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儒会通即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融会贯通，其范围涵盖了思想理念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内涵也包括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等诸多层次。余振贵认为：“‘伊儒会通’（或回儒会通），是指伊斯兰教与儒教（家）的交流、沟通与融合等。伊儒会通涉及的范围较宽泛：包括哲学、修养论和习俗等诸领域,而研究自然也随之而有伊儒哲学会通、伊儒修养论会通等等。”儒家文化因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历史传统，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来，一直与其他文化共同创造孕育了和合一统、从没间断的中华文化。山东地区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儒学发源地，儒学文化源远流长，耕读传家一脉传承。自元代到明末清初，伊斯兰教随穆斯林客商沿着大运河落户济宁，在京杭运河港口码头修建了东大寺、西大寺等清真寺，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伊斯兰教学者如常志美、李永寿等外出学习、返任阿訇，改革旧有制度，创新管理办法，讲经布道，身体力行，深入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到了清代末期，又涌现出一批数量可观、影响深远、承前启后的山东籍穆斯林学者和教外研究学者的庞大群体，他们以唐传猷为代表，持续著述，建树不止，乃至于崛起造就了清末民初伊儒会通领域新高度。

唐传猷（1824-1900），字晋徽，山东济宁邹县邢村人，清末著名穆斯林学者、社会活动家、书法家、诗人，时人以其为清廷吏部资深文官而尊称“唐吏部”“京城书家”，系唐承烈的父亲、唐柯三的祖父。唐传猷在政务余暇兀兀穷年笔耕不辍，传世著作有《清真释疑补辑》《松鹤堂纪事初草》《松鹤堂私淑杂记》《松鹤堂临本》《重订<内功图说>》（川刻本）等。长期以来，大家对唐传猷的认识言之甚少、重视程度不够。在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清代）中，未有撰写唐传猷的本传；在《回族人物志》（近代）中，只在唐承烈本传之下，注有“父 传猷”而已、并无副传。只到近几年，其著述的整理和研究持续开展。

唐传猷的远祖唐玘，字荆山，曾任明京畿道监察御史。到了唐传猷的父亲一代，仅在家中存有先祖遗留下来的不少儒学典籍，“经史法帖”“购积成仓”，家境却已经潦倒穷困，以农耕和医馆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唐传猷早年在山东邹县邢村附近泗水之畔读私塾，由先父儒学训蒙；1855年至1860年，在邹县、兖州一带的东滩、葛家店等村庄的回民大户教私塾；1861年考取拔贡，1862年至1883年，在清廷吏部担任文职官员，其文笔为醇亲王所赏识，1878年至1883年受命至普陀峪（今河北遵化县马兰峪），为慈禧太后督修陵墓，以劳绩擢补吏部员外郎。1883年至1898年在四川随子唐承烈养老，1898年随至陕西，1900年去世，享年77岁。唐传猷自述为“历受四朝知遇恩”：“道光庠生，咸丰拔贡，同治主事，光绪员外郎”，以“诰封通奉大夫二品封典吏部员外郎辛酉科拔贡”终老。晚年可谓子孙满堂，“一男一女，有男孙六、女孙一，男外孙五、女外孙二。” 

唐传猷在清末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继承了中国穆斯林先贤附儒以行的传统经验，尤其是对马注、金天柱 “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的思想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系统而深入地阐发解释了“理同道合”的内在意蕴。唐传猷以金天柱的著作《清真释疑》为重要的参考蓝本和讨论中心，追求共同生存、和谐生活，重点解决伊儒会通“理同道合”义理的误区和曲解。

（一）论证“理同道合”

唐传猷为了探求伊斯兰教与“儒理暗合”的机理，追求“明理之真”的目标，把“平心而按，据理以参”作为打开不同信仰人群心灵沟通大门的钥匙。为此，他凭借其在孔孟之乡熟稔儒家经典的优势，论证“理同道合”既涵盖了理想追求的相互依存，也意味着价值标准的和谐共生。他用心选择摘取伊斯兰教经典中与“儒理暗合”的理念，与儒家经典进行细心比对，撇除成见，并集中诠释释疑。“凡与儒理暗合者，随时录出，增补释疑书内，俾人一见了然。其未敢径与外人相质者，恐启猜嫌，反滋物议。后遇缙绅大老责之曰：‘自古圣贤救世苦心，但明理之真是非，何虑人之相牴牾哉？不直则道不见，姑且直之，其中至当不易之理，有心人自能辨之也。’因而重付枣梨，以公同好。尚祈览是书者，平心而按，据理以参，勿复预存一成见也，则幸甚。”

（二）融通伊儒人性观

《识一论》是《清真释疑补辑》一书中的一篇文章。当时“认主独一”贯穿于穆斯林的日常言行之中，是穆斯林言行的指导，穆斯林以此为思想的初心和行为的出发点，忠贞不二，修行善功，宽厚仁慈。《识一论》中说到：“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惟天方经中，剖判甚为明悉，言天下有数一之一，尤有独一之一，有独一然后有数一，自不得以数一误认为独一。”在儒家经典中，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说法影响深远。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的忠恕之道强调推己及人，贴近人伦、关怀人生、切实可用是其思想学说的特色，《识一论》借此体现出儒学与伊斯兰教在人性观上的一致性、贯通性和包容性。 

（三）终生求实求真

唐传猷伊儒会通思想集中体现在对于《清真释疑》的长期研究和修订编撰方面，最后的成果便是出于并相对独立于《清真释疑》的《清真释疑补辑》。正如其所言：“所以手录是书已久，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数十年之间。曾经同教诸君子互参详译。”唐传猷初入教门当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初馆即境》中写道：“馆东冯华廷先生，以臂疾事忙，不及入寺，时劝予前往学礼，欣然从之。老年乐与人为善，示我周行大道寻。每于课暇，造访寺师一谈。寺中七日聚礼，即来复之义也。时有白三师，年六旬。均偷闲朝拜。彼时，予年甫逾弱冠，故云。教规，每年两次行大瞻礼，届期沐浴赴寺聚拜。”“宴会游戏之场，从不轻入，实为慎疾起见。原与教规无涉，非矫情也。然终觉与人隔阂，往往有因予一人而满座为之不乐者。亦有同教在座，不拘小节，更不愿予复至者。纵极力周旋亦难释然。厥后相处日久，语言文字之间，众见为‘了不异人’。”历城吴树芬在《松鹤堂纪事初草•序》也指出：“吾乡唐晋徽先生由萃科通籍，工锺王书法，受知于醇贤亲王，然沈滞郎官垂二十余年，未尝有所干世，咸以此服先生之守。”“凡遭际速遭、俗情变幻、朋侪款洽，以至悲愉欣戚有动于心，莫不于诗寓之。”唐传猷是伊儒会通的思想家，也是关照身边每个人的性情中人，更是伊儒会通的践行者，而非“教门迂子”，其终生“求实求真、身体力行”的品行得到时人的高度认可和称赞。

（四）奉行内外兼修

唐传猷自幼身体孱弱，居然享寿近80岁，当时人们大都觉得是个奇迹，也感到非常好奇。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在《清真释疑补辑•初叙》中，他回忆到：“予幼多疾，得于天者独薄，性甘素淡。”唐传猷在其《<内功图说>重刻后序》中进行了揭秘：“是书为我东王莲塘同年在成绵道任所刊。其颠末详载前序，兹不复赘。曾闻其世兄信卿云：已刷印数百卷，随在施送，意欲使人人得此，却病延年，方合天下尽登夫寿宇，诚善意也。予初至蜀，即蒙见赐数卷。后因逢人说项，有求者辄即分之。由省至泸，遂将数卷散尽，仅留一卷自览。予本幼多弱疾，兼之中年曾患大病三次，几频瘫痪，连服再造丸始起。故一入衰境，便觉体气诸多不和，幸获是书，按照试行，颇见功效。”唐传猷晚年时常练习内功，身心健康，鹤发童颜，这是他在照顾一大家子人生活的同时，还能够持续写作的重要基础条件。

（五）坚持中正之道

唐传猷在《清真释疑补辑》一书的《初叙》中提出“‘无论何教，在在以儒律之，近于儒则为正，远于儒则为邪，斯千古不刊之论矣’的论断，将伊斯兰教汉文译著‘附儒而行’的倾向推到了尽头。”这一论断的关键在于“以儒律之”，其中的“近于儒则为正，远于儒则为邪”，究其实质用意在于坚持中道、反对极端，其中既包括价值评判标准，也包括个人修养要求。

就价值评判标准而言，是指中正的处事法则，品德修养的正直刚正，言行上的正义公正等。中与正，都是言适度。无过与无不及谓之“中”，无偏差谓之“正”。中与正合为一种道德品质，即公正、无偏私。《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作为个人身心修养的内容与方法，在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儒家主张通过正心、正思、养心正志等修养方法，做到为人的正直、刚正与正派，处事的公正、正义，达到正身、正己的目的。

就个人修养要求而言，是指使人心归向于正，是内心道德修养方法。“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正心诚意是修身的根本，家庭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重要中间环节。个人通过修心养性，成为合乎道德要求的人，方能使家庭内部做到长幼有序，社会上做到尊卑有别。

唐传猷推进伊儒会通的历史贡献如何评价呢？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唐传猷伊儒会通思想是山东学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山东学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十分漫长，整体上看时间跨度达数百年之久，相对集中在1662至1893年的230多年，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形成全国瞩目的两座高峰：第一阶段在明末清初，地域以当时的大运河重镇济宁为中心，主要内容是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包括宗教信仰“忠君、事亲、认主”等，形成以常志美、李永寿为代表人物的思想高峰，代表性作品为清初康熙元年（1662）写就的《识认大略》碑文等；第二阶段在清代末期，地域从济宁北移到华北地区（今北京及周边），主要内容是“清真释疑”，包括伊斯兰教哲学、历史、人物、论辩等，形成以唐传猷等鲁籍寓京的“同教诸君子”为代表人物的著述群体，代表性作品《清真释疑补辑》。

“山东学派”基本精神是“会通”和“贯通”，思想精髓是“理同道合”。马中龙认为：“回人自隋唐入中华，与汉民杂处，汉民习孔孟教，回民习穆罕默德教，其俗不同，其事亦异，而皆因地制宜，以潜移默化乎人心。尝慨孔子与穆罕默德生不同时，向使同时于数万里之外两相聚合，各言其教之所由，互证其道之不悖，当必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所谓地不同而道同者，确然不谬。”海正忠提出，“生活于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两峰之间的唐晋徽静观细察，深入思考，把回儒一体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如果说金天柱的著述是迫于形势的话，则唐晋徽等人的言行表现得更为主动一些，他们对于宗教作为管理社会软件职能的认识更为深刻，不论在‘儒化’方面，还是‘化儒’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思考。”由此可见，唐传猷是站在山东学派先人的肩膀上，继续探索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世界本源等方面的契合点。

（二）唐传猷伊儒会通思想的发掘与评价是一个渐进升高的过程

唐传猷起初并非以其著述思想名世，甚至其诗文价值也不被人认识，同时代的知己也只有少数人以小京官或唐吏部工书法称之，其思想价值的发现与挖掘是一个渐进升高的过程。白寿彝先生在199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回族人物志》（近代卷）中，在“唐承烈”条下注引称其名。其引用的材料有《松鹤堂纪事初草》等，而对于其他著作，如《清真释疑补辑》《松鹤堂私淑杂著》《松鹤堂临本》《重刻内功图说》等则征引甚少。尤其是就现在存世的《清真释疑补辑》的两个版本情况看，京都清真寺和成都清真寺藏板本的封面和扉页均未突岀“唐传猷辑录”的字样。唐传猷的其他书籍也因为版本或印刷流布不广致使后人研究未及。2004年李兴华在《回族研究》发表《济宁伊斯兰教研究》一文，对唐传猷及唐氏家族给予较高评价：《清真释疑补辑》可谓是“民国以前篇幅最大的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2007年朱昌平、吴建伟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文学史》，专辟一章即第四十六章，专讲“唐传猷的《松鹤堂纪事初草》”。在吴建伟编写的此章中提出：“唐传猷时时处处总是能把两教的矛盾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深刻思想统一起来，化解开来。”海正忠校注的《清真释疑补辑（校注本）》代序提岀，唐氏《补辑》一书阐述的观点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2007年四川辞书出版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中，余振贵先生撰写的“《清真释疑补辑》”条认为，该书已非原《清真释疑》的增订重版，其内容、体例实际上是唐晋徽的新作。2008年高法成先生整理的《松鹤堂纪事初草》，列入《回族文献丛刊》第八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整理说明”中提出，唐传猷诗最鲜明的特点是直接写到了他的伊斯兰教信仰，其中涉及回族及伊斯兰教的史料较多，十分珍贵，这在回族诗人中实属难能可贵。

（三）唐传猷对伊儒会通的贡献是集体创作、融合创新的硕果

伊斯兰教在中国已有千年以上的传播发展史，“在其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与中国社会和谐相处、相融共进的特点。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但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起来，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均能和谐相处，各个时期的中国穆斯林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伊斯兰文化积极适应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有若干重要的历史人物和著述构建而成的重要节点及节点之间的连贯路线。若从刘智、马德新与唐传猷两座高峰之间寻找一条通衢大道，则非马安礼莫属。马安礼在刘智、马德新与唐传猷之间，担任了传递者的重要角色。刘智作为金陵学派的集大成者，著述颇丰。但他是靠个人创作，以一己之力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生无同志，业无同事，族属亲友尚且以其不治生产为不祥。马德新是云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不仅是中国部分地区穆斯林经堂教育的教材，而且流传海外，扩大了中国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而唐传猷则久居京城清廷吏部二十余年，又有醇亲王为荫庇后盾，为其集体创作《清真释疑补辑》创造了条件。马安礼于1850年师从马德新，成为其教研团队的一员。马安礼“直抵乎降圣降经之地，始见其风土人情与中国经书所载罔不合符”，朝觐回国之后，于1873年在京城初识唐传猷，1877年以“率真子”之名完成对《清真释疑补辑》的点评注疏，对唐传猷“同教诸君子”团队辑录的《清真释疑补辑》，“不揣谫陋，谬加点评，间亦以所见闻者附诸简单末”，“以求斯道之大明于天下”，马安礼为唐传猷论说添砖加瓦，疏通补漏，功莫大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安礼是马德新团队与唐传猷团队沟通的纽带，对于当时伊斯兰教的民俗化、本土化、生活化予以深度融合提升做出了特殊的理论和学术贡献，无私地支持了唐传猷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