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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峋 | 金章宗与元仁宗的更化——以曲阜碑刻为辅翼的讨论

发布日期: 2021-06-21 浏览次数：77 来源：《孔子学刊》作者：王汉峋

入主之金、元二朝治理中土时俱须考虑语言文字、精神托付、平日雅好等文明上的歧异，金章、元仁二宗能革故鼎新、造成平稳的治理果效，其显见而扼要的措施是“汉化”，二人对汉文明的熟悉度、态度俱有不同，所生倾向、所颁政令复有差别，将两者之更化纠集于一处来对照、查勘，许能帮助对文化与政治、改革同兴衰等问题的省思。

一、汉文明陶养下的章宗与其对汉文化的收纳

外山军治的考察金代历史，颇能重视世宗、章宗祖孙对女真和汉文化的态度。他说世宗为防止女真一族迷恋“汉文化”，由大定四年始便“提倡女真人阅读译成女真的大、小字的汉文书籍，恢复和扩大教授女真字的学校，努力普及女真字、女真语”，亦提起世宗设“女真进士科”、建立“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的作为，可是未能损抑汉文化对女真族引力的丝毫。外山氏复云：“章宗遵照祖父世宗的遗志继承女真中心主义，但章宗本人却擅长汉诗文和书画，成为有金一代首屈一指的文人。”《章宗本纪》：“（明昌二年四月）癸巳，谕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外山留意此等直译汉字之条令，复勾连到同年十二月乙酉章宗“诏罢契丹字”，判断二事属“章宗的女真中心主义的体现”。

云世宗、章宗二人奉执“女真中心主义”，怕是大半出乎臆度，兹就“女真进士”与“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及女真、契丹、汉三方之文字诸角度各作检讨。

先分析“女真进士”，核《金史·选举志》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策”的形制，《选举志》中亦有线索：“乃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其策曰：‘贤生于世，世资于贤，……若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徒单氏范文中，措辞、例证乃或贤臣辅君、取人有道等政治思想，与儒家大存勾扯。世宗在大定廿八年时顾虑“策”能预先筹备，而想加入“经义”，臣子云已译完《五经》中三经，待《诗》和《礼》补齐后便可考试，章宗却说脱开长期的讨究、沾染，对经义不能明通，“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后当徐试经义也”。所谓“论”之题目，显见出于“经”内，如是则“策”和“论”俱通连到汉文明中儒家。《选举志》亦云：“至（大定）二十年，以徒单镒等教授中外，其学大振。遂定制，今后以策、诗试三场……” “诗”如论质性便要挥洒，挥洒令其能和中原关系不深，斯处既然属应举时“试帖”，汉文明中此等实践已较久，在表情方式、思想抒写上怕也会受汉诗的染化。

至若“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选举志》云：“始大定四年……。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得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亦云：“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学校之设系为选“异等”才士作准备，亦有“策论”“赋”“诗”等维度的训练，其教育中的“价值导向”会受汉文明尤其是儒家的无声规制亦微可推测。

再来查考文字，《选举志》：“上曰：‘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丞相守道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由是遂明世宗尔时未见得定会用女真字，比女真字成熟但差汉字一大截的契丹字也曾作选项。许是出于政治考虑，想从明面上把女真人、女真文化和汉人、汉文化作区隔，契丹字亦能起这等作用，然而系女真人的世宗，对女真文字最富好感乃属当然。

世宗之目的除开在浅表层保存女真特征，许还有激荡女真创制活力、延续种族在金朝的位置，究其措施之实则系用女真字来推行汉文明特别是此文明中的儒学。陶晋生征引上段《选举志》中对话的大半后乃云：“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创作自己的文学，祇能翻译中国书籍。而女真文字的中国经典（如颁布女真字孝经三千部给护卫之类）祇能传给女真人中国的思想和伦理观念。”“思想和伦理观念”的纳取，正属一类较深层的汉化。便是后来金朝不灭亡，女真字能如完颜守道所云经历流光后和汉字同样优异成熟，此等过程亦当会令汉文化中的精要成分融入女真族、女真字之血脉。若要维持特性，则应于教授时减少汉文明的材料和精神，尤其需抵拒“思想和伦理观念”。世宗未见得不会推想到此等难以维持之后果，许是认为汉字旧典是佳好文明的晶体，乃或女真族的“思想”还不能同汉人的“思想”作抗衡，也未见得定要抗衡不要协作，而“伦理观念”及“思想”中的一部分能帮助王权，正乐意耍玩、活用，如是便难说他内里有多大程度的“女真中心主义”。

在此氛围下成长的章宗，如若就文化而不是政治维度论，则不仅未怀抱“女真中心主义”，甚至是一“汉中心主义”者。依《大金国志·章宗纪年》，承安四年五月，章宗作牡丹诗云：“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工造物本无私。”洛阳似代称汉人、汉文明，岭外则指金人、金文明，纵使章宗宣陈两者歧异而各存价值，然而他是拿岭外比洛阳，系以汉文明作标杆，连展露的意思都属汉文明中多见的，这层意思下女真能沾染天恩，却亦为更革涤荡出宏阔之路，照实说汉文明比金文明高尚几许，汉人创制的文化是天工所造的一部分，没有彻底排拒的因由。外山云：“女真人既然不具备可与汉文化媲美的文化，这些与汉人杂处的女真人被汉文化所同化，也是极其自然的。”章宗诗中的思想，正能助这等“自然”敷演成真。

此外章宗对宋的评判也能见证他微有汉中心主义的朝向，大定廿九年二月，章宗“诏有司稽考典故，许引用宋事。”朴炳奭考察金中期的推审德运后乃云：“章宗不愿继承辽朝，而要继承汉、唐和宋，放弃女真民族本位（Jurchen nativism），将金朝纳入中原政权的体系，……足见当时的女真人已濡染了中原汉族德运思想。”《癸辛杂识续集·章宗效徽宗》：“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朴氏云：“这段记载虽不能证明章宗有宋人的血统，但多少能看出他本人对汉文化确有倾慕，这也许是他主张承宋的原因之一。”金以前的汉族书、画名家数不胜数，除开“字画”，连“嗜好”也是模仿徽宗而生起，正映现其对宋的深度喜爱，以至不忌惮激起北人对尚掌治南中国的宋的惦念。而将金跻于汉王朝统系，便是径直去承唐亦未见得不行，不弃掉风味凌迈李唐的赵宋，正能知章宗对佳美生活的渴求。

另在“意识形态”上，章宗亦将自我收纳于汉文明，未以女真为中心，前述“德运”也属意识形态的构造成分之一，然而通贯中国帝王社会的治理说辞，高度重要的是和儒家更有勾连的那些。

章宗于“（明昌元年三月）辛巳，诏修曲阜孔子庙学。”至“（明昌三年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圣庙毕，勅‘党怀英撰碑文；朕将亲行释奠之礼，其检讨典故以闻’。”而“（明昌六年）夏四月癸亥，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圣庙工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遣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礼。”依党氏撰《金重修孔庙碑》，明昌三年“土木基构成”，四年“䰍漆彩缋成”，五年“众功皆”，疑三年“土木基构成”后未久，即到当年十月，工程已筑大半，所余“䰍漆彩缋”外的任务不多，则“有司奏增修曲阜宣圣庙毕”亦微能条畅，否则许是《章宗本纪》此记载有误。明昌五年《重修颜庙碑》云：“明昌建元之初，以肆眚之恩，颁行于天下，一应故庙隳废者，仰所在官司捡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县捡计斯庙、方行规措，以文宣王庙县官监修、功尚未毕，力不暇给。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经营。”四年已“䰍漆彩缋成”，则适生余力开始整葺颜庙。

《金石萃编》云: “玩文内所载至六年止，则文为明昌六年所撰、书，迟之两年而后刻石。”三年十月得勅后许即有构思，撰、书自在六年四月癸亥日之后，斯年是否完结未知。即位未久章宗不仅下旨扩修孔庙，并且有立碑构想，见证他对孔子、孔庙格外费心。

党撰《碑》云：“洪惟圣上以天纵之能，典学稽古，游心于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经》为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党氏对章宗的评断，大概能令章宗欣悦，除开实际政治方面的获利，心绪、情感一层许也有了依托，在汉文明中染化既已稍久，生起此类期望乃属寻常。和上述理念相搭配的，则还有优礼衍圣公等孔子胄裔的行为。

“（明昌二年四月），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孔子世家谱》：“端甫：字肃之，……金章宗明昌四年三月，翰林侍讲党怀英举公‘闲居乡里，年德俱高，虽不习科举，其读书养道，该通古今，堪任国子小学教授。’召赴阙，赐进士及第，除将仕郎、翰林学士。”核《章宗本纪》，明昌三年十一月一日，尚书省奏称党怀英荐孔端甫、魏汝翼、刘震亨、王枢，章宗“勅魏汝翼特赐进士及第，刘震亨等同进士出身，并附王泽榜。孔端甫俟春暖召之。”四年三月九日，“特赐有司孔端甫及第，授小学教授，寻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致仕。”《金史·孔端甫传》亦未提到“翰林学士”，令第二年春去，又将原拟定的“同进士出身”改成“及第”。另《孔端修墓碑》云：“金明昌初，上访耆德，赐进义校尉，以年老不仕。”赐端甫“及第”、端修“校尉”，俱属爱顾。

除开礼遇胄裔，于政治上亦导扬伦常秩序，明昌四年正月十五日，章宗谕告尚书省不能依奏任命苏德秀，云应让官员安固在某个职位，并云人的才能颇难表现到多等侧面，但长久处于一职位也能生巧而有绩效，复又欣赏“轶才”，断说“清廉”是“本分”，否决“先才而后德”，高看“孝悌”“教化”。

祭奠孔子、封赏衍圣公、爱顾胄裔、导扬伦常，在金源一朝不自章宗开始，然而章宗已经如一位被儒门称许的汉族皇帝那样，做得乃算圆备。除开继续世宗顾念女真特权、推广服饰、隐隐尚武、优待女真字的谋略，内里的精神基质是儒家的，搬用了几许汉文化中的政治思想，自我确认与官僚治理也颇近汉法。

二、仁宗的改革与汉化举措

萧启庆考证蒙古窝阔台做汗时即设立“国子学”，汉、蒙学生在“转译”目的之下要学对方“语言”，此外亦俱习蒙古人倾心的“匠艺”，萧氏说蒙人“着重实用，不受意识形态的牵羁”，亦发现“国子学”原归全真派道人掌控，到蒙哥主政时方属儒家。唐长孺云：“自耶律楚材以天文、卜筮、医药、钱谷之才进身，为汉人开仕宦之途径，而世祖朝之汉文臣亦循是术以至于大官。然西域之人继之而起，遂得恃其钱谷之才广行聚敛以媚统治中原之君主，于是中统文臣亦循楚材之覆辙而为西域人所败。”二学人的考论，勾扯到元立国暨统治中原之精要意旨，亦牵连到后来仁宗改革的问题。

《元史·仁宗本纪》：“（大德十一年）六月癸巳〔朔〕，诏立帝为皇太子，受金宝。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此条记载能见证仁宗对儒家的策略：高看《大学衍义》说明仁宗择取过往政治与道德人物的经验、说辞来治理天下，推广《图象孝经》《列女传》，则说明他攫住了汉文明中重要的伦常和贞洁观念。

然而不能就此推测仁宗已经受到“意识形态的牵羁”，立国一久便对汉文化有几许体知、估量，懂了掌玩“治术”。《仁宗本纪》录仁宗语：“‘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本纪》亦载“（延佑元年）二月庚申，立印经提举司。”仁宗似倾注多半情感于佛教，饶使如此，在皇庆元年十月，“国师”为罪人求情，仁宗训诫：“僧人宜颂佛书，官事岂当与耶！”便是对佛教，也不会让它影响权力，对儒家的情感原较少，本为佐助权力，拿来范导天下庶民，自己许是不会折服。

至大四年三月，仁宗即位后“又谕太府监臣曰：‘财用足，则可以养万民，给军旅。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看“财用”如斯，和以前的蒙人皇帝相同。对汉臣的安排与元早期包括蒙古时期有异，纵然仍旧不脱实用性，却已经留心到能用来维护合理的统治，不单单当他们是税赋家来使用。至大二年八月，“金州献瑟瑟洞”，仁宗并不嘉纳，而希望“广进贤才”， “（皇庆二年二月）帝谕左右曰：‘回回以宝玉鬻于官，朕思此物何足为宝，唯善人乃可为宝。善人用则百姓安，兹国家所宜宝也。’”选“才”和“善人”的显要方式系科举。

“〔皇庆二年十一月〕甲辰，行科举。”陶晋生说：“直到元朝末年，总计廷试举行十六次，取士总数一千一百余人而已，在这样有限的人数中，蒙古色目人还受到优待。”萧启庆却云：“元仁宗恢复科举，以汉文、汉学为考试内容，更导致‘诸部子弟’‘以读书稽古为事’，研习汉学在蒙古、色目族群中遂形成一股洪流。”两人谈论俱有理致，要而言之则科举没有起到多大的选才作用，没有全部或大半达成仁宗的初衷，更未能做到公平，然而却催生了学习汉文化的风气，因此机缘而使元贵族察觉到几许汉文化的优长。此外，亦为孔氏后裔在内的汉族文人争得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多参政机会，给治术加添了辅弼。

除开帮助治理，仁宗对科举、儒学的育“才”功效也有留意。“（至正四年四月）辛酉，敕：‘国子监师儒之职，有才德者，不拘品级，虽布衣亦选用。’”如是而知仁宗费心于“国子监”生员的教育问题，“有才德”的“师儒”能让国子监生员成“才”之时，亦使他们具备较称理想的儒学水平。“（至大四年）闰七月辛丑，命国子祭酒刘赓诣曲阜，以太牢祠孔子。”“（皇庆二年六月）甲申，建崇文阁于国子监。”同月，令宋周敦颐、吕祖谦等九人及元许衡总计十人从祀孔庙。仁宗对儒学及儒门创始宗师是高看并和“才”勾连在一处的。

仁宗崇扬孔子似属受人提示，至大四年《遣刘赓祭孔碑》云斯年七月廿六日，“中书宰辅、集贤学士等”奏报仁宗，云即登大位，“唯阙里之祀为重，宜选儒臣以往”。《仁宗本纪》：“（至大四年正月）丁酉，以云南行中书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太子詹事完泽、集贤大学士李孟并平章政事。”铁木迭儿属答己太后之人，时掣肘仁宗，则祭孔之意，大半的可能是出自“集贤学士”李孟。

《仁宗本纪》:“(延佑元年十二月)己亥，敕中书省定议孔子五十三代孙当袭封衍圣公者以名闻。”《孔子世家谱》卷二：“思晦：字明道，……仁宗延佑年间诏议孔裔当嗣封者，元明善等奏公，遂授中议大夫，封衍圣公。”洪武十四年《孔沂墓碑》:“公讳沂，祖讳元孝，前进士/，考讳之厚，以孙思晦贵，赠/亚中大夫、轻车都尉、济宁/路捴管，追封鲁郡矦，妣张/氏，追封鲁郡夫人，生三子/，长曰浣，公其次也，举进士/弟，……”追赠孔沂考妣，应是在思晦袭封衍圣公之后，许即仁宗所为亦未可知。《孔潾墓碑》云沂（潾仲兄）“早卒”，《元史·孔思晦传》：“大德中，游京师，祭酒耶律有尚欲荐之，以母老，辞而归。”往前推算则孔沂“举进士弟”应在金末，窝阔台戊戌考试甄别儒生时似谈不到“进士弟”，更明仁宗时科举于元代诸帝中之特异，撷取汉法虽未周备，亦堪算改革。

《孔思友墓碑》：“公讳思友，字益道，祖讳之厚，以孙思晦贵/，追赠亚中大夫、轻车都尉、济寕路緫管、鲁/郡矦，祖妣张氏，鲁郡夫人。三子，曰浣，曰沂/，曰潾，字丗泽，赠文林郎、洧州县尹，即公之/考也，妣张氏。公为长，次思古、思本，公资禀/魁岸，好学诚笃，慷慨有志操，当有元延佑/间，中书平章李道复秋谷以儒业相仁宗/，惟柬贤黜奸为务，尝荐公为太师府掾，扶/导婉画之功为多。……”“李道复秋谷”即李孟，考《武宗本纪》《仁宗本纪》，李氏于至大三年正月任“平章政事”，于皇庆元年十二月“致仕”，而至延佑元年十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李孟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四年七月，“李孟罢”，核《李孟传》，渠在至大三年三月即任“中书平章政事”，“仁宗嗣立，真拜中书平章政事”，于皇庆元年初返乡葬考妣，当年十二月归朝后“以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承旨翰林”，后因老迈“帝不得已从所请，复为翰林学士承旨”。李氏举荐思友许是在延佑元年十二月至四年七月为“中书平章”之间。

至大四年闰七月仁宗即位未久，完泽同李孟等人进言：“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便有类似扶持儒生入仕途的言论并得到仁宗首肯，有这等想法许或更早，据斯碑仅提李氏，又据道复平日言行，则当属李孟主导而得到同僚支持，汉人之仕元廷、孔氏后裔之得优待或从政，得着儒门官僚之策划和帮衬乃属显见。

《李孟传》：“（仁宗）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尝与羣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其讲学之功如此者，实孟启之也。”仁宗费心治术和伦常，许亦是受李氏影响，李氏对汉文化之体知当亦多勾连治术、伦常，仁宗汉化赖儒门官僚推动，他对汉文化之了解与对汉法之截取，受限于官僚之水平乃属自然。

《孔思晦传》录仁宗语：“以嫡应袭封者，思晦也，复奚疑！”在衍圣公上择思晦，与他立己子为储君而撕毁与武宗之契约合拍，相比于受宗法、伦常观念影响，许是借用宗法、伦常观念以捞私利、保持先后一贯占了大半可能，其汉化中杂有汉文化以外即其自身爱厌上的因素亦微能窥知。

《孔浣墓碑》云：“大元赠嘉议大夫、上轻车都尉、礼部尚书、鲁郡侯/，讳浣，字日新，娶李氏，追封鲁郡夫人，一子，思晦/。父讳之厚，祖讳元孝，曾祖讳拂/。天历三年三月吉日，五十四丗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子思晦/立石。”《世家谱》卷二：“浣：字日新，赠中议大夫，太常礼仪司佥、上骑都尉、东平郡伯，再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鲁郡侯。”疑追赠之厚时浣尚在世，后浣亡赠“中议大夫，太常礼仪司佥、上骑都尉、东平郡伯”，天历间李氏亦卒，遂“再赠”浣“嘉议大夫”“鲁郡侯”等而封赠李氏“鲁郡夫人”，《世家谱》“通议”疑是“嘉议”之误，而至正十五年《孔思晦墓碑》碑阴孔浣小传亦误成“通议”，云是“误”，系因元末改赠“通议”仅有能略掉之可能。

《孔潾墓碑》：“年踰五十，不求闻达，以茂材举，授沧州儒学教授……，享年六十九，时泰㝎改元六月十一日也，后赠文林郎，巨野县尹。”浣之头衔属“再赠”，则潾五十至五十九岁时大约是大德十年至延佑二年，至大四年元仁宗即位时潾五十五岁，照《仁宗本纪》，仁宗于大德十一年六月已是“太子”，尔后处理部分政务，《孔思晦传》云思晦“至大中，举茂才”，《世家谱》卷二：“元武宗至大中，以茂才为……”即便藉此未见得可凭信的材料推断思晦是在仁宗即位前举茂才，此举茂才之事，疑亦多半出仁宗、李孟等手，而孔潾之举“茂材”，大概在至大、皇庆间，应亦与仁宗、李孟等有勾连。

《世祖本纪》云：“（中统二年四月）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复云：“（至元八年三月）制封皇子燕王乳母赵氏豳国夫人，夫巩德禄追封德育公。”则仁宗前数十年的蒙古时期，亦有举茂才和赠封，仅凭现有曲阜碑刻而论，仁宗时始孔氏后裔受到的封赠变多，除开拙文所引，孔林中亦有一些元末碑刻与少量明初碑刻为证，茂才则除数量少，择取亦会考虑备选人才分，无法见证仁宗或之后的整体状况。

要以言之，仁宗承续了之前君主重视实用的格调，承续了封赏衍圣公的技法并对其余孔氏后裔有愈多照拂，伦常、法度并重，亦采科举而求治理之才，以上多半系受儒门官僚影响，爱慕汉文化的成分大抵是少。

三、概要的对照及结论

吕思勉云女真出自“高丽”之“金氏”，而“朝鲜半岛的金氏”是出自“中国”，陶晋生认为女真倾心汉化的原因之一便是“地理环境”和“生活的基本形态”上接近“汉地和汉人”，行“渔猎、畜牧和农耕”等，亦就用“炕”“养猪”方面推测女真系“定居”民族。吕氏说法怕不真确，陶氏的考证却颇近史实，即女真在血缘上未见得与汉人有勾扯，但便于接受汉文明，章宗、仁宗背景的不同造就了更化性质上的歧别。金到了章宗时期，对汉文明有深透了解，章宗的更化是受文明的吸引，有许多主动的费心参与；元朝到了仁宗时，对汉文明的了解不如章宗一朝，出于利益考虑纔有汉化。

章宗的汉化有文艺意味与温软色彩，比如前此引《癸辛杂识续集》说他步趋徽宗，以及纳藏艺术品等，仁宗则更爱搜罗“经籍”，并倾心技术；章宗祭奠古代帝王，似属全盘接过儒门政见，有理治天下的意图，仁宗便是重《大学衍义》，也仅取其维持功效，没有把治理当成大责任，祖业、私产观念更显白。

东洋学人说猛安、谋克的衰落对金的衰亡负有责任，或汉化促进了入主政权的灭裂，怕是俱不准确。用猛安、谋克的组织来维持，有野蛮、粗鲁的成分，将两者转化、更替去维持政权纔算适宜，这种转化和更替，未见得要依着汉文明，但在尔时，汉文明是他们可见能学的，汉化乃属正确切当之选项，对金、元来说是进益，汉化的不精粹是灭亡的主因。

进益是单线的，汉文明未因之有展扩，云淆乱能促成“新生”也不确，就金、元二朝尤其章宗、仁宗以后论，仅仅是程度有差地纳取汉文明，俱未激荡起新的格局和朝向，亦未改变文明的质性，不能让南宋、明人研习，没有促成汉文明的更革，金、元入主之初在文化上与原汉地有很大歧异，本可作汉文明自我纠偏与改革的外缘，是一种打破自我视角的参照，而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坐实，论不着“新生”。

我等可就金、元之汉化有省思和鉴戒：审度不同文明而自我更化时，触动我方逆背人之心意的成分，谨小慎微视其转变，亦使对方优长之处有质上的益减，新模型是高于被化、施化两者的，至若哪些逆背心意、哪些属乎优长，需要费神探研推勘，不能仰仗宣示和感觉。比如章宗学到“德运”和“历史感”，但续承历史未见得要把德运作要件，除开德运还有无“力运”“文运”之类，俱要审究，如是而更化之视野未被对方缠缚，短期便衰微的可能减掉大半。汉文明的家资已丰厚多样，鲜有被染化后灭失之虞，提升格调和视野的优先级，则当前乃或未来的畅想和大小叙事，许会深透而有凭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