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6日， “《孔子家语》与中国文化新认识”高端学术论坛在孔子研究院举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承略教授发表题为“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的主旨演讲，现摘选其中“礼学视域的演变与《家语》伪书说的兴起”一节，以飨读者。
宋人对《家语》的看法依旧与礼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随着礼学自身学术视域的演进，宋时的礼学风貌已大异于唐，对《家语》的关注焦点，也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到对原属于《礼记》的《中庸》的分篇上去。在此有必要先对唐宋礼学的发展变化及宋代经学的整体特征作一简述。
“三礼”注疏颁行前后，郑玄礼学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先有魏征将《礼记》重新编排，“以类相从”， 作《类礼》二十卷。“三礼”在魏征眼中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经籍，而是可以改编成类书的实用文本。之后元行冲为《类礼》作义疏并几乎奉旨颁行，可见对礼学的类似看法在当时接受度颇高。唐玄宗时“作《唐六典》以取代《周礼》，《开元礼》以取代《仪礼》。至于《礼记》，后又改写实用的《月令》，列为第一篇。于是三《礼》全废。”（林秀一）
郑玄礼学在唐代日趋僵化和工具化，原因在于其难以回答现实社会所面对的制度与道德问题，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当主流的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它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利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层的吸引力，在一整套精致而华丽的语言技巧中，知识阶层勉强翻空出奇，维持着它的生产与再生产，就像唐玄宗自己说的那样，‘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 郑玄基于《周礼》，统合“三礼”，缝合群经之间的矛盾，构建出的礼学体系，是对经学文本的精微阐释，当经学内部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回应现实关切时，“从中唐开始，礼的规范性基础逐渐由经典转向了制度与正义”， “触发了（北宋时）对经典古制考证式研究的形成”（冯茜）， 终被朱熹收束进“礼即理也”的宋代理学体系中。
宋人的经学实践，多带有疑古惑经、刊落注疏的开放色彩。皮锡瑞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宋人一方面通过对汉唐旧注的怀疑否定，构建起新的学术范式；一方面积极从包含但又不限于儒家经籍的历史文本中寻找立说依据，对许多文本的价值进行再评判。王柏的《家语》伪书说，就是在礼学自身演进与疑古惑经思潮的交织下产生的。
在王柏之前，宋人一直对《家语》有所怀疑，如吕南公认为《亢仓子》为开元年间王士源伪造，并提及了《家语》在内的其他“伪书”：“往时王肃出《孔子家语》，近世丘濬解《论语》而题以韩退之。”“凡士源、肃、濬异世而同揆者，予又焉知学士之又无似此者欤？” 范浚指出《家语》不可靠，“世传《孔子家语》载《五帝德》《帝系姓》等，皆非古书，使其说诚详如之，则夫子著之于《书》久矣。” 科举考试的策问中有“有谓《周礼》非周公之书，《家语》非孔氏之书。文籍去古稍远而见疑于后世者非一，五经且不见信，而况其他耶……愿与诸君辩之，而断以高明之见” 的题目。概言之，引起宋人怀疑《家语》是“伪书”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三，以上三例各指向其一：一是前人的作伪实证，二为郑、王礼制之争延续下的对《家语》的批评，三为宋代大胆怀疑的学风。三种思想资源交织下造成宋人对《家语》真实性的质疑不绝如缕。
但从整体上来看，《家语》不伪仍是主流结论。在官方层面，北宋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发生“庙制议”“大裘议”，朝臣均引用《家语》中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宋徽宗《修立冠礼御笔》时也以《家语》为据制定冠礼。学者也多不认为《家语》为伪书。如张耒在《书〈家语〉后》中认为“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闻微妙之言，则已共记为《论语》矣。而门人之下者，又杂记圣人之言，或陈其所学于圣人者，又著为《家语》。孔氏之子孙，论其家之所传，则为《孔丛子》。然皆得圣人之绪余，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诬也。而《家语》、《丛子》，学者罕读，岂不痛哉！” 李纲指出“（孔子）与曾子论孝者为《孝经》，其家之所传者为《家语》。”
“真正敲定《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的，既非王肃同时稍后之马昭，亦非唐代颜师古，而是南宋王柏”（刘巍）。王柏的《家语》辨伪动机，一方面出自他自身的学术实践，以《书疑》《诗疑》参与到宋代大胆疑古的思想浪潮中。更重要的是他试图借助对《家语》的否定，推翻朱熹对《中庸》中“哀公问政”一节的分章的合理性，为自己的《中庸》分章方式张本立说。
今本《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自宋以来受到儒者的特别重视，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以郑玄礼学为代表的汉唐礼学的特点是注重政治性，为国家社会的运行提供礼仪制度。但宋儒对“礼”的关注点更在于道德性，“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考量转化为对人的道德建设的关注”（杨玉婷）。在这种礼学新视野下，朱熹特别关注《中庸》的价值，并对其重新划分了章节。对“哀公问政”一节，朱熹根据《家语》，将其划分为第二十章。
朱熹的分章依据来自《家语》，王柏不同意朱熹的分章，他对朱熹《中庸》分章的反对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唐人整理的注疏中寻找依据，二是打破朱熹分章所依据的《家语》的可靠性。
“哀公问政”后有“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四字重出，郑《注》：“此句其属在下，著脱误重在此。”孔《疏》：“郑谓此句应在下章，著脱误重在此耳。”王柏在郑《注》孔《疏》的基础上结合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中有关的说法，推衍出《中庸》本为二篇的观点，对朱熹的《中庸》分章提出了挑战。
为击倒朱说，王柏对朱熹的《中庸》分章依据之一《家语》彻底否定，其方法与唐代“三礼”注疏中对《家语》的质疑类似，从真实性上入手彻底否定《家语》的文献价值。由此，《家语》王肃伪造说正式问世 ：“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
王柏的《家语》“伪书”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潜藏下来，并没有引起主流学术的过分关注。直至清代汉学复兴，高举复兴以郑玄为代表的汉代经学的大旗，与郑玄学术观点多有抵牾的王肃自然成为了被否定的对象，王柏的《家语》“伪书”说被清儒崔述、范家相、孙志祖等人发扬光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