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隐公七年载：“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左传》曰：“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中释“以归”曰：“但言以归，非执也。”其意是说，经文仅载“以归”而不起“执”辞，则是指“非执”，即戎对凡伯虽有伐之行而无执其以归之事。对此，后世学者颇有争议，如刘炫就以沈子、邾子“囚”“杀”之例而比其为“执”，极力批评杜预。宋儒李明复则赞成杜氏此解，称“凡伯臣服于戎”，故“以归非执也”。后来，清儒邵瑛著《左传刘杜持平》，认为“《春秋》有变文之例，此凡伯有聘鲁，还，见执”。邵氏所称“变文之例”盖源自杜例，但其结论又明显倾向于刘炫之说，即意指凡伯被“执”，《春秋》却又变其文为“以归”而不言“执”。根据宋儒崔子方的解释，“执”可释为“拘之”，而“以归”指向的是“挟而与归”。若“以归”与“执”本意如此，“拘”与“挟”其实并无多大差别，那么诸儒何以围绕此“执”之一字大作文章？而且，该条经文本无“执”辞，诸儒又何以藉此互相攻讦而各执异辞呢？有鉴于此，本文拟析前贤之说，对其间缘由，特别是杜言“非执”的实际用意及特点，作一辨析，以求教博雅君子。

由杜注“但言以归”而没有别起“执”辞，可推知《春秋》必有“以归”与“执”连文者。检《春秋》文本，其云“执某某以归”者有三条：襄十六年“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昭十一年“执蔡世子有以归”与昭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在此三条经文中，因“执”与“以归”连文，云“以归”者的确即有“执”之行为。杜预的逻辑是，若经文“但言以归”，即表示为“非执”。但细绎《春秋》全文，仅凭此三条“执某某以归”，并不能一定表明或确定所有“但言以归”之书写就是事实之“非执”，因为除刘炫所引两例外，“但言以归”式的经文还曾出现在僖二十六年、宣十五年、定四年、哀八年等处。其中，《春秋》哀八年云：“以曹伯阳归。”左氏明确说：“执曹伯及司城疆以归。”而且，杜以“但言以归”为“非执”，其隐含的另一个前提是，文本书写上的不同，一定是指事实上的不同，但此哀八年所云及前面邵氏所谓“变文之例”，显然可以否定此一前提。若由此观之，杜氏仅从“但言以归”盖推不出必然“非执”的结论，即其间亦或有“执”，亦或指“非执”。

据现存文献，较早对此条杜注作出认同解释的是孔颖达，《正义》曰：

既然孔氏以上二、三条证据存在问题，那么剩下的第一条引用《穀梁》之证据，就颇显弥足珍贵。据《穀梁》此条传文曰：“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乎执也。”其大意是说，凡伯为天子之大夫，不能见伐于卫，如有，则贬而戎之，以重“天子之命”。顺此意下来，经云“以归”必与此“天子之命”或“天子之使”有关。又据范注之“执天子之使罪重”，可知传文“以归犹愈乎执”所要表明的意思就是，“以归”天子之使要胜于“执”天子之使，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天子之使的尊严。显然，这种理解与传文“大天子之命”也相一致。然而，此一理解在“以归”与“执”用辞所指事实的层面，仍如前所述可作两解，即“以归”非“执”与“以归”有“执”而讳“执”。同样，其在书写层面也的确不能排除变文存在的可能。由此，我们再结合前面孔氏以“以归”与“执”之异来证明“以归”为“非执”的思路，其引用《穀梁》此句的意图，也即，取上述之第一种理解，言“以归”就是非“执”，即不仅在书写而且在事实层面认为两辞必定有所不同，从而与上述《正义》的第二条证据相呼应。但是，由前面我们的讨论看，显然此一论据并不能推出某种确指，而同样仅为一种可能。而且，孔氏对《穀梁》“以归犹愈乎执”的理解也未必一定即是该传及穀梁家的看法。不过，正是缘于孔氏这一取彼传以证己说的做法，反而又于无意之中，为我们理解杜氏“非执”之用意打开了一扇窗户。

事实上，对于《穀梁》之“以归犹愈乎执”，范宁的确有着不同于孔氏《正义》的理解，据其注曰：“大天子之使过诸侯，诸侯当候在疆场，膳宰致饩，司里授馆，犹惧不敬，今乃执天子之使，无礼莫大焉。……执天子之使罪重，故变卫以戎之。以一人当一国，讳执，言以归，皆尊尊之正义、《春秋》之微旨。”这里，范氏显然是将凡伯理解为被“执”而传文“讳执”，并表明此与传文“戎卫”的目的一致，或者说，正是因为卫侯没有担负起保卫“天子之使”之责，而致使其被戎所“执”。由此，我们如果按照以上杜孔的逻辑，范氏的理解就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前者的逻辑有问题即仅具可能而非确然，那么范注也就因此具备了某种与其一样的可能性。饶有意味的是，这种可能性却在《公羊传》中变成了现实，而被毫无隐晦地说了出来，其文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与《左传》《穀梁》未明言凡伯被“执”不同，此显有“执”文。也就是说，虽然《公羊》所传《春秋》文本仍不见“执”字，但传文在这里却是围绕着“执”字大作文章，尽显书写与事实之间的差异。由此我们发现，左氏经传虽未言“执”之一字，而《公》《穀》却均出“执”辞进行书写上的阐释与认定。自然地，从杜言“非执”到《公》《穀》之明言“执”，其间立异于两传的意图及门户之争也就随之明朗。

更为重要的是，杜以“非执”有别于两家之“执”，并非仅在于此事实判断，而是更为着意于与二传在价值判断上的取舍。具体而言，前述《穀梁》“戎卫”进而“讳执”，合而强调“伐中国之罪轻”与“执天子之使罪重”，其实质是将天子置于“中国”之上，并以此“讳执”而言“以归”之“愈乎执”，即维护天子之使的尊严。刘敞曰：“以一人当一国，大天子之使也，为天子使尊矣。”清钟文烝据此论曰：“今以伐凡伯为文，是一人之辞，明大之。”由此可见，传文以“大天子之命”见“伐”，以“伐天子之使”而“戎卫”，以凡伯“天子之命”与“天子之使”之身份而“以归”来反衬卫之罪重，其中“大天子之使”也就顺理成章的重于“伐中国之罪”了。换言之，这里的“愈乎执”依范注实际上是由“执天子之使罪重”与“伐中国之罪轻”等观念所衬，因而《榖梁》才有“以归”之“愈乎执”的说辞。

与《榖梁》不同，《公羊》传文由言“伐”到“执”而不言“执”，其在发出一连串的叩问之后，却将“不与夷狄执中国”作为了“大之”的结论。据何休解“不与夷狄之执中国”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故绝不言执，正之言伐也。”按照公羊家的意思，凡伯作为天子之大夫出聘，不应言“伐”与“执”，而《春秋》言“伐”不言“执”者，其目的是为了“尊大王命，责（凡伯）当死位，故使与国同”。换言之，凡伯被“执”而不言“执”，言“伐”以正其“不与夷狄执中国”，其重大“中国”之义，昭然若揭。由此，我们发现，前面所分析的《榖梁》之“愈乎执”的“执天子之罪重”与“伐中国之罪轻”之意，似乎在此找到了某种契合，而此处《公羊》关注“执”的真正用意就是指“不与夷狄执中国”。其与《穀梁》及范注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讲“以归犹愈乎执”，强调“执天子之使罪”重于之“伐中国之罪”而为“尊尊之正义”与“《春秋》之微旨”，《公羊》则恰恰与之相反，即强调“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之义。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肯定《穀梁》于此条传文一定后于《公羊》，但范注则无论从时间还是文本所载事实之判断上，便具备了参考《公羊》的可能。同样的道理，杜氏于此条所解“非执”之辞，也就缘此可能而具有了针对或取舍二传的意味。

由是观之，前述杜预所讲“但言以归，非执也”中的“执”字，就似乎并非凭空捏造，亦非仅从“但言”处着意，而是实与《公》《穀》两传密切相关，即二传或言“执”而“讳执”，或讲“伐”就是“执”，杜氏皆以之为非，即“非执”，并由此取舍二传之价值观念。虽然前面孔氏《正义》所引“以归犹愈乎执”或许仅是基于“愈乎执”即为“非执”而与范注理解有异，但他在无意当中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理解杜氏此解的重要线索。由此再反观杜氏文本，实际上，《左传》杜注与二传之关系，在其《春秋序》中已有所表露：“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对于其中的“简二传而去异端”，孔疏曰：“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准此，其所言“非执”，便具有“非”《公羊》之“不言执”和《穀梁》之“讳执”的用意，并以此示其“简二传”或有别于《公》《穀》之“大天子之使”与“不与夷狄执中国”等价值观念。那么接下来，杜氏是如何藉此“非执”来赋予左氏解经之义及其合法性的呢？

自《左传》文本而言，如前所引，其与《春秋》相较，不仅说明了“戎伐凡伯”的缘由，而且增一“还”字，将经文作了点睛式的串联，使“戎伐凡伯”一事的前因后果，简明扼要地展现了出来。而且，仅由传文看，一方面“戎伐凡伯”的起因是“凡伯弗宾”，实与前述其“天子之使”的身份并无直接联系，此即否定了《公羊》因“执之”而“大之”的依据；另一方面戎是戎、卫是卫，亦不存在《穀梁》“戎卫”之说法。因此，杜预讲“以归”而“非执”，是直接紧扣《左传》重事之特点而发，以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以陈述史实的形式，否定了《公》《穀》立义的根本或基础。不过如上所述，杜氏的最终目的并不仅是非二传，而是以此为手段，用事件之“原始要终”，来呈现左氏解经之义，故杜氏又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认为《左传》并非纯粹专注于叙事，而是“随义而发”。易言之，杜氏认同《左传》重事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所述事实，而是由此指向褒贬义理。那么，我们回到杜注“以归”而“非执”语，其所“随义而发”之“义”到底何在及如何呈现的呢？

据杜注经文“凡伯来聘”时曰：“凡伯，周卿士，凡国伯爵也，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又释“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云：“戎鸣钟鼓以伐天子之使，见夷狄强虣。不书凡伯败者，单使无众，非战陈也。但言以归，非执也。楚丘卫地，在济阴城武县西南。”除为经文作解外，杜预还对传文“初”至“弗宾”语进行了注解，曰：“朝而发币于公卿，如今计献诣公府卿寺。”孔疏对此解曰：“朝于天子，献国之所有，亦发陈财币于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晋时诸州年终遣会计之吏献物于天子，因令以物诣公府卿寺。”由杜注，我们仅从字里行间，盖可领会到以下褒贬义蕴：一者，左氏传文虽确定“凡伯弗宾”是“戎伐”的缘由，但传、注都没有否认其为“天子之使”的身份，更何况戎在当初还宾服于天子而“朝于周”，这里显然在杜预看来传文“大天子”亦为顺辞；二者，杜云“不书凡伯败者”，是由于凡伯“单使无众”，才致使“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之事发生，其言外之意是说天子不可伐，伐之亦应不胜也；三者，由“戎伐”之文还可以表明夷狄之“强虣”而别于“中国”，并以此反衬出“中国”之谨礼义。而且，传注曰戎“发币于公卿”而凡伯为“周卿士”及“凡国伯爵”，又云“楚丘卫地”即非蛮夷之地，其间亦隐含有某种“降夷狄”之观念。不过以上诸种读法，并不符合包括杜预在内汉晋诸儒以左氏解经之法。对此，杜氏的作法是“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而呈现“三体五情”之例说。《正义》对此解释道：“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于其学易明故也。”可见，杜氏以传释经是“比其义类”而见之于“诸例”，即非此“义类”之“诸例”无以明其“义”。

据辑本杜氏《释例》载有“以归”一例，但因《永乐大典》全阙，辑者仅依庄十年《正义》补入“若社稷宗庙不亡，君身见获于敌”谓之“以归”，则此例是否含凡伯“以归”之事，已无从获知。因此，与此年有关的经、传、注、疏，便成为了探求此例之“义”的重要线索。按《春秋》庄公十年载：“以蔡侯献舞归”。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不礼敬也。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如同传解“戎伐凡伯”，此条左氏传文，仍然是将楚败蔡师及将蔡侯“以归”的来龙去脉，作出了某种叙事交代，故《释例》有“若社稷宗庙不亡，君身见获于敌则云‘以归’”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条《正义》对“非执”之“但言以归”释曰：“《穀梁传》曰：‘以归犹愈乎执也’。杜于隐七年注云：‘但言以归，非执也’。则以归者，直将与其归，不被囚执，其耻轻于执也。”孔氏再引《穀梁》，表明其对“愈乎执”遵循地依然是之前“非执”之理解，但疏文在此谈及隐七年杜注“非执”之“但言‘以归’”时，又多了一些解释，即“直将与其归，不被囚执，其耻轻于执也”。我们以为，孔氏以“耻轻于执”解“但言‘以归’”，以其对杜预《释例》的理解程度，此盖与隐公七年杜氏“以归”义最为切近。一方面，孔云“耻轻于执”，显然是针对其所理解的“以归”非“执”而言，否则耻之轻重无以相别，但其价值观念仍为突出重“天子之命”或“天子之使”。反之，若戎伐之并将其“以归”，当亦有贬责戎伐之义。不过另一方面，凡伯的特殊性还在于，其被“以归”实事出有因，即前述“凡伯弗宾”。“弗宾”故戎可“鸣钟鼓以声其过”，因而此“以归”有凡伯当受贬责之义。缘此“以归”既贬凡伯“弗宾”之过，又耻戎归天子之使，故杜言“非执”而“以归”，大天子之使与责凡伯，盖两存其义，所以杜注文公十四年“齐人执单伯”曰：“诸侯无执王使之义，故不依行人例。”杜指诸侯无执王使，则戎狄更不应染指凡伯。《正义》于此条疏文中，既谓“王使有愆，亦得贬也”，又云“王者之使，不问有罪无罪，诸侯皆不得执之，执之则为不臣”，此解释显与上面“以归”两存之义遥相呼应。因凡伯与戎双方皆受贬责，故“其耻轻于执也”。一“耻”一“轻”，也就较为形象地折射出了杜注此“以归”所现左氏解经之“义”。

顺此逻辑下来，杜注“非执”除表明“以归”之“义”外，还可以别明自己所解“执”辞所涉《春秋》“义例”之意，即逻辑上的否定必肯定。据辑本杜氏《释例》，“执”辞存于两例：一曰“执大夫行人例”；一曰“执诸侯例”。前者载“义”曰：“古之诸侯享頫聘问，相系于时，所以抒人情、蠲烦惑、合嘉好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故夫子特显行人之例。”后者谓：“诸侯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诸侯。……凡诸侯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执，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之，以书之于策，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其本末，以明其得失也。”照杜氏之理解，“大夫行人例”随事褒贬，“执诸侯例”则主要由诸侯是否有道于民为义。而如上所述，此凡伯为天子之使，当不从行人之例，亦因其虽为凡国伯爵而非见“执”之诸侯，而不以是否有道于民为义。因此，杜氏在此表明“非执”，其在立异于《公》《穀》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具有某种别明以上自身诸例的意义。

由此可见，前云杜注“非执”之“随义而发”之“义”，不是别的，正是其通过以经传叙事为依托，以攻排《公》《穀》二传为路径，阐发或辨明诸义例所含之“义”，所以杜谓左氏解经曰：“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简言之，杜氏在此讲“以归”之“非执”而将传文随《春秋》文本“条贯”，在“简二传而去异端”的同时，以其相关例说为媒介，“指行事以正褒贬”，建立起了左氏以事明例、以例解经的家法。

综上所述，杜预在《左传》隐公七年释“以归”为“非执”，其根据是“但言‘以归’”，实际上是以《春秋》“执某某以归”为参照，所作出的一个类比推理。此推理包括孔疏在内，虽然其所引用之证据，并不能使“以归”指“非执”之说完全凿实，但反对者因同样的推理方法，亦不能对杜预此事实判断完全否定。而且，杜言“非执”立异于《公》《穀》，并不仅在于事实判断，而是以此为基础，更为着意于价值判断，即通过“非执”别明自身的同时，突显左氏义例所蕴含之义理，以实现其解经的主要目的。结合以上分析，就此条经文之三家阐释而言，其在价值判断方面的确各有侧重，因之亦各有其短长。对于其它类似这种情况，三家亦不乏其例，如《左》《公》《穀》对隐元年“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桓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等经文的不同解释和判断等等，以至于宋儒叶梦得后来发出《左氏》“详于史而事未必实”而《公》《穀》“详于经而义未必当”的慨叹。三传后学就是在这种相互区别又互相借鉴中，逐渐推动了“《春秋》学”的不断丰富与发展，而前述诸儒对此“非执”与否的讨论，显然即是此类同中有异的某种延伸。因此，以上杜预以“但言以归”与“简二传”而言“非执”，其旨趣虽为“指行事以正褒贬”，却不期然而成为了三家论争亦有交汇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