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真的是糟粕吗 ?
———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摘要：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进化论等的误导下，人们普遍将“三纲”理解为维护等级秩序或所谓“无条件服从”，视之为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本文试图说明：“三纲”的本义决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三纲”是孔子有感于时代弊端而提出的针对分裂和战乱的药方；“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三纲”被普遍误解的历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危机，即在迷信西方价值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关键词：三纲；儒家；无条件服从；历史进化论
1940年，贺麟先生在《战国策》第3 期上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5页），对“三纲”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贺麟先生认为，“三纲说”“将人对人的关系转变为人对理、人对位分、人对常德的单方面的绝对的关系”，因此“三纲”所倡导的“忠”“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不是作暴君个人的奴隶。”他强调，“唯有人人都能在其位分内，单方面地尽他自己绝对的义务，才可以维持社会人群的纲常”。这种下对上“单方面尽自己绝对的义务”而不求回报，体现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意味”。贺麟先生认为这种“三纲”精神其实与西洋伦理学中之最高深学说，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及康德的义务论精神趣味相契合。与前人不同，贺先生对“三纲”学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和辩护，见解可谓精辟、深刻。下面我们将通过回归历史事实来检讨这正反两种不同的理解“三纲”方式的问题与局限。
一、“三纲”的本义是什么？
近代以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直被当作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我在每学期授课一开始向所有的学生提出“‘三纲五常’的消极成分是什么？”这一问题，要求每人用一句话来回答。多数学生的回答不外是：（1）人为地划分了人与人的等级或不平等关系，把一方（君、父、夫）的权力绝对化，违反了现代平等观念；（2）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束缚了人性的自由；（3）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不利于社会变革；等等。这些说法显然代表了当今人们对“三纲”的主流看法，这些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我没有研究。但基本可以肯定，它形成于近代以后，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然而，根据我的研究，这些看法很难在思想史上找到证据。那些提倡明确倡导“三纲”的学者，没有一个主张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是无条件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更无意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绝对化为谁比谁更高级，不能用今天的“君权至上”“家长制”“男性中心主义”等术语来概括。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明确指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被公认为较早明确提倡三纲的人，然而他明确主张人君“心正”是天下之本。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里显然只是说“三纲”的道理合乎天理，并没有说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有绝对的等级关系。
《礼记·乐记》：“子夏对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定，天下大定。’”
《汉书·礼乐志》：“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
由此可以看出，“三纲”使人与人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准则，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来源。但这几段话丝毫没有说“以某某为纲”就是指下对上无条件的服从。那么，“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白虎通·三纲六纪》讲得很明确：
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根据《说文解字》，“纲”本义是提网之总绳，“纪”是罗网之“别丝”（糸部）。因此，“纲纪”指的是事物关系中相对的主次轻重之别。《白虎通·三纲六纪》正是从这个意思出发来比喻说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并论述道：
君臣者，何谓也？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臣者，缠坚也，厉志自坚固也。《春秋传》曰：“君处此，臣请归也。”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故《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昏礼》曰：“夫亲脱妇之缨。”
上文中讲到“臣”并没有强调臣的义务是服从，而是说“厉志自坚固”；讲到“子”时，并没有强调子要听父之话，而是引《孝经》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在讲到“妇”时，虽说妇人“以礼屈服”，却又同时引用《昏礼》“夫亲脱妇之缨”来说明夫以身作则以赢得妇从。可见在古人看来，所谓“以某某为纲”并不是指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如果“三纲”的本义不是指下对上听话或无条件服从，那是什么意思？这里已经很明白，“纲”相当于鱼网之总绳，“以某某为纲”就是“以某某为重”的意思。用董仲舒的话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春秋繁露·基义》）意思是说事物之间发生了关系，必然会有上下之分。董仲舒认为这种关系取自阴阳，因而代表了宇宙万物关系的常态和常理。这是因为，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不可能个个位置和作用都一样。位置或角色不同，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同，必然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尽管这种上下、主次、轻重的划分，容易给一方滥用权力的机会，甚至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必须这样做。这是因为，任何集体必须有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争议的最后裁决者。如果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违反最后决策，集体就形同一盘散沙，无法正常运转。从这个角度看，“三纲”实际上是指“从大局出发”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三纲”就是不把“小我”凌驾于“大我”之上，不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上。
由此可知，董仲舒以及《白虎通》等所讲的“三纲”，含义非常简单、明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存在，普遍通行。比如，我们今天常说，作为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你可以对上级决策提出批评，或保留个人意见，但对于组织上已经形成的决定，在实践中没有擅自违背的权利。又比如，在学校里，我们绝对是执行“师为生纲”的。虽然老师的决定或做法可能不当，学生可提异议，但在实践中没有轻易违背的权利。由此也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家（如二程、朱子等）之所以会说“尽己无歉为忠”，正因为“三纲”所代表的道理，是符合一个正常人做人的基本道德或良知的。
这里必须强调，无论是《白虎通》，还是董仲舒等人，都没有预设“君权至上”“家长制”或“男性中心主义”。强调上下、主次和轻重关系，是出于秩序和纪律的考虑，但丝毫也不意味着上与下之间在人格上有任何不平等。正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因为自己的位置不如领导高，而在人格上与之不平等一样。“五四”以来对“三纲”的误解，主要正是把古人所强调的制度程序上的上下之分和主次、轻重之别，夸大为人格上的不平等，权力的绝对化，等级秩序的确立，等等。一旦这种夸大的说法成立，对“三纲”的一切妖魔化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现在来看贺麟先生的观点。可以发现，贺麟先生的观点是将“三纲”的本义进一步发挥出来的，他并没有举出什么文献的直接例证，也容易让人觉得没根据。贺麟先生说：“三纲说的本质在于要求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换言之，三纲说要求臣、子、妇尽单方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贺麟：《文化与人生》，第61页）这一观点还是受了“五四”激进派对“三纲”夸大扭曲的错误影响。事实上，提倡“三纲”的汉儒从来都没有强调所谓“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这一点从前文所引已可看出。另外，更重要的是，汉儒以“五常”为“三纲”之本，后世儒家讲“尽己无歉为忠”，并没有将“三纲”的终极基础上升到一个类似于柏拉图理念论的意义上，而只是教人按自己的良知良能良心来做，所谓“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这才与儒家性善论相一贯。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尽忠”只是为了做个真正的人，即“尽其性”而已，并不是为贺先生所谓“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永久关系”这一功利目的。细想可知，“三纲”是对愚夫愚妇而言的，要他们为了维系某种永久关系而去尽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忠”，未免不切实际。但是不是贺先生的观点错了呢？也不是，至少贺先生将三纲理解为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与荀子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思想有接近处。综括言之，我认为贺先生从宗教精神及柏拉图、康德道德学说等角度把“三纲”精神理解为“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虽颇有新意，但终究不合文献，不如理解为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更能讲通。
二、“三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贺麟先生另一值得商榷之处是，他认为“三纲”到西汉才发展起来，其实不完全正确。因为“三纲”就其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言，在孔子、孟子那里已非常清晰。虽然我们很少看到孔子明确提到“夫为妻纲”，但可以相信他既然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思想，有夫为妻纲的思想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三纲”这一术语虽然直到西汉才为人使用，但是“三纲”所代表的思想是从孔子开始提倡的，尽管孔子可能并未使用过“三纲”一词。《春秋》也许可说是孔子“三纲”思想的代表之作。朱熹说得很明白：“《春秋》之旨, 其可见者 :诛乱臣, 讨贼子, 内中国 ,外夷狄, 贵王贱伯而已。”（《朱子语类·春秋》）
《春秋》大义后人已多有总结，如“尊王”“大一统”“正名分”等（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447-460页）。至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古人已有十分清楚的总结。那就是，春秋时代社会长期动乱不安的主要原因是人欲横流，诸侯、士大夫们野心膨胀，争相以一己私欲凌驾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矣。（《孟子·滕文公下》）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也就是说，孔子的《春秋》经是对时代社会问题症结的一种诊断。因此，《春秋》代表了孔子对天下安宁大法的根本认识。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在汉代以后的数千年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春秋战国那样长达五百年的分裂和动乱有极大的帮助。汉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分裂时期就是魏晋南北朝，它有两个特殊的背景：一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二是名教的衰退。和西方历史发展中出现过的“分而不合”相比较，中国古代历史走的是一条“分久必合”的道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分而不合”意味着战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丧失，意味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春秋》大义以及儒家“三纲”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周敦颐：《周子通书》）
三、儒家从来都反对“无条件服从”
上述孔子所阐述的“君为臣纲”（尊王）等三纲思想，得到了孟子、董仲舒、司马迁、周敦颐、朱熹等几乎所有重要儒家人物的拥护，在后世儒学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说，“三纲”确实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主要的政治思想之一。然而，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儒家宗师们不仅没有将“三纲”解读为“无条件服从”或“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而且有大量关于下对上必须充分发挥谏争作用的论述。
首先，孔子、孟子均认为对于臣对君谏争是其义不容辞的使命：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弒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進》）
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其次，《孝经·谏争章》强调了臣子对于君父不可以不争：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再次，荀子倡导“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并专门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臣子对君父“不可从”：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荀子·臣道》）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荀子·子道》）
荀子云:“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入则孝,出则弟,人之小行也。”盖事有不中于道,理有不合于义者,则虽君父有命,有不必从,惟道义所在耳（孙觉：《春秋经解》（卷三））
《孟子·万章下》的一段对白也把孟子心目中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表述得一清二楚,即为臣者,有时可推翻君位,有时当离之而去。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者们并不仅仅在理论上主张臣对君谏争的责任,而且也往往是这么做的。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四、历史进化观是如何误导我们的?
20世纪以来阻挠人们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的一个背景因素是文化进化论。按照文化进化论的历史观,人类历史呈一单线的进化趋势,朝着越来越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据此,凡是历史上维护君主制的思想皆是落后、保守的,凡是批判这一制度的行为皆是进步、先进的,因为君主制是一落后的、与现代民主方向相背的政治制度。由于儒家的三纲思想维护了君权,所以是落后的、保守的,代表了儒家思想中的最大糟粕。然而,如果我们真正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很容易发现这一思维方式极其荒唐、错误。我们既然承认在中国古代社会条件下,并不存在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君主制不仅是那个时代或那样社会条件下全世界通用的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安宁、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有效的制度保障,那么,“尊王”和“三纲”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就昭然若揭。
设想一下:一千年乃至一万年之后,人类政治制度想必已与今天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人用那时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一定认为今天的政治制度是落后的、与历史进步方向不一致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的人们,凡是维护现实政治制度的人都是落后、保守的?如果我们承认今天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有其现实合理性,就不得不承认,今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捍卫了国家的安宁、社会的秩序和人民的利益。这个道理,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古代。古人维护王权,主张尊王,正是出于对他们那个时代国家稳定、社会秩序和人民利益的关怀,凭什么说他们的思想就是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既然不能以一千年或一万年后那个更好的政治制度模式(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来评判今人的政治立场,同样也不能以今日政治制度的模式来评判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政治立场。
进一步说来,“三纲”思想和具体的政治制度还不是一码事,它仅仅代表人们对于现实关系所应取的态度或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三纲”思想并没过时。在今天所有的组织、机构里,在我们的学校、公司或企业里,处处可以看到“三纲”的精神。尽管人们的身份换了(不一定再用过去那种称谓了),但是,由“三纲”所代表的“从大局出发”的精神一点也没变。而且,正是要靠这种精神,才有可能保证一个单位的正常运作,以及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秩序。
现实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位领导发现上级组织的某个重要决策错了,虽经多次建言,丝毫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违反组织规定、我行我素,或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自行其是,而是忍辱负重,坚定地贯彻和执行了上级的决定。这样的行为被我们称为从大局出发,舍小我、成大我。这就已经是“三纲”精神了。同样的例子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不妨再设想:美国国务卿受美国总统之命来华谈判,如果他(她)的个人意见与美国总统相左,他(她)是否可以违背总统命令和既定国策,擅自改变做法,自行其是?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出建议,但无权在政策已经确定后擅自违背。
如果我们认识到“三纲”思想的精神实质只是从大局出发,也就容易认识到“三纲”是中国未来建立健全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
2008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击败了党内候选人希拉里后,又主动邀请后者为自己的国务卿,并在大选结束后主动与共和党候选人和解。而受邀方都慷慨地接受了奥巴马的请求,这是顾大局精神的生动体现。试问:竞选中落败的一方,凭什么要接受胜利者的大度,与之握手言欢?难道不正是“三纲”精神的现代翻版吗?
五、从“三纲”看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危机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三纲”解释为“愚忠”。于是也无法理解同样拥护三纲的宋明理学家们,为何又主张“尽己无歉之谓忠”(程颐语)。近代以来“三纲”被作为儒家思想“最大糟粕”而遭到广泛批评的现象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价值的空前沦丧,即中国人日益沉浸于对民主、人权、自由西方价值观的崇拜中,而不知为何数千年来真正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价值是什么;更不知一旦这些价值沦丧了,中国文化也就失去了动力源泉。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在魏晋时期堕入了禽兽的地步。梁先生所谓的禽兽地步,实指中国人不知何为忠信、何为仁义,因而人也不成其为人。因此,今天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就是失去了方向。
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以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古人,把宗法社会定性为压制个性自由、摧残人格尊严的等级森严社会,把儒学当成维护帝王专制的工具,于是乎三千年的历史成了漆黑一团,宛如阴暗的地狱!殊不知,古时天空与今天一样地蔚蓝,阳光与今天一样地明媚;古人与今人一样有天高地阔的梦想,有浩气如虹的长歌;古时与今天一样,有血性男儿为正义事业前仆后继、舍生忘死,为千千万万人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总是生活在黑暗无比的专制高压之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或长期被专制帝王所愚弄,不知道追求自己的性灵自由和精神不朽。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过度消极评价和严重薄古倾向,是被一些脱离历史文化背景的抽象概念误导的结果。它的最大悲剧,就是使我们无法感知与自己祖先精神血脉上的相通处,忘记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数千年来赖以立身的根本,更不知古人的精神世界一点不比我们愚昧落后。
更可悲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忘记了什么才是真正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什么是使这个民族在苦难中一次又一次站起来的真正力量,什么是使中华民族屡遭侵略、占领、瓜分、蹂躏却存活至今的内在秘密。此外,我们也越来越不清楚三千年来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再有古人那样壁立千仞的人格和坚如磐石的信念?至于那些曾令我们无限神往的价值观,可能并非如一些中国人想像得那么美好,更不是什么“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如果问什么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你也许举出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勤劳朴实、将心比心、善良厚道、老实本分等,但绝不可能举出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膨胀为特点、很少“反求诸己”的价值。仁、义、忠、信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核心价值,但是民主、自由、人权则不能,原因在于它们可能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平衡被打破,导致无止境的纷争、仇恨甚至杀戮;当面子被彻底撕破,当人情不复存在,中国人之间是很难相互妥协的,严重时导致社会分裂、解体或剧烈动荡;一旦分裂发生,战争和杀戮少则几十年,多则数百年。这里面的逻辑十分简单,那就是我们无法逾越中国文化的习性。惟其如此,与其提倡抛弃它,不如研究和认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以及如何对症下药地诊治它。比如,今天我们崇拜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的,包括孙中山、鲁迅在内,都是为他人、为民族而献身的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相反,在西方文化中,真正的英雄往往是那些将个人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高贵的人。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习性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个人自由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并不一致,也不必强求一致。但这绝不是说,中国人不需要自由、人权和平等,我只是说相对于仁、义、忠、信等来说,它们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让我们重新回到“三纲”的本义上来,建立起对中国文化基本价值的正确认知,找回中华民族今后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