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中国战乱纷纷、内忧外患的清光绪年间，1990年去世，享年96岁。钱穆先生虽没有任何留洋经历，而且只有中学学历，但他自1930年以来，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教授，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历史学家。1950年以后在香港成立了新亚学院，从事教育研究工作；1967年定居台湾，并继续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截止到1986年，他仍然以90多岁的高龄一直活跃在课堂上，并且从未停止写作。即使到了晚年，钱穆先生虽因患眼疾无法进行阅读，但依然继续坚持着学术讲座工作。最后，他用自己晚年的余力著成了《晚学盲言》一书。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等，除此之外还在历史、经学、文学、地理等诸多领域留有著述。此后，其被学术界称为“通儒”或“国学大师”。
一般说来，钱穆先生的史学观念与胡适、傅斯年等学者的自由主义比起来更倾向于保守主义，他因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树立起民主主义旗帜，过分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复古主义，反对革新而被划分为保守派。关于对清末经学的理解，由于和章炳麟一起对今文经学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而被划分为信古派。所谓信古派，指的是用宋明以来的理学观点对古代历史事实持肯定倾向的学者们。大体来说，是指对强烈信奉历史教训那一面和传统价值效用性的人们之总称。但是，与完全站在古文经学立场的章炳麟不同，钱穆先生站在了特殊的经学立场来理解历史。比这个说法更贴切的是，他是在为克服当时的时代危机、增强对国史的热情以及鼓舞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而努力。由于当时受清末今文经学家们的历史观影响对疑古史学认识持否定态度者大有人在，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钱穆先生对这些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当然钱穆先生也反对那些完全照搬古书记载，不辨糟粕全盘接受传统文化的人，所以钱穆先生与那些所谓的“老顽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如上，钱穆先生的历史认识是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时代状况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国难家危的现实情况，历史学家们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当作第一要务，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从数千年的精神文明长河中找出民族生存的历史经验。不仅如此，自五四运动以来，西方文化的大范围流入，引起了中华文化的混乱，为了保护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提倡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便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最重要的研究主题。钱穆先生尽自己的努力，为克服当时的危机提供了学术环境。当时派别化现象严重，已经相继出现了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和科学派（考订派）等史学倾向。钱穆先生的史学倾向是在对时代批判过程中萌芽的。其中，传统派是指以记诵为主，研究过去的典章制度，学习过去历史言行中的丰富知识的一种派别，总体上是指那些对历史持校勘修补态度的学者；革新派是指在清末急于建功立业的革新之士所提倡的派别；科学派指的是倾向于运用科学方法改变国家现状的派别。
对于传统派和科学派，批评者大多是批判他们侧重于资料研究，但解释不具备完整的体系和深刻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埋头于书中或文章里去研究，而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现实没有任何关联。此外科学派因其往往依照科学的方法过于对历史进行细分，只进行枝叶型的局部研究，被批判为“将活生生的人事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史料”。他们因不看重研究过去历史人物的活动而被指责有着“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文化精神”，他们的文化精神因此也遭到批判。与此相反的革新派则因为密切关注现实研究而得到好评。他们十分注重历史史实，并且时时关注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但因急于获取知识而疏怠于资料的收集，更甚的是将历史资料作为改革现实的宣传道具，这一点也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同时这一派别对过去文化的评价只源于一时的热情，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深层意义。以上所提及的各派别的问题都包含在下面这段文中了。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任何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钱穆先生根据民国前后的时代氛围将这一时期关于古史的认识分为两类，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其中一类是轻蔑古人、议论历史只批判历史，吝于给予肯定的评价，在明知古代史实的情况下依然对发现新的事实没多大关心，并且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用浅显表面的视角来评价历史，彻底排挤自己国家的历史，认为本国历史中没有可值得借鉴的地方。另外一类是只停留在对历史单纯考证的阶段，这一类主要通过考古的手段来达到蔑古、倒古的目的。因此，钱穆先生认为，民国以来的史学界大体上持否定孔子以来一切思想的一种西化态度，而且所做的只不过是所谓“评史”附庸的一种“考史”而已。
钱穆先生实际上对所有现实性的认识即史学的经世性进行了高强度的批判，强烈批判了故意回避现实只侧重于历史考证或是为了解决现实矛盾否定曾是中国文化基础和自尊心的古史体系的倾向。这样的批判的目的是保护历史、文化和民族的基本历史认识，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可形成对时间与生命的独特认知。
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处于时代中的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变化的敏锐感知有效地分析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意味着什么，而且可以发掘所有变化的一贯性及其所具有的意义。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试图用三种不同的时制来分析同一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最终，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学家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对现实激烈的省察为出发点，追溯历史性事件的渊源，来把握历史如何演变成现实的求知过程。这一旺盛的求知欲本身可被称作“历史”。这种求知欲由既是过程又是结果的历史出发，具有从结果自下而上探寻原因的特性，而史学家的实际思考，则是从古至今由原因到结果自上而下的探究方式。
如上所述，时间之历史的意义就表现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最基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用“变化”的观点来认识历史长河中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变化”的中心又存在着“持续”这层意义。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偶然因素的作用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历史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性的。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把握此连续性的线索这件事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钱穆先生就是基于此种认识，在研究“持续”和“变化”这两种历史属性的关系中，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无限的历史研究。他在不断研究历史时间的同时，研究了历史和文化，延展了民族的中心概念。钱穆先生在强调所有历史文化生命的变化都离不开“变化”和“持续”的同时认识到，我们的文化生命在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如此一来，具有历史和文化属性的生命被钱穆先生用“常”和“变”这两个概念来解释了。他主张历史本身是一种“变”的同时，强调了“变”与因具有持续性而被称为“常”现象之间的统一性。不变的是“常”，历史强调的是“变”和“常”的统一，明确这一点方可明白下面这段话中蕴藏的道理。
“变完成这个常，常亦是来完成这个变。没有变就不得常。没有常也不得变。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里都该有常有变。变只是在常的中间变。常呢拿这许多变合起来就出一个常。”
也就是说“常”是历史的本质，决定了“变”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特征；历史中有“变”，并且体现“常”的本质性特征。这两者作为历史的属性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常”和“变”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为一的概念。
如此，历史在变化的同时又具备持续性这一本质的特殊属性，在历史长河中“常”和“变”的意义被具象化为与“人事”相关，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因此钱穆先生特别留心历史记载中对“人事”的记载。即“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且人事惟其有持续故方其端绪初升即有可然之将来随以俱至。严格言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者为未来。”
我们可以认识到人事的持续性发展是历史的中心，而作为过去的开端，与现实状况的展开，以及未来的意义是共存的。也就是强调作为历史时间，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未来的现在是共存的。在历史长河中，人事的重要性，以及在人事中“现在”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地将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在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促使人们从而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来历史知识的本质是实现了历史行为的当事者们对自己所处时代之问题的理解，现今的历史学家们将那些问题与自身时代相关联并使其重新发展。因此所有的历史被称为现在的历史。因为所有被记录的历史，不管年代多么久远，终究对现在有必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是过去的历史成就了当今的现状。并且，进行这项工作的历史学家现实参与的，是通过历史研究揭露事实并对其进行批判的一种工作。与此同时，研究过去的时候，并不是研究“过去”本身，而是通过现实的感觉来认识历史的意义，从而达到不断更新历史认识的目的。即，通过过去与现实的关联性来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当然，之后的历史叙述也会因社会要求而变化，去反映其时代精神，并续写与时代相适应的历史新篇章。
但问题是，从理论上来说所谓的“现在”不过只是一瞬间，因此钱穆先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来，现在则像在过去未来的一条夹缝中，等于几何学上两个面交切所成的一条线，并无广袤可言，而又是变动不居，我口里说到现在，此现在即成过去，那么，真正的现在究竟存在吗？”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东西，从物理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现在，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架空的境界。但是，如果说，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到来，真实的现在又不存在的话，人生和历史又从何而来呢？针对这个问题，从历史时间上来看，我们可以断定现在是包含过去和未来的，即“人事之现在性绝非如普遍所想过去者已过去，未来者尚未来，而现在则在刹那刹那之间刻刻转换、刻刻消失。......事理上之现在必有宽度，其事愈大持续性愈久，变动性愈多，其现在之宽度愈广。”也就是说，要把“现在”数学物理的时间性的意义扩张到历史的意义。钱穆先生在下面的话中尤其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此刻来讲一个历史时间，历史时间亦必附属在一件历史事情上。如此刻我在此讲演，这是一件事，这讲演以两点钟为一单位，这两点钟的时间，则附属在此讲演上，亦即表现在讲演上，现我已开始讲了五分钟，但此五分点却没有过去，倘使这五分钟过去了，诸位将听不懂我下一句所讲，正因这五分钟所听还在诸位脑子里，所以得继续停下，所以过去的并未过去，若论未来，我告诉诸位，它早来了。”
根据这样的理论，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历史学者应当将过去和未来合为一体，用“大现在”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用向上追溯包含过去、向下发展包含未来的“大现在”概念去研究历史，将历史时间概念上的“现在”意义大大扩张。“现在”意义的扩张，体现了历史事实的“大现在”即永远的现在性，这表示历史一直具有现在性，特别是由于历史是根据意识上的确立、主观上的理解以及学问的理论而构成的。但是并不能单纯依靠历史学家这样的主观性和学问理论的现实性来虚构历史。因为首先历史学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是在一定的精神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主观性并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体现了历史性的立场。另外，他所处的“现在”是在历史连续性中已经包含自己“过去”的“现在”，学术理论是由针对历史进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思考和理解积累而成的。因此，在已扩张的“现在”意义中包含着“人生”，该“人生”是蕴含最基本的历史意义的。因此钱穆先生指出：“若说到现在，刚才所刚的现在，只是一个假现在，此刻诸位在此听讲，这个现在，乃是个真现在。此一真现在，却有一个很宽的面，亦是一个大现在，如我活八十或一百年，此八十年或一百年成为我生命的一单位，所以说是我的一生，若我今年二十岁，说以前二十年都过去了，下面八十年还未来，我都不知道，此中人生，即是虚伪的假人生，绝非真人生。”
照此，对于钱穆先生来说，历史则是确认了人生在世所有存在意义的研究。站在历史中心的人类，作为思考和行为的主体，各自都有自己在“现在”中存在的意义。所有的人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都受时代的制度和习惯影响，形成自己的思想，以一定的形态参与其中并且生存下去。因此，历史是因人类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所产生的，即习惯与法制，宗教与意识，社会制度与政治组织，文学与艺术构成，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生，创造了以这样的人生所点缀的历史。
以人生为点缀而构成历史的文化，是所有人一起感受思考，通过言行成就的一种历史产物。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类参与历史创造，并在此过程中蓄积人类文明发展而成的。此处所说的人生不是日复一日机械化的人生，而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生。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文化的内层，蕴含人类无限生命的人生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用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点去理解，才能给予生动的历史以巨大的生命力，这也是钱穆先生对这一观点给予积极肯定的原因。
钱穆先生将人放进来历史的中心。他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记录人事的，而历史学无非就是一种人事之学，因此他强调要想学习史学，首先必须好好理解人。比起对史实的理解，对人的理解更为重要，这是强调了人本位的史学。人类的问题更为广泛，于是钱穆先生用概况人生经验去理解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生活，历史既作为我们的生活又作为所有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类过去的所有经历。因此，历史保存了人生经验，在所有人生中发挥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并传于后世，让子孙后代得以将前世经验作为他们各自人生的参考和榜样。回顾过去的人类生活和从中得出他们的经验，虽然是历史，但是钱穆先生的观点是不应只局限在过去，这也是之前曾经提到的。因此钱穆先生认为，与人生相关的历史性事件，是从久远的从前发展到现在，并且可以延续到未来的，它本身就具有一贯的历史精神。他认为重视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生价值经验，即是重视历史精神。
钱穆先生更为详细地谈及了与历史和人生相关的内容。即 “历史乃人生之记载，亦即人生之写照，人生乃历史之方然，历史则人生之既然，中国人称史鉴，既往之历史，乃如当前人生一面镜子。人不能自见其面貌，照镜可见。亦如人不能自知其当前之生，鉴于以往之历史，乃如揽镜自照，由镜见己，亦如读以往之史而知己当前之生，其间实无大相异处。”钱穆先生强调了历史和人生的关系，提倡人们通过以史为镜不断追求新的自我。
古语“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乃商代开国之君，自铭其晨起盥洗之般如此。实则不仅每日晨起始见面貌之日新而又新，人之为生，无时无刻，无瞬无息，乃吾不见其身之日新而又新，身如此，家国天下皆然，使非新，何谓生。”就像人生每天都会成为新的一样，历史也是如此，新事物瞬间就变成了过去的事情。若说生命中过去的事情中旧事物十中有九的话，新事物也只能算是十中有一，正是因为有旧的东西，所以才称得上“生”，因此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人唯求旧，物惟求新”。事物如若没有“生”，怎会求新呢？对人们来说，有“生”便是保护旧的事物。历史则是人生之旧，人生则是历史之新。因此，历史须把人生作为根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历史，而人生也须以历史为根源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生。历史只有记载真实才能真正体现过去，“生”只有流传才能被今天所认识。因此，历史既包含了“天”，又包含了“人”，这便是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义之所在。
众所周知，历史作为人类思考和行为的结果，并不是将人生现象放进同一种形式里重复进行的。虽然从表面来看，它是不断重复的，但是在内容上，它是不断更新的。因为人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经常会出现新的次元，而具有这种本性的意识又发挥了作用。这种意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根据自发的知觉不断扩大自身的作用水准和范围，而其目标便是精神的本质，即自由。因此在意识世界的历史中，自由起支配作用，且为了追求自由，会不断出现新现象。
当然，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生并不是全部都包含着历史性人生特征的，因此出现了下面这些话：“中国人言历史人生，不言人生历史。”“没有过去的历史，就没有现在的人生。而现今所有的人生都是以以往的历史为基础或源于以往的历史。”“如果没有人生，就不成历史，同理，没有历史的话，人生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中国的学问都是由历史和人生展开的”。由此可见，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概念在交叉影响的同时得以扩大。
钱穆先生将人生和文化各自划分了三个阶段。他认为只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人生才可以说是完整的。人生的第一阶段被称为物质人生、自然人生或经济人生，这属于文化的第一阶段物质经济类。所有与物质相关的衣食住行等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人类生活中最先需要经历，也是最低端、最优先的基本阶段。因此如果没有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条件，也就没有所谓的人生和文化了。第一阶段的文化所包含的人生即直面物质世界的人生。人生的第二阶段被称为社会人生、政治人生或集团人生，这属于社会政治类，包括所有的政治法律、社会礼俗、民族风习、群体集合和社会生活等各种组织习惯和规定。
另外，人生的最终阶段也就是第三阶段被称为精神人生或心理人生，这一阶段属于精神类，即直面内心与内心关系的人生。这是人生最高境界，也就是由所有观念、精神和理性组成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钱穆先生称其为一种有历史性的、超时代意义的人生，它一直被长期保存且一直存在。
钱穆先生认为，第三个阶段中对实现文化的完成作用最大的是道德和心性。他指出，道德是我们的生命，而心性人格是人生的终极理想。因此他认为，道德在历史文化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几乎全部都是以道德为背景出现并发展的。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所呈现的革新的失败与衰落，中国固有的道德精神的丧失，钱穆先生的反应是异常激烈的。钱穆先生称道德拥有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为可信的力量。对他来说道德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发展历史和文化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未来人类社会来说，文化的最高希望和方向是道德性、艺术性的，而不是宗教性、哲学性的”这样的论述。根据以上所分析的内容可以看出，在钱穆先生的认识里，历史和文化是人生的基础，是再次道德化的心性在外在环境或条件下发生反应的产物。
另外钱穆先生认为历史是人们共同创造的，而在依据这个共同创造流传下来的人类经验和活动中，钱穆先生最重视的是民族文化精神。因此他认为中国史的原动力是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基础的，就是希望保护民族文化精神，并坚信它就是文化和知识的最高理想。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一种人文精神或文化精神的历史。这样的理想就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所谓“三统（血统、正统、道统）”体制，其中“正统高于血统，道统高于正统，这三者相通相互融合为一体的时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实现伟大正统的时候”，这一观点与用彻底的精神史的观点去理解民族史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历史可以被看作民族文化的生命体。因此，他强调，历史使我们认识生命、掌握生命，由于研究历史便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所以要想真正掌握文化的生命，便要努力探求历史。当然，当历史作为文化生命在民族性之上出现时，它才算是真正地存在。
文化和民族成立的开端并不是在特定地域和环境下所形成的制度和法律的约束，而是共有饮食语言等统一生活方式的人类初期集团的性格。但是为了真正了解统一的民族及其文化的特征，比起表面性的历史现象，更要找出在现象下的本质，找出纯粹的集团精神。因为将全体民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并不是文化纽带，而是由集团生活方式发散出的有生命力的能量，即人们的集团精神形成的共同情感。集团精神作为民族及其成员共有的遗产，有其独特性。这赋予了人们同质性和归属感，即被称之为与正常家庭成员所能感受到的情感相类似的纽带感。
因此认识自己的民族性，既是全面内在的成长过程，也是激发人类文化和发展能动性的基因。钱穆先生认为，为了形成民族意识，比起有像西方那样的社会契约或出现有引导民族高度的政治英雄人物，共有统一生活方式、统一意识的文化更为重要。钱穆先生认为，民族，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实体，不如说它更像是有机关联的文化复合体。因此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为，在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拥有不同点，便可称为不同的民族”。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成了民族的中心。当然所谓近代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传来的。在民族上，中国人重视文化，而西方人重视血统。说到近代民族，东西方都重视血统，但西方重视血统的分别，而中国重视以文化为基准来进行的民族区分；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人们事先预测了未来世界中人类的变化，预告了不是将血统而是将文化作为境界线的新时代的出现。
钱穆先生对民族的关注一贯将文化放在中心。此观点与国家和民族的根源性生命在于文化精神的历史认识相同。对于民族的观念，在当时，特别是在以文化本位强力的历史精神和历史意义为中心的背景下，学术界用与乾隆嘉庆以来相同的研究方法，否定歪曲了传统，为了反对当时这种普遍的学术风潮，钱穆先生抓住了占据人类活动中最重要最深层位置的“文化”。因此，钱穆先生经常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强调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词语事实上具有同一实质，指出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的民族也就没有文化，因为历史和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因此认为没有历史和文化，民族的成立和存在就是不可能的。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钱穆先生试图在文化、民族和历史的相互关系上进行更具体更积极的解释。他指出文化作为所有历史的整体，在与伟大历史发展进程一致时，才展现出其真正的意义。因此，他强调在比较历史和民族时，文化是这两者的“质”，并对“体”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文化和历史是相互作用，两者缺一不可。
“文化是‘体’，历史便是表现‘体’的‘相’，或者又可叫做‘现象’，但‘现象’背后无条件有‘体’，‘相’可各自接触‘体’，但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只有有‘体’的存在，才会有各种‘相’的产生。”
钱穆先生认为文化是“体”，而历史只是“体”的“相”，也就是“体”的各种表现。因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本体，所以认为要把握文化与历史的统一意义，需扩大历史的范围。因此主张历史和文化可以说是一体的，也可以说是分离的，因有文化才有历史，因有历史才有文化。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不同文化则不同。
钱穆先生认为文化与民族的关系也是如此，“文化中一定有一个‘体’，这个主体便是民族。虽然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也是由文化融合而成的。如此说来文化和民族可以说是一体的，也可以说是分离的。”
钱穆先生认为民族和文化像历史和文化一样，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文化创造了国家和民族，民族作为包含文化的“体”，也可以说是它创造了文化。但是民族创造了文化这个说法，意味着在历史和文化中人类的主体活动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再者，若不是有无数的人带着对文化发展的使命感，为了民族的形成而积极努力，民族是绝对形成不了的。因此钱穆先生认为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创建都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有的民族或国家各自所具有的多样化特征都代表了他背后文化的多样性。这就像影子，影子总是跟随形体却又违背不了形体。如果人类正背负着一种文化发展的使命，一定会形成一个民族，且在民族形成后，其背后的文化使得其获得巨大的发展。这时，若中断文化发展的使命，那么该国家会消失，该民族也会解散。
如此一来，钱穆先生指出，文化、历史和民族事实上具有一个本质，三者形成了相互作用、互不可缺的关系。作为本体的文化，自然指的是精神和观念上的文化。钱穆先生重点强调了文化所包含的精神上的性格及其意义，而且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精神性的。只有物质堆砌的话不能称之为文化”。如前所述，文化作为全人类人生的“精神共业”，可以说创造了人类的一切。
文化人生即文化生命将作为观念的道德和心性定位在最基本的位置上，而文化人生即文化生命规定的范畴并不是个人或各自的小我，而是可用大群、人类集体、全体、大我等用语表现的人生和生命。这些用语想要表现的最高意义便是民族。离开了民族，社会和历史的自我人生和生命便不再是文化人生或文化生命，因此钱穆先生通过研究民族确认了文化人生即文化生命的意义，强调了作为文化人生的民族的特殊性，扩大了其意义，并强调民族作为文化人生具有绝对性作用和意义。
对于具有单独文化生命的民族和历史的特征，钱穆先生在研究历史时最先注意到的一般是其特殊性——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各自没有其特殊性的话，按国家进行分类的历史区分也就没有意义了。钱穆先生将各集团人生所具有的相互间的共同点称作文化的“共相”，差异称作文化的“别相”，认为根据民族性的不同产生了文化的“别相”。因此，在他看来，脱离了具有文化生命意义的历史民族性，只谈论单纯的文化生命的历史，不具任何意义。保存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历史才有真正的意义。
如上所述，钱穆先生认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的概念，不断有人生、生命、生活、经验、共业等用语登场。在这其中，人生和生命因让所有事物充满活力而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占据重要位置；道德和心性是解释说明大人生和大生命之历史、文化和民族的终极准则。众所周知，钱穆先生的青年时光是在下面这样的背景下度过的：当时中国沦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下，人们开始深深怀疑自己的传统文化整体性。这青春的回忆成了钱穆先生终身致力于中华文化复兴课题研究的契机。为了伟大的复兴，钱穆先生一一批判和克服了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问题。当然，对于他将历史、文化和民族的范畴限制于人生、生命、道德、心性等观念的理解是否得当，有人提出了质疑。但若直面钱穆先生所经历的世界，我们便可以充分了解到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史学家，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具有多么激烈的认识。他一贯主张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的问题扩大至历史意义上的时间和人生；并将那些问题解释为可确立生命历史性的道德和心性，即精神的基准。这两种解释和理解体现了当时为强调中西方不同生命力和活力而出现的民族义愤情绪。这正契合了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比，人们更像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观点。所以他将自己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有限的生命给予“历史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