直言敢谏的诤臣，敢于指出政令弊端是官员的“言责”。张养浩先后担任过御史台令史、监察御史、陕西行台中丞等监察之职，他在《风宪忠告》中表白心志：“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庶上不负国，下不负所学。”张养浩不避一身之祸，直陈蠹政害民的十大弊端，为当权者不容，招致权臣嫉恨，被罗织罪名欲治他死罪。后在同僚的帮助下，才得以逃遁保命。

　　为政当重民惠民。张养浩认为，作为统治者要获得长久的统治权，必须爱惜百姓，懂得百姓安居乐业才是朝廷稳固的根本。他在《牧民忠告》中悟道：“古之为政者，身任其劳，而贻百姓以安。”为此，他主政堂邑时，亲临民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使“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极大减轻了当地百姓负担。在离开此地十年后，百姓还为他立碑颂德。他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后，写下了《庙堂忠告》，在书中提出，“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肉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告诫朝廷一定要重民。他把统治者“重民”与否，提到朝廷兴衰成败的高度。他认为，为百姓做实事才是为官正道。怎样才算重视百姓？就是统治者必须“闻其害则除之，睹其利则举之，牧守非其人则易置之”，以为民实务赢得百姓爱戴。张养浩身体力行自己的重民主张，晚年为拯救苍生，他“散家财于乡中贫者，登车西行”，出任陕西行台中丞的凛然风骨令人敬仰。在陕西任上，他雷厉风行为民治吏，杜绝救灾舞弊现象。看到百姓生灵涂炭，张养浩感同身受为百姓痛哭，最终忧民过度、积劳成疾，卒于任所，民哀之如失父母。

荐贤选贤，严肃整顿吏治

　　秉公荐贤选贤。张养浩非常重视荐举贤能和严肃治吏，《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两部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人才是朝廷兴盛的基石，要发挥众贤作用，才能形成清廉的官场风气，做到“举能者而用之、举知者而用之、举敢言者而用之”，朝廷才会出现中兴气象。作为朝廷大臣，必须为国家汇聚贤才，出以公心。他主张，“廉而且干，虽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论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虽骨肉之亲，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荐举人才不能从个人好恶、利益出发，而要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唯才是举的胸怀，参酌天下公论，服从朝廷利益。为此，他和一些大臣呼吁朝廷恢复科举制度。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1315年，元朝举行了科举考试，张养浩同元明善等朝臣主持了这次考试，涌现出张起岩、许有壬、欧阳玄、黄溍等许多名士，在元朝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人称为“延祐之治”盛世。

　　建章立制肃吏治。张养浩认为，吏治清明是王朝兴旺的关键。为保朝廷长治久安，必须严肃治吏。那么如何治吏？他在《风宪忠告》《牧民忠告》两书中给出了答案：一是赏罚分明。他主张，对廉吏，要“优之，礼貌之，荐举之，则善者劝矣”。对贪官，要“蔑之，威拒之，纠劾之，则为恶者惩矣”。对忠于职守、为政廉洁的贤吏务必进行奖赏，对违法乱纪、扰民害民的贪官务必严加惩治。二是要严肃官纪，防微杜渐。他认为，治官要比治民难，因为官吏懂法，又往往知法犯法。故持政者一旦犯有过失，就必须尽快惩戒。否则，“小过不惩，必为大患，无所忌惮矣”。三是要做到惩罚与教化并举。他认为，“且刑罚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为治之道，莫尚焉。”朝廷吏治清明，仅仅依靠刑罚是不够的，应通过教化来提高官吏道德水平，使其自觉守律，懂纲常伦理，“吏人盖以法律为师也”。

省己修身，约束家人和下属

　　为政以德重在省己修身。张养浩对为官者的私德非常重视，在《三事忠告》里多次强调，为官者要“省己”“戒贪”“自律”“修身”等。他认为，为官者自己要做到“三省”，对己性之偏自觉加以克服、纠正。他主张，官员在接受任职之命时，要自省“有何勋阀行能，膺兹异数？”检视自己有怎样的功绩、品行能得到重用，扪心自问做官的目的。在任职期间，为官者要思考自己该怎么做，才能对得住公道和百姓。《牧民忠告》曰：“苟要其廪禄，假其威权，惟济己私，靡思报国，天监伊迩，将不汝容。”如果借手中权势谋一己之私，不思报国，这种官是做不长久的。他在《庙堂忠告》中讲“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如果在其位不为百姓谋利益，就是失职失德。尤其为官者在身居高位时，要更加重视修身。他认为，官至将相已为人之极品，荣耀之极同时也是衰弱之始，“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

　　为官务必管束家人下属。《牧民忠告》中有一节为“禁家人侵渔”。张养浩认为，“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馈征逐，通室无禁”。历史上许多官吏行贪腐之事，一定程度上在于家人干涉政事，纵容家人借权谋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长此以往，“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同时，他提出，约束好下属也很重要，《牧民忠告》中专有一节为“御下”。他认为，历朝历代属员协助主官处理政务是分内职责，但由于他们时常追随主官左右，其地位既特殊又亲近，故而形成“惟其亲，故久而必至无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为奸”的情况。书吏、奏差、总领等具有特殊身份，经常借此身份欺上瞒下，背着官长去干违法之事，败坏官长名声。张养浩敏锐地发现这些人可能对为官为政造成危害，因此主张，为官者必须“深防预备，严为禁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