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一书的思想内容深厚而丰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准则，在《礼记》中都有专门篇章论述。
《礼记》不仅在儒家文献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礼记》一书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尤其对于我们当今所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礼记》所阐述的有“修身”“明德”“治国”为宗旨的“礼”文化，在今天看来固然有一些陈旧、过时的内容，但毫无疑问其中也存在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这些思想内容对于我们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礼记》一书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一、从近代以来“大同” “天下为公”和“小康”思想的社会实践看《礼记》的当代价值
《礼记·礼运》集中体现了儒家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本篇所提出的“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至今影响犹在。
《礼记·礼运》以孔子与其弟子子游问答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社会理想，并进而说明“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特征。
《礼记·礼运》所提出的“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曾被我国近现代史上三位伟人先后用来表述、阐释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由此可以反映《礼记》一书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当代价值。
（1）康有为与《大同书》
清朝末年戊戌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曾经撰写《大同书》来阐发其社会改良思想。康有为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因而萌发了革新思想，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进行政治改良，才能救国救民。
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还是根植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所描述和追寻的大同社会就是既有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2）孙中山与“天下为公”
在我国近代史上特别推崇并极力弘扬《礼记·礼运》倡导的“天下为公”思想的伟人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是三民主义的倡导者。他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终于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孙中山在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运动中就多次题写《礼记·礼运》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条幅，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由此也可见《礼记》一书当代价值之一斑。
（3）邓小平与“小康社会”理论
上个世纪后半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汲取《礼记》一书的思想精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国情提出“小康社会”这一新概念。
后来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小康”这一作为描述社会形态的词汇最早是在《礼记·礼运》中出现的，它蕴含着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最早使用“小康”这一概念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后来邓小平于1981年又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并明确讲“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1991年，我国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依据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明确描述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我们所说的小康，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小康。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
此后，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根据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进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已初见成效。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就是“和”“和谐”。它主要是用来调节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平衡状态。这种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普世价值之所在。
《礼记》许多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礼乐文化“和”的精神及其重要意义。《礼记·儒行》明确提出：“礼之以和为贵。”《礼记·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儒家“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注重和追求和谐。这一基本精神，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即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可见，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看来，“礼”与“乐”的最大特点与功能都体现在“和”上。也就是说儒家礼乐文化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就是“贵和”，就是崇尚和提倡“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
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就是主张并要求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都应当在“礼”的制度框架之下和平共处。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求大同存小异。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和谐协调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上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目的就是想以暴力的方式消除阶级的差异，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说实行这种治国方略的动机是美好的。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却使我国大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一条成功的治国之路。
有鉴于此，上个世纪末，中国共产党断然拨乱反正，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实现了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变。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甚至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宏伟目标。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贵和”特色，是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有批判的继承和超越，这实际上体现了向崇尚和平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也可以说是《礼记》一书现代价值的体现。
《礼记》的《大学》与《中庸》对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影响特别深远，因而宋代大儒朱熹将这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
《大学》是《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之道”，即大学的宗旨。注意：这里的“大学”并不是与现代“小学”相对的概念。这里的“大”是使动用法，所谓“大学”，是指扩大学识，弘扬光明的品德，以至达到最完善的思想境界。《大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领”。为实现这“三纲领”，《大学》篇设计出“八条目”作为人生进修的阶梯，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大学》不仅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而且更重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
《中庸》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中庸之道”，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修身养性和处世之道。所谓“中庸”， 郑玄解为“中和”，即中正、平和之意；程朱解为“不偏”“不易”。
《中庸》全篇以“中庸”作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而展开论述。“中庸”这一理论由孔子首先倡导，后经子思进一步阐发，其内涵是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以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主张人性源于“天命”，因此要“率性”而为，并主张通过“修道”的自我教化的方式达到至诚、至善的境界。其宗旨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完善，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为至善、至诚、至道、至德的理想人物，共创“太平和合”的理想社会。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中庸》提出的“不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激励着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弘扬光明品德、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造福社会。
毫无疑问，《大学》与《中庸》两篇所提出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对于我们当今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都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因此，我国当代许多大学都从《礼记》各篇，尤其是《大学》《中庸》两篇中，借用一些名言警句作为校训。由此也可反映《礼记》（尤其是《大学》《中庸》两篇）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兹举例说明如下：
《礼记·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借用这几句中的文字作校训的有下列学校：
华东理工大学校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河南大学校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河南师范大学校训：厚德博学，止于至善
东南大学校训：止于至善
华中科技大学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
南京工业大学校训：明德厚学，沉毅笃行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西安理工大学直接以这段话全部文字作为校训。
中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其他以“博学”“笃行”等作为校训的还有下列学校：
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山东师范大学校训：”弘德明志，博学笃行。”
四川师范大学校训：“重德，博学，务实，尚美。”
黑龙江大学校训：“博学审思，参天尽物。”
江苏大学校训：“博学，求是，明德。”
湘潭大学校训：博学笃行，盛德日新（八字全出于《礼记》，其中“博学笃行”出于《中庸》；“盛德”出于《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日新”出于《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香港城市大学校训：“敬业乐群” （出自《礼记·学记》：“三年视敬业乐群。”）
中国政法大学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格物”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
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敦行”出自《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众所周知，校训是一个学校的座右铭。它反映了一个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价值取向，是一个学校的教育目标。这么多的学校不约而同地从《礼记》中选取相关文字作为校训，绝不是偶然的，它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学校认识到《礼记》的现代价值。
前面我们主要概述了《礼记》一书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教化方面的思想价值。此外，《礼记》一书还蕴含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礼记》四十九篇主要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礼义，解释《仪礼》的有关内容，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等等。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不仅较系统、完整地记述和阐释了先秦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诸礼，而且对于古代的封国制度、爵禄制度、封禅制度、明堂制度、宗法制度、昭穆制度、学校制度等许多在传世先秦文献中缺乏详细记载的典制也有较详细的论述。因此，《礼记》四十九篇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礼记》是记载孔子言行最多的先秦文献之一（仅次于《论语》），为我们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的思想理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除了前面已经讲到的被朱熹列于“四书”的《大学》《中庸》两篇以及《礼运》诸篇之外。《礼记》中的《乐记》《学记》《儒行》《曲礼》与《内则》诸篇都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经典篇章对我国后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乐记》是《礼记》中很重要的一篇，学术价值很高。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篇有关“乐”（包括文学艺术）的理论专著，它主要论述了“乐” （包括文学艺术）的产生、“乐”与“礼”的关系、礼乐的教化作用及其对人与社会的影响等。《乐记》作为我国古代一篇重要的“乐”学（包括文学艺术）专著，蕴含着丰富的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是先秦儒家“乐”学（包括文学艺术）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之作，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学者将《乐记》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视其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奠基之作。
《乐记》所提出的许多文学艺术理论对我国后世的文学艺术理论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汉代毛亨的《毛诗序》和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文学艺术理论名著都不同程度地接收并进一步阐发了《乐记》的文学思想和艺术理论。
《礼记·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教育学专著，也是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领先的教育学著作。二程曾推崇《学记》曰：“《礼记》除《中庸》《大学》，唯《学记》最近道。”
《学记》对我国先秦时期的教学经验和教育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既对当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又提出了许多合理性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意见。本书提出：教化民众、改良风俗，必须要从教育入手，应把教育活动放在治国安邦的首要位置来认识。本篇许多有关教育的论述，对我国古代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曲礼》《内则》两篇较详细地论述了家庭与亲友间的日常礼仪，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代家庭成员彼此相处的伦理关系，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生活史和家庭史的基本史料。这两篇的内容不仅对于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现代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修养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曲礼》篇所谓：“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如此之类有哲理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格言，在《曲礼》与《内则》中不胜枚举。因此有许多内容甚至被后世的蒙学经典《三家经》《弟子规》等直接引用或化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两篇看作是后世《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读物的源头。
《礼记》四十九篇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在文体上众体皆备，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引黄寿祺先生《群经要略》中的一段论述来认识《礼记》在这方面的学术价值：
《礼记》之文，大都博达雅丽。《冠义》《昏义》……诸篇，则序跋文之正宗也；《投壶》《奔丧》……诸篇，则典志文之正宗也；《曲礼》《檀弓》……诸篇，则杂记文之正宗也；《礼运》《乐记》……诸篇，则论著文之正宗也。昔北齐颜黄门之推著《颜氏家训》，其《文章篇》有云：‘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然则哀诔箴铭之文，亦以《礼记》为正宗矣。世人学文词，徒知求之于《尚书》《毛诗》及《左氏》，而不知《礼记》之文，尤不可及。……况乎《大学》《中庸》《礼运》《乐记》《儒行》《学记》诸篇，义理之宏深，文词之粹美，他经罕有其比。此其所以江河长流，万古不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