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新礼乐》第一辑。《新礼乐》创刊于2018年，由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主办，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协办，每年出版一辑，第二辑现向学界征稿。
作为一部乐歌总集，《诗》的产生、结集与流传无不与我国古老的礼乐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一部《诗经》，其实就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是我国上古礼乐文明的集中体现。早期儒家学者认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社会教化被认为是那时期礼乐文化的主要职能。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礼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不再仅仅注重诗乐的娱乐功能，而是越来越看重它的治世功能，看重它在社会改良和人心教化中的重要意义。三代以降，世道衰微，尤其是春秋以来，更是王纲解纽。孔子在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礼乐传统濒临中断之际，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出于恢复“王道”，保存古代文化的动机，继承和发展了上古以来的礼乐教化传统，从而形成了孔子的“诗教”思想。
一、周代的礼乐传统与《诗》
礼乐，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孔子家语·问礼》篇曰：“夫礼，初也，始于饮食。太古之时，燔黍擘豚，污樽抔饮，蒉桴土鼓，犹可以致敬鬼神。”《礼记·礼运》也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蒉桴”、“土鼓”，是原始的音乐演奏方式。可见，礼乐产生于人类进入文明的初期。夏商以来，礼乐获得长足发展，然而，“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2]，夏商两代礼乐还具有一定的巫术性质，因此，有的学者将之分别称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3]而礼乐的实质性发展，也就是说具有人文意义的礼乐，应始自西周初年的周公“制礼作乐”。[4]
西周初年，周公为进一步巩固周王朝统治，在对前代礼乐损益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对此事有记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通过这一措施，周代“礼文大备”，从而造就了“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礼乐文明。然而，与夏、商时期的礼乐文化相比，周代礼乐并非只是“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质”的突破。因为在周代礼乐丰富的内容之中，贯穿的是“亲亲尊尊”的宗法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家族内部，“亲亲为大”，讲究“亲亲之杀”；在家族以外，“尊贤为大”，讲究“尊贤之等”。可见，无论是亲亲还是尊尊，都是为了共同的“定亲疏”、“别尊卑”的目的，这些恰恰是礼乐文化的实质所在。而正是因为这一精神实质，使得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在有周一代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了悠久的礼乐传统。
《诗》的产生与周代礼乐制度密切相关。上古时期，“诗”从属于“乐”，“诗为乐章”，“诗乐合一”，两者相伴而生，郑樵《通志·乐略·乐府总序》即说：“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因此，周公“作乐”其实也包括对诗歌的制作与加工。周公到底作了哪些诗篇，现在我们已难知其详，但根据文献记载，《豳风·鸱鸮》与《周颂·武》为周公所作。《鸱鸮》一诗，《毛序》曰：“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以诗以遗王。”这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载之甚详。《武》诗一篇，《毛序》曰：“《武》，奏《大武》也。”而《大武》，《郑笺》曰“周公作乐所为舞也。”《吕氏春秋·古乐》也记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可见，《大武》是周公所作的舞乐，而《武》诗则是配合舞乐的诗歌。虽然周公亲自作的诗可能不多，但经他加工改造者应该不少。《仪礼·乡饮酒礼》郑注曰：“昔周之兴也，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5]而杨向奎先生认为：“《周颂》《大雅》之典雅雍容，不是神、巫原来唱的诗的模样，这丰采多姿是经过加工改造的。这加工改造者……部分《周颂》是周公。这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6]可见，《诗》的产生和周公“制礼作乐”有着很大关系。而后，在此基础上，有周一代又对诗歌进行了大量的采集与加工。根据《国语》《礼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古有“采诗”、“献诗”之制，《诗》中的诗歌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收集而得，并通过不断的加工最终结集而成。因此，《诗》的产生与结集与我国的礼乐传统密不可分，可以说，一部《诗》，其实就是周代礼乐制度下的产物。
周代重礼，礼乐并称，但“乐”其实是作为“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么，作为乐章的《诗》自然也是如此。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音乐的演奏以《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成为各种典礼的组成部分。”[7]可见，在西周时期，《诗》实际上也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们在用《诗》之时，必须要遵守一定的仪礼规范，这从《左传》襄公四年的一则记载中即可看出：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三《夏》《文王》分别是“天子享元侯”与“两君相见”时用的诗乐，这与穆叔的大夫的身份显然不合，故穆叔不拜；而《鹿鸣》之三即《小雅》之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都与穆叔的身份相当，因此每歌一曲，他都拜谢。
由以上可以看出，作为一部上古文化典籍，《诗》实际上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是西周礼乐文明的集中体现与重要载体。后来极为尊崇周礼的孔子对《诗》推崇备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社会教化一直是古代礼乐的重要职能。《周易·豫》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认为古代先王制乐用以进行道德教化和奉祀先祖。《左传》文公十八年也记鲁人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则以观德”，杨伯峻注云：“以礼则观人之德”；“德以处事”，孔疏云：“既有善德，乃能制断事宜，故曰‘德以处事’。”[8]周礼的道德教化功能显而易见。孔子对礼乐的教化功能更是有深刻体认，《孝经·广要道章》记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由此可见，随着礼乐文化的不断发展，上古时期的人们已经十分注重礼乐在社会教化中的功用。在此基础上，礼乐教化传统在上古时期即已形成，并随着礼乐的发展而发展。在这其中，“诗教”观念也逐渐萌芽、发展，孔子“诗教”正是对古代礼乐教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二、“诗教”之起源
“诗教”这一概念以及系统的“诗教”思想出自孔子，然而，如同其它事物的发展一样，思想也有其起源、萌芽、发展到最终产生的过程。那么，“诗教”起源于何时？又有怎样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诗教”在我国上古社会的发展源流，而且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孔子“诗教”思想产生的渊源。
如前所述，上古时期的“诗”与“乐”是相伴而生的。早在《诗经》产生以前，广义的“诗”就已经被包含在“乐”中流传于世。随着礼乐教化的产生，一般意义上的“诗教”也已出现，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至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尚书·尧典》记载帝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一诗乐一体的教化形态应该就是“诗教”的源头。夏商时期，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已经出现[9]。根据文献记载，包括“诗”在内的“礼乐”是当时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正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在学校教育下，诗乐教化获得很大发展。然而，西周以前的礼乐文化与原始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诗乐教化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但还没有在根本上自觉地、有意识地用以进行社会政治以及道德等方面的教育，真正人文意义上的诗乐教化观念应始自西周。
西周时期，以诗作为教化工具的理念已经十分清晰。根据《周礼》《礼记》等文献记载，西周统治者非常注重教化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在当时的官制中已经有了专门负责礼乐教化的职官。《周礼》所记述的“地官司徒”与“春官宗伯”即是执掌礼乐教化的两大系统，当时的学校教育也主要由这两大系统所统摄。西周学校有乡学（地方学校）和国学（贵族学校）之分，一般认为两者均属小学教育，主要由地官司徒及其属下的师氏、保氏等职官负责。此外，还有“成均”，即西周大学，主要由春官系统中的大司乐所掌管。而无论小学还是大学，均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礼乐教化为主。随着《诗》的不断结集，在当时的国子教育中，《诗》也已被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礼记·内则》记载“国子为学”：“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象》，学射御。”《礼记·王制》也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见，在西周完整、系统的礼乐教化体系内，《诗》已被自觉地用于对国子的教育、教化。然而，由于诗乐一体，这一时期的“诗教”仍体现为以“乐教”为主的诗乐教化形态，这从《周礼》所记载的“六诗”之教与“乐语”之教中即可看出。
《周礼·春官宗伯·大师》记载：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显然，此处的“六诗”类似于《诗序》所说的“六义”。孔颖达认为，《诗经》风、雅、颂、赋、比、兴“六义”有体、用之别，即所谓“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故同称为义，非有别卷也”。而“六诗”明显属于六种并举之体。可见，两者并不相同而存有差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六诗”？它又体现了怎样的诗乐教化形态？我们认为，《周礼》中的“乐语”是我们理解“六诗”的关键。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大司乐掌管学政，以有道者、有德者教导国子，而“乐语”就是教育的内容之一，即“兴、道、讽、诵、言、语”。将其与“六诗”对比，学者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异之点。朱渊清先生就指出：“差别在于大师所掌管的是‘六律六同’，以乐工为教；大司乐掌管的是‘成均之法’，以教‘合国之子弟’。故‘六诗’偏重于‘乐’，基本按风（徒歌）、赋（吟诵）、比（和唱）、兴（合唱）、雅（配器乐）、颂（配打击乐和舞蹈）这种音乐性递增的次序排列；‘乐语’六类则偏重于‘语’，于是按兴（合唱）、道（和唱）、讽（徒歌）、诵（朗诵）、言（韵语，“歌永言”之“言”）、语（白语）这种音乐性递减的次序排列。”朱先生还引征《新书·传职》之言：“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燕乐雅颂逆乐序，凡此，其属诏工之任也。”[10]认为这说明古“乐语”与“六诗”是依“乐序”设教的。
然而，从大司乐所掌学政的教学内容来看，“乐语”除外，还有“乐舞”。我们知道，在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密不可分。而从此处两教分施的情况看，“乐语”之教应该是侧重于诗歌方面，虽然它“以六律为之音”，以乐序设教，但从其音乐性递减的排列次序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教”已有从传统“乐教”中分化独立之势。
由此看来，西周时期的“诗教”还主要体现为诗乐一体的教化形态。然而，无论是“六诗”还是“乐语”，其教育的根本目的都在于“德”，正如《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明言“六诗”以“六德为之本”；而大司乐所掌的“成均”之教，虽然是“乐德”、“乐语”、“乐舞”分别施教，但《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首言“乐德”；此外，《周礼》又说，瞽蒙“掌《九德》《六诗》之歌”，同样将“诗”与“德”并言。而这些“德”，大都是被后世儒家所推崇的美好德行，例如，根据《周礼》，“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乐德”即中、和、祗、庸、孝、友。由这些可以看出，具有人文意义的“德”应该是周代诗乐教化的核心内容与根本目的。同时这也表明，真正意义上的诗乐教化观念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产生，而且，随着“诗”与“乐”的逐步分化，“诗教”逐渐脱离“乐教”而渐露独立之势。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然而，政治上礼乐制度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诗》与乐的进一步分离。根据文献记载，在孔子以前，社会上已经有独立的、并与今本《诗经》比较类似的《诗经》文本存在，而《诗》的教育、教化功能也更为人们所重视。《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与申叔时讨论太子的教育问题时，申叔时就曾说：“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贵族子弟教育中，已经有了独立的《诗经》教材，其教学目的，重在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人的心志。不仅如此，在当时，是否研习《诗》甚至成为行军选将的重要依据。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楚及诸侯围宋，宋求救于晋，晋拟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作三军，谋元帅，赵衰力荐郤縠，谓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文公用之，最终“一战而霸”。可见，在孔子以前，《诗》的教化功能已受到人们的很大重视，这为孔子“诗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三、孔子“诗教”思想的产生
孔子之时，随着礼乐制度崩溃的加剧，礼乐文化也遭到很大破坏。《史记·孔子世家》曾记载孔子之时“《诗》书缺”；孔子也曾明言：“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从孔子整理诗乐的这一举动来看，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诗》已经存在严重的残缺与混乱现象。不仅如此，春秋中期以来的赋《诗》传统在孔子之时也已终结。而赋《诗》活动，它不仅对《诗》这一文化载体有重要的保存、推广之功；更为重要的是，在赋诗活动中，《诗》作为道的载体而存在，士人的文化关怀借此得以表达和发挥，上古的礼乐精神赖此得以呈现和传扬。因此，随着赋诗活动的终结，《诗》中所蕴涵的文化关怀和礼乐精神也湮没不闻。[11][12]此外，随着礼崩乐坏，以及春秋以来礼乐文化的形式化、工具化，在社会上引发了人们对礼乐及其教化传统的批判。如与孔子同时期的老子，他对“礼”就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他曾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第38章）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后来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群起批判的严峻现象，但不可否认，上古以来的礼乐文化及其教化传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甚至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有鉴于以上种种情况，作为一个有着极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学者，作为一个关心社会治乱的政治家，孔子自觉地站在了维护“周礼”的立场上，肩负起保存古代礼乐文化、继承和发展古代礼乐传统的重任。孔子“诗教”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而且，在对《诗》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诗教”观。
《孔子家语·问玉》与《礼记·经解》都记载有孔子的一段论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在此，“诗教”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不仅如此，孔子还全面认识《诗经》教化的得与失，提出“诗教”的最佳效果是“温柔敦厚而不愚”。
何谓“温柔敦厚”？《礼记·经解》孔颖达《正义》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郑元庆《礼记集说》引吴江徐氏云：“温，和厚也；柔，婉顺也；敦，笃实也；厚，端重也。诗本性情，优游讽咏，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故其教成如此。”《日讲礼记解义》云：“《诗》之教温润优柔而不迫，而其意毕归于忠厚也。”由以上各家疏解可以看出，《诗》之语言优美、婉转，“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以此为教，则会培养民众温和、优柔、敦厚的性情品格。“温柔敦厚”显然指的是“诗教”的效果。
然而，“诗教”会使人形成温柔敦厚的性情，但如果不注意节制引导，则会过于敦厚而不知变通，近于愚钝。因此，孔子认为，最佳的“诗教”效果就是“温柔敦厚而不愚”。也即是说，用《诗》教化民众，使其养成“温润”、“和柔”、“敦厚”的性格；“依违讽谏”,不尖锐直白。同时，要注意灵活变通，避免愚钝。“温柔敦厚而不愚”成为《诗经》教化的最理想人格。
由此可见，孔子对“诗教”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比较成熟的“诗教”观已经形成。此外，孔子在论述“诗教”的同时，还指出“广博易良，《乐》教也”。从“《诗》教”、“《乐》教”的相提并论中可以看出，在孔子那里，“诗教”与“乐教”已经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教化形态。因此，随着诗与乐的逐步分化以及孔子的重视，“诗教”开始获得相对独立发展的地位。不仅如此，在西周以来的诗乐教化观念的基础上，孔子结合自己对《诗》的认识，通过引《诗》论《诗》，逐渐构建起一个内涵丰富的“诗教”思想体系。这发展了西周以来的“诗教”观，并开创了儒家“诗教”的源头，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原载：《新礼乐》第一辑 作者：陈霞）
[1]《礼记·乐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3页。
[2]《礼记·表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63页。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1页。
[4]杨朝明：《鲁国礼乐传统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仪礼·乡饮酒礼》，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86页。
[6]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5页。
[7]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15辑。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4页。
[9]《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10]朱渊清：《六诗考》，《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11]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