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问题是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清代《古文尚书》辨伪的范式、方法与结论尤为后世学界所推重。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古文尚书》案提出反思和质疑，特别对其辨伪证据进行检讨和再辨证。与此同时，这些反思、辨证也受到其它一些学者的反质疑，呈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纠葛状态。
张政烺先生曾讲：“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至今虽未有《尚书》完本出土，但郭店简、上博简中《尚书》引文，清华简《尚书》类文献，均为关系《古文尚书》问题的重要新材料。本文拟在出土文献与对古书的反思之学术背景下，以郭店简、上博简引《书》数据为主，参照清华简《尚书》类文献，转换视角，对《古文尚书》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一、出土文献与对古书的反思
上世纪初以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及简牍、帛书等地下文献纷纭而出，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再研究。王国维先生在研究实践基础上，提出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原则“二重证据法”，首倡据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从而“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并指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在近代疑古辨伪学术背景下，王氏这一学术理念对重新考察古文献问题深具启发意义。
七十年代以来，大批与传世典籍直接相关的竹简、帛书问世，使许多曾被疑为伪托或后出的古书获得“平反”。同时，这些新材料更使许多战国、秦汉间的书籍原貌直观地呈现于世，一些文本甚至形成相对连续的演进序列，引发人们对古书成书、传流、传本等问题的更多思考。
早在数十年前，刘咸炘、余嘉锡、吕思勉等先生即从不同角度提出，考辨古书或使用其材料，必须通晓古人著述宗旨，古书编纂原委，以及古书之读法等，但这些见解在当时并不为世所重。现在参照简帛古书，一些前沿学者愈益清晰地认识到，古书的最终形成往往要经过复杂的过程。李学勤先生提倡对古书进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并总结古书产生、传流过程中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第一，佚失无存；第二，名亡实存；第三，为今书一部；第四，后人增广；第五，后人修改；第六，经过重编；第七，合编成卷；第八，篇章单行；第九，异本并存；第十，改换文字等。
李零先生在余嘉锡先生所著《古书通例》、李学勤先生对古书的反思等基础上，依据简帛古书，对古书体例进行重新归纳，约得八项：第一，古书不提撰人；第二，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名、字数称之；第三，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第四，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第五，古书往往分合无定；第六，古书多经后人整理；第七，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第八，古人著书之义强调“义”胜于“言”，“言”胜于“笔”。
郑良树先生则颇为生动地推论、描述了古书流变的过程：
古籍其实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们是生机蓬勃，有增减的变化，也有衍生异化等的演变；即使已编纂“定型”的书，也不排除有第二及第三次编辑的可能，把初编所未曾搜入的材料，或者初编以后衍生出来的新材料再行纂集。
郑氏据此认为，所谓“真伪”已无法精确地反映古籍研究的真情实况，应代之以“古籍时代学”或“古籍时代考”。
基于上述对古书成书、传流与体例等问题的新认识，大量古文献的辨证、定性呈现由伪而真的倾向。正如郑氏所指出，这看似是一种“保守”甚至“退步”，实际却是在新的学术背景、条件下，研究由粗而细、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种进步趋势。我们认为，这一趋向的影响与意义，已不局限于对具体某部典籍的真伪辨证，而直指辨伪方法、范式的反思和检讨，其对《古文尚书》问题的探讨，自也将显示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二、郭店简、上博简引《书》数据概略
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九十年代问世的两批最重要的出土文献。其中，郭店简《缁衣》《成之闻之》，上博简《缁衣》，多次征引《尚书》，包括《古文尚书》，使学界得见战国古文《尚书》的部分原貌，引发学者广泛关注。
以下将郭店简、上博简引《书》并相关资料分篇、分条列出。
（一）《缁衣》引《书》
1.郭店简《缁衣》：《尹诰》云：“惟伊尹及汤，咸有一德。”【简5】
上博简《缁衣》：《尹诰》云：“惟伊尹躬及汤，咸有一德。”【简3】
清华简《尹诰》：惟尹已及汤咸有一德。【简10】
《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
《尚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
2.郭店简《缁衣》：《君牙》云：“日暑雨，小【简9】民惟日怨；晋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简10】
上博本《缁衣》：《君牙》云：“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晋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简6】
《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尚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3.郭店简《缁衣》：《吕刑》云：“一人有庆，万民赖【简13】之。”【简14】
上博本《缁衣》：《吕刑》云：“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简8】
《礼记·缁衣》：《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尚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4.郭店简《缁衣》：《君陈》云：“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 【简19】
上博简《缁衣》：《君陈》云：“未见【简10】圣，如其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由圣。”【简11】
《礼记·缁衣》：《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尚书·君陈》：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5.郭店简《缁衣》：《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简22】图，毋以嬖御塞庄后，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简23】
上博简《缁衣》：《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图，毋以嬖御衋庄后，毋以嬖士衋大夫、卿士。”【简12】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汝毋以嬖御塞尔庄后，汝毋以小谋败大作，汝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简16】
《礼记·缁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逸周书·祭公解》：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
6.郭店简《缁衣》：《吕刑》云：“非用命，制以刑，【简26】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简27】
上博简《缁衣》：《吕刑》云：“苗民非用灵，制以刑，惟作五疟之刑曰法。” 【简14】
《礼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7.郭店简《缁衣》：《康诰》云：“敬简28明乃罚。”【简29】
上博简《缁衣》：《康诰》云：“敬明乃罚。”【简15】
《礼记·缁衣》：《康诰》曰：“敬明乃罚。”
《尚书·康诰》：敬明乃罚。
8.郭店简《缁衣》：《吕刑》云：“播刑之迪。”【简29】
上博简《缁衣》：《吕刑》云：“播刑之迪。”【简15】
《礼记·缁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尚书·吕刑》：播刑之迪。
9.郭店简《缁衣》：《君奭》云：【简36】“昔在上帝，割绅观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 【简37】
上博简《缁衣》：《君奭》云：“□□□□□□□□□□□【简18】集大命于是身。”【简19】
《礼记·缁衣》：《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尚书·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寜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10.郭店简《缁衣》：《君陈》云：“出入自尔师虞，【简39】庶言同。”【简40】
上博本《缁衣》：《君陈》云：“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简20】
《礼记·缁衣》：《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
《尚书·君陈》：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
上述引《书》资料中，《吕刑》《康诰》《君奭》等五条，见于今、古文《尚书》共有之篇；《君牙》《君陈》等三条见于《古文尚书》独有之篇；《尹诰》条既见于古文《咸有一德》，亦见于清华简《尹诰》；《祭公之顾命》条既见于《逸周书·祭公解》，亦见于清华简《祭公之顾命》。
（二）《成之闻之》引《书》
1.《成之闻之》：《君奭》曰：“惟冒丕单称德。”【简22】
《尚书·君奭》：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2.《成之闻之》：《命》曰：“允师济德。”【简25】
3．《成之闻之》：《君奭》曰“曩我二人，毋有合在音。”【简29】
《尚书·君奭》：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
4.《成之闻之》：《大禹》曰：“予兹宅天心。”【简33】
5.《成之闻之》：《康诰》曰：“不率大戛”，“文王作罚，【简38】刑兹无赦。” 【简39】
《尚书·康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
其中，《君奭》《康诰》三条，见于今、古文共有之篇；《命》一条当为佚篇逸文；《大禹》可能亦为佚篇逸文，或与《古文尚书·大禹谟》有关。
此外，郭店简《唐虞之道》引《吴邿》，廖名春先生读之为《虞志》，认为意同《虞书》，其内容当为《虞书》佚文。备考。
三、郭店简、上博简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新进展
郭店简、上博简引《书》材料公布之初，正逢学界对《古文尚书》问题的反思、检讨思潮，于是很快被作为重要证据参与讨论。
首先，《成之闻之》所引“《大禹》曰：‘予兹宅天心’”，篇名则与古文《大禹谟》相近，而内容不见于今本。廖名春先生认为，“《大禹》曰”内容当属先秦《尚书·大禹谟》。由该条引文不见于今本《大禹谟》，竹简《缁衣》所引《尹诰》《君牙》《君陈》等内容则皆见于“晚书”即今本《古文尚书》，可推定“晚书”确为后人辑佚、加工编成。《大禹》此条佚文，当是“晚书”晚出的又一铁证。
李学勤先生举《孔丛子·论书》称《大禹谟》为《大禹》，及郑玄注《书序》提到西汉孔壁所出有《大禹谟》篇为证，推定《大禹》就是《大禹谟》。又引《左传·哀公六年》记孔子论楚昭王：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指出《成之闻之》篇中“天常”，即出于孔子所引《夏书》（在今传本《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孔子所谓“由己率常”，即《成之闻之》简文“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简文作者对“舍兹宅天心”的解释“舍之此而宅于天心”，似亦可看出《夏书》“允出兹在兹”（在今本《古文尚书·大禹谟》）的影子。实即指出《成之闻之》可能与《大禹谟》《五子之歌》等存在内在的思想联系。
郭沂先生同意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指出该条引文的文字风格、思想特点等皆与《大禹谟》一致：《大禹》云“宅天心”，《大禹谟》”有“宅帝位”之语；《大禹》谈“天心”，《大禹谟》亦多言“心”之处——“人心”、“道心”之辨正源自该篇，而“道心”和“天心”在实质上并无二致。此外，《尚书·大禹谟》“小序”言“作《大禹》《皋陶谟》《益稷》”，也说明“小序”相当原始，从而为孔子作“小序”说增添新的证据。
刘义峰先生认为，先秦《尚书》面貌，当远较我们所知的复杂，因而不宜将《大禹》与《大禹谟》“对号入座”，为慎重起见，应将其归入佚篇之文。刘氏指出，在先秦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当有多种传本，有的传下，有的亡佚。在各种传本中，既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内容的现象，也存在不同内容的《书》篇题名相同的现象。夏禹作为重要先王，事迹流传广泛，必有多种传本，而《成之闻之》“《大禹》曰” 即应属于关于大禹之佚篇。
关于刘氏推论，在此可稍作补证：第一，《尚书·金縢》篇，亦见于清华简，主要内容相同，而简本原附篇名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正属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内容的现象；第二，保利艺术博物馆前所入藏的遂公盨，其铭文记载大禹治水史迹，可与《尚书·禹贡》及“小序”对应，设若当时该篇书于竹帛，亦当属于《尚书》类文献，可见古时关于夏禹史迹的传本当颇繁复。由是而言，将“《大禹》曰”与《大禹谟》联系思考，固亦有积极意义，但在目前条件下，仍以作为佚篇遗文较妥。
王世舜先生认为，在《古文尚书》的整理和研究中必须信守“阙疑”原则。由郭店竹简引《诗》与今、古文《尚书》，可证《古文尚书》与《诗》《今文尚书》一样，在战国中期即已流行，而两汉及魏晋时期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古文尚书》的传本。
郭店简、上博简中均有《缁衣》篇，并与《礼记·缁衣》对应。姜广辉先生通过比较简本《缁衣》引文与今、古文《尚书》原文，推测古文《咸有一德》《君牙》《君陈》等，系后人抄撮今本《缁衣》引文，敷衍而成。
吕绍纲先生则在比较研究后认为，《古文尚书》相关各篇未必抄自《礼记·缁衣》，而是有源自先秦古文的可能。且指出清人辨伪实际存在不少问题，其关于《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以再作讨论。
虞万里先生在比较《缁衣》各本引《书》与《古文尚书》相关各篇基础上，指出很难证明《古文尚书》袭取《缁衣》文句而另造新篇。并总结先秦、两汉间《尚书》传流的若干特征：
先秦《尚书》篇名称谓不同；先秦、两汉经师对书篇之认识不同，其编辑之篇次先后亦不同；两汉《尚书》今古文字形虽各有用字倾向、习惯，但却非恒定不变；今古文字之异同与战国秦汉间古文、篆隶之传抄、转写时错认、错写、省变以及简牍残泐、磨灭等有关。《缁衣》引《书》文字与《尚书》原文多寡、出入透露出先秦各派系所持有之文本差异对文本文句理解之不同所致；有些更是以上各种因素之综合表现。
且进而指出，东晋《古文尚书》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独立立场，并非一味摭拾文献引文造作新篇。
仔细对照三种《缁衣》引文与《古文尚书》相应文句，很明显看出前三者间更为相近，盖《缁衣》出于子思学派，则其中《尚书》引文当皆源自先秦古文《尚书》。然若试据此零星引文而“敷衍”、造作《古文尚书》之新篇，则难度系数实在过高。且作伪者既主要依据引文而伪作，则为求逼真，很难想象其会擅改文字、语句，故今本《古文尚书》与引文间的显著异文，也显示其并非剿袭、敷衍而成，而是别有独立、可靠来源的古文献。
四、出土文献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之再思考
表面上看，郭店简、上博简引《书》材料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其内涵却不容小觑。引人深思的是，面对相同且相对具体、有限的材料，学者间却形成截然相反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歧见仍与清初以降《古文尚书》真伪的壁垒之争有关。然抚今追昔，对待《古文尚书》问题，不宜再拘执于简单、笼统的真伪判定，而应转换视角，从另一高度、角度加以审视。
《古文尚书》虽久被判为伪书，但此案实际仍存在很多问题，兹举其要者：第一，异议者的声音一直存在，却未得到认真对待。其中，如毛奇龄考辨《古文尚书》传流，方苞阐释古文“易晓”之理，实皆各有所见，并非全然无据；第二，对作伪者的探索一直处于“不知谁何”的状态，好比断案是“罪名确凿”却“查无此人”；第三，“伪书”来源不清。前人以《古文尚书》剿袭典籍引文而成，然如前所述，此难度系数实在过高。陈寅恪先生提倡“探索伪书的来源”，张舜徽先生提出将“伪《古文尚书》”降低时代去读，然此“伪古文”究竟如何来的，却一直未被说清。因此，简单、笼统地以贴标签的方式判定《古文尚书》之真伪，已很难适应学术研究的进展程度。
前述郭店简、上博简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新探讨，启示我们应在出土文献与对古书的反思之新学术背景下，充分认识《古文尚书》成书、传流的复杂性，转换视角，将《古文尚书》问题的反思、新探落脚于对其渊源、流变、成书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
基于这一立场，我们认为应至少厘清四个方面的认识：
（一）王官传统与《尚书》的起源问题
葛志毅先生近年关注《尚书》起源与早期编纂问题，其研究颇具启发性。古云“学在王官”，《尚书》类文献源于史官职守，承载历代先王之道，亦为史官所以赞治的工具和途径。将《尚书》渊源定位于三代王官传统，才能澄清其本质，立于审视《尚书》源流的最初基点，也才能进而理解此后《尚书》传流中形式趋“变”与本质守“恒”的辩证关系。
（二）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
地下发现只是当时流行文献的残存，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当远较我们所知的繁复。当时王室衰微，王官之学的下移、扩散使原本相对一线单传的《尚书》类文献传流，演生为多线多样、多本别传的多元状态。在此过程中，各国间的不同政治取向、地域文化差异以及阅读、抄写习惯的不同等，都会对《尚书》文本的衍化、变异产生重要影响。
在此亦就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问题谈点认识：对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问题的探讨，亦必须认识到东周《尚书》传流的多元存在，即清华简是独立于孔门《尚书》之传以外的战国楚地传本。当前研究中，简单地以清华简指斥《古文尚书》为伪，或据古文而质疑前者，均为基于战国时期《尚书》传流一元论的认识前提，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因此，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间的比较应重在对照比勘，尽早将各个文本真正读懂，厘清彼此间的源流关系，而非急于下孰真孰伪的最后判定。
（三）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杨朝明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经之教与孔子遗说》，对孔子《书》教有专门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孔子整理《尚书》的方式与影响：第一，断限。上断于尧，以其前事迹不明；下迄秦穆公，则切近孔子时代。第二，选材。择取有关明王贤臣，王道治法，且具政治教化意义者，约为百篇，以便教授。所谓孔子“删”书，系是对“选”而言，意同孔子编选之余，并非弃之。第三，编次，即分编序次。传统认为“小序”为孔子所作，即使未必，亦应为孔子讲论《尚书》之遗录。四是补缀，典籍称“诗、书缺”，孔子可能对部分书篇进行过补缀、修饰的工作。
经此整理，《尚书》传流史上出现第一个定本。孔门《尚书》传授，当是东周《尚书》传流的主流。汉代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就是孔门《尚书》之遗。
（四）孔安国与《古文尚书》之关系
阎若璩曾言：“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汉以后《古文尚书》各本，皆导源于孔壁所出之古文《尚书》。
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使该本实现由战国文字、文体，向汉代通行文字、文体的转变。但是，其间具体过程，比如如何“隶古定”，如何“以今文字读之”，以及其间之关系，尚有待更细致的研究，亟应结合出土简帛整理情况加以考论。此外，孔氏献《书》、传《书》，关系此后《古文尚书》传流与传本，亦应综合各种记载，加以辨证地考察。
期待由此四方面的认识，达到既辨章《古文尚书》学统，又考镜其文本传流，从而真正澄清《古文尚书》疑案的最终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