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书院是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在文化的发展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通过对石门书院的考论，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书院体制的特色。在当今新的形势下，书院精神要与时俱进，返本开新；传承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
曲阜石门山
石门书院因“石门”之“地”及“孔子系《易》处”而闻名。“石门”之“地”与“孔子系《易》”及“孔子系《易》处”，在历史上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石门”之“地”才名气大增。“石门书院”也从无到有，从石门山“上”的“书院”，到石门山“下”之“董庄村北”的“书院”。口耳相传的“传说”，随着日久天长，逐渐深入人心，被大家接受，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机缘契合，“书院”的谋略、规划、建设、维护、颓废、重修、重建等等事宜，便一项项列入议事日程。“石门书院”作为曲阜“四大书院”之一，赫然列入乾隆甲午年圣化堂版《曲阜县志》，孔子遗迹之书院亦即进入一个关于“圣域贤关”的格局调整之中：尼山书院乃孔子“诞育”书院，洙泗书院乃孔子《诗》《书》《礼》《乐》“教化”书院，春秋书院乃“孔子作《春秋》处”，石门书院乃“孔子系《易》处”。如此，构架为“1+3”格局：即一个“生命诞育”的纪念处，和三个“教学、思想、著作”的纪念处：孔子成圣、为素王的经学和纬学话语体系，也便藉由此四处（尼山之麓、洙泗之滨、息陬春秋之台、石门封内山川）圣迹，附以孔子事迹编年，取得孔子及其弟子门人所作所为之地点和时间二维坐标系。
一、“石门”与“孔子系《易》处”
今天的曲阜石门山，得名于“石门”。历史上“石门”之有名气，在于儒家经学的经、传、注、疏所提及与争议。“石门”之“地”出处，重点有三：
其一，“齐侯、郑伯盟于”之“石门”。《春秋•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杜预注：“石门，齐地。”
其二，“子路宿于”之“石门”。《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郑玄注曰：“石门，鲁城外门也。”(马国翰辑《论语古注·论语郑玄注》)朱熹注：“石门，地名。”(《四书章句集注》)
其三，“洙水南入”之“石门”。《水经注•洙水》云：“北流迳孔里，又西南枝津水出焉。又西南迳瑕丘城东而南入石门，门右结石为水，门跨于水上。”
以上“石门”三说，可谓后世众说的基本论调。其他论说，则是在这“三说”之间摇摆。至于“石门”究竟安在？“石门”与孔子的关系？来自东夷卞地的子路是否为“孔子《易》论”予以伏羲传说的裨益？……等等猜测、想象、臆说时隐时现，很难找出一个明朗的答案。
从两汉到清代初期，“石门”与孔子的关系，可以说一直处于“在摇摆中传说，在传说中摇摆”的状态。这种历史样态一直持续，等到孔尚任（1648—1718）的“新说”横空出现，情况才有所转机。
石门山孔尚任隐居处
孔尚任科举失利，1678年至1682年隐居石门山近四年之久。这使得当时30岁左右的他得以几年时光一直在亲昵石门山的每一处山山水水和名胜古迹。1678年左右，孔尚任写下《石门山集》。其中一篇《游石门山记》中，孔尚任写到：
稍上为全真观，有元碑可识，僧雏据之久矣。归杨归墨，我之责也。比邻即玉泉寺，永乐时有祖永禅师者，棲寂于此。明末鼎盛，邑先达郭鲁川、李兰皋俱有记，今亦瓦破榛荒，如吾家苜蓿宫矣。
又上为“先圣学易处”。
相传宗子圣佑，于丁祭之先，占神飨何所。
卜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
及期，见牧儿数辈，采松花柏子，拜献于此。
始信其言。
孔尚任此说之所以不厌其烦、委婉曲幽，以传说论事：“稍上为全真观，……比邻即玉泉寺，……又上为‘先圣学易处’”，以今天的视域来看，是因为论证材料不足的缘故：
其一，《论语》注疏之“孔子系《易》”说，素有争议；其二，方志、家乘相关“文献不足征”，旁证无力；其三，宋明以降，肇始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之地学文化兴趣式微；尤其明代以来王阳明、吕柟、邵以仁的“道迹之论”对于曲阜影响至深，破除以往陈见、实属不易。
至于缘故之一，历来先达论述颇多，毋庸赘言。在《论语》中，有多条资料可以看出孔子与《周易》的密切关系：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关于这一句话，曾因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鲁读”问题引起过很多争议。故此，单以此语立论“孔子系《易》”说较为孤单。先达多以《论语》中言为旁证。第三条看上去是孔子的感言，说如果自己能从五十岁开始学易，就可以免于大的过失了；以理推之，当是其五十岁以后出此言。李学勤先生通过对于“易”与“亦”字互相通假的时间分析，断定《述而》中这句话当作“易”而非“亦”，其说可从。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 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系《易经》恒卦之九三爻辞，句中虽未直称“易曰”，但随后的“不占而已”证明这是引用《易经》的话无疑，表明对于恒卦的爻辞相当熟悉。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君子思不出其位”见于《大象》。至于到底是曾子引述《易传》还是《易传》后来引述了曾子，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虽尚难断定，但足以表明孔门与《易传》的密切关系。(李学勤：《孔子与(周易〉辨》，廖名春主编：《周易二十讲》)
至于缘故之二，宋、金时期的家乘文献语焉不详、颇难坐实，宋孔传《东家杂记》和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概莫能外。
宋孔传撰《东家杂记》之“庙外古迹”条记载：
庙北五里曰“先圣学堂”。
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卫反鲁，于此删《诗》、序《书》、定《礼》《乐》、系《周易》。
至周敬王二（？三）十八年，鲁人西狩获麟，而作《春秋》。
……作《春秋》、……作《孝经》，二经既成，孔子于此堂下斋戒，面北斗而拜，告备于天。
今学已废，遗址存焉。（孔传撰：《东家杂记》）
此“先圣学堂”即为今“洙泗书院”。
同一地点，两年之后又作《春秋》于此“先圣学堂”。《六经》加《孝经》，《七经》皆于此完成。金·孔元措编撰《孔氏祖庭广记》之“庙外古迹”条记载：
“先圣学堂”在庙北五里。
周敬王三十六年，先圣自卫反鲁，于此删《诗》、序《书》、定《礼》《乐》、系《周易》。
至三十九年，鲁人西狩获麟，而《春秋》绝笔。（孔元措编撰：《孔氏祖庭广记》）
同一地点，时间延长一年之后，“作《春秋》”改为“《春秋》绝笔”。地点同为此“先圣学堂”。
至于缘故之三，孔尚任未能看到今天的出土文献和其他新出材料，可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司马迁提出孔子“晚而喜易”说，并肯定了孔子与“十翼”的密切关系：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提出孔子“晚而喜易”后，孔子作《易•传》之说流行了近千年，“先儒更无异论”（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然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出，传统的说法开始受到质疑并且地动山摇。在近代疑古思潮中，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更是受到了严格的审视和检讨，在许多学者那里，《易传》的撰作年代甚至被推迟到汉代以后，一些学者进而得出了孔子与《易传》无关的结论。但是，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系列重要简帛文献的相继问世，特别是帛书易和郭店楚简的出土，提供了孔子与周易关系的一些重要资料，值得我们对此问题再做探讨（赵法生：《孔子“晚而喜易”与其晚年思想的变化》，《哲学研究》，2012年第2期）。
除上述传世文献记载外，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易》，为孔子“晚年喜易”及其与《周易》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随葬木牍表明，基葬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其中有一篇记录孔子论易的资料帛书《要》， 有学者根据其书写形制和文字特点断定其为抄本，也就是说，这之前应有篆书竹简本；又根据秦朝挟书令的实施时间(前213—前191年)，断定帛书《要》篇内容的形成当在战国时期（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
帛书《要》篇有一段孔子与子贡关于《易经》的对话: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則在橐。
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日:‘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样而至者，弗祥面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赐，汝何]尤于此乎!”
[子赣曰]:“如是，則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日:‘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感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
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冈，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了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参见同上)
这是一段罕见的孔子与其弟子关于《易经》的对话文献，不但呈现了孔子晚年好易的情形和心态，更通过和子贡之间的答问，具体解释了自己“晚而好易”的思想动机。子贡似乎难以置信一向倡导居仁由义的夫子突然间变成了沉迷卜筮的算命先生，于是，进一步追问道：“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表明，在孔子看来，卜筮止于象数而不明德义，而自己则是由象数而达于德义。就象数而言，孔子“后”于卜筮；就德义而言，卜筮“后”于孔子。这其中的两个“后”字，体现了孔子易学与卜筮易学的差异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明数而达乎德”一句，表明德义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通过明数而达到的；《易经》象数成了孔子开启《易传》大道的津梁，这也就是“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的深层涵义。所谓“同途”，是指就《易经》的象数而言；所谓“殊归”，是指功利与德义之分。孔子所喜好的是作为象数载体的卦爻辞，这与史祝没有分别，但是他却在德义与功利.上与前者分道扬镳了。孔子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其中的“寡”与“希”字同样值得玩味，它表明孔子并没有完全否定卜筮，就像儒家重人事却从未否定祭祀一样。史祝是“赞而不达于数”，“数而不达于德”，孔子则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表明他是超越筮数而非简单否定象数。(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
孔尚任1678年左右撰写的《游石门山记》记载：“稍上为全真观，有元碑可识，僧雏据之久矣。归杨归墨，我之责也。比邻即玉泉寺，永乐时有祖永禅师者，棲寂于此。明末鼎盛，邑先达郭鲁川、李兰皋俱有记，今亦瓦破榛荒，如吾家苜蓿宫矣。”在孔尚任的心目中，道教、佛教在石门山上的庙观只是一段时期所为，且为其总教的分支末流。石门山全真观为元代峄山道观的支派，石门山玉泉寺明末虽然鼎盛一时，到清代初年也瓦破榛荒了。
石门山之与儒学的关系，在孔尚任那里，已经无须繁琐细腻的考证。孔尚任直接写到：石门山全真观和玉泉寺之上，为“先圣学易处”，即为孔子当年创学真迹所在，“本人卧榻岂容他人酣睡”，故而生发“归杨归墨，我之责也”的感叹。那么，“先圣学易处”之文献阙如，如何让人信服呢？孔尚任推出了一段关于石门山此处“灵异”的传说：“相传宗子圣佑，于丁祭之先，占神飨何所。卜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及期，见牧儿数辈，采松花柏子，拜献于此。始信其言。”在这段传说故事中，孔尚任拿出三条依据：其一，“宗子圣佑”，这是血缘传统和历史脉络；其二，“神飨何所”，这是冥冥之中、天命所系；其三，“松花柏子”，这是应验卜筮者言“享松香，童子之祭”，而且确实有“牧儿数辈，拜献于此”，则是民心所向、童心天开的实证。
二、“石门山上书院”与“石门山下书院”
“石门书院”在其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了“石门山上书院”和“石门山下书院”。“石门山上书院”始建于1678年左右，“石门山下书院”始建于1744年左右，“山上书院”和“山下书院”尽管时间相隔康熙、乾隆两朝近66年，但是，两者皆系名于“石门”。
“石门山上书院”创建的缘由，首先，得益于孔尚任立志恢复儒学圣迹的决心。孔尚任1678年左右撰写的《游石门山记》记载：“今谋建一书院，向二老肩上争坐位，盖鲁封内山川，不可无此一席也。”其次，得益于石门山该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积淀。“书院基甚平旷，前瞰颔珠台，后负翠屏峰，珠围翠绕，须待我辈消受也。……”此处不仅为孔子系《易》处，而且为子路晨门对话处，李白、杜甫话别处。再次，得益于石门山该处此前已经有不知年代的“读书屋”遗存，具备书院生存的具备条件：“昔人读书屋已破，余继为精舍，……”又次，孔尚任将书院的雏形（“孤云草堂”）创建成功。“揲卦得幽人贞吉，遂取少陵幽人诗，而以孤云题草堂，堂中木榻布帘，茗碗炉香，福分自觉不浅……”后来，孔尚任还在“孤云草堂”附近发掘出多年前的一汪山泉。
“石门山下书院”创建的缘由，得益于董家庄位于石门山之阳，为石门山附近人口稠密的中心村落集镇，且为东西南北交通要道。据《孔府档案》：“乾隆九年（1744年），禁止三教堂，董家庄三教堂改为‘石门书院’。”
“石门书院”出现“石门山上书院”与“石门山下书院”分野的原因有二：其一，孔尚任个人偏好与“志乘”记载的矛盾调和。其二，市场经济的兴起与衍圣公府的导向。
其一，孔尚任个人偏好与“志乘”记载的矛盾，可以从孔尚任撰的《游石门山记》与《阙里新志》看出端倪：
孔尚任1678年左右撰写的《游石门山记》记载：石门山“稍上为全真观，……比邻即玉泉寺，……又上为‘先圣学易处’”。
今谋建一书院，向二老肩上争坐位，盖鲁封内山川，不可无此一席也。
书院基甚平旷，前瞰颔珠台，后负翠屏峰，珠围翠绕，须待我辈消受也。……
昔人读书屋已破，余继为精舍，……
揲卦得幽人贞吉，遂取少陵幽人诗，而以孤云题草堂，堂中木榻布帘，茗碗炉香，福分自觉不浅……（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评注》）
时隔六年之后，1684年秋，孔尚任修竣的《阙里新志》却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观（当为‘砚’）台井，在曲阜县东北高阜上。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系易于此。”（孔尚任：《新阙里志》）
虽然孔尚任倾心与石门山，但那只是个人偏爱，《阙里新志》必须沿袭旧《阙里志》的观点，其中不乏孔尚任的无奈：
洙泗书院圣庙，旧名先圣讲堂。在林之东二里许。泗水带其北，洙水经其南，皇览云，诸弟子房舍并井瓮犹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先圣自卫反鲁，于此删诗书，定礼乐，系周易。鲁记所载孔子讲堂即此。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季，清圣祖玄烨“幸鲁”。康熙帝对“门外古迹”的关注和孔尚任“先圣遗迹，湮没已多”的无奈和搪塞尤其暴露无遗。康熙帝“幸鲁盛典”为春秋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孔尚任的《出山异数记》记述道：“上乘舆入城，诣先师庙，至奎文阁前，降辇入斋幄少憩，即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三跪九叩，为旷代所无。”（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出诗礼堂后，“上面谕大学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不拘定例，额外议用”。又谕：“朕初至阙里，礼典既成，意欲遍览圣迹。着衍圣公、山东巡抚及讲书官引驾。”（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在《出山异数记》文本中，当时“随驾诸臣”眼中的“讲书秀才”（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与“上”之间就孔子“古迹”开展了“私下”对话：“上问‘门外尚有古迹否？’”“尔家古迹看完否？”“尚任奏曰：‘先圣遗迹，湮没已多，不足当皇上御览，但经圣恩一顾，从此祖庙增辉，书之史册，天下万世，想望皇上尊师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传。’”（孔尚任：《出山异数记》）
康熙癸亥春，孔尚任在衍圣公府修《家谱》及《新阙里志》，“至甲子秋皆竣”（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即孔尚任在其新《阙里志》的写作编撰时间为1683年春至1684年秋。尽管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运笔自如，但是保持旧《阙里志》与撰《阙里新志》与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象石门山的风景和桃花一般，是孔尚任难以释怀的心结。孔尚任在其新《阙里志》中论及的“春秋台”与“孔子作《春秋》处”等“孔子古迹”的恢复方案，包含：春秋台（在曲阜县南十里，夫子作《春秋》于其上）；息陬（息陬：陬邑，鲁之附庸。叔梁父尝为其邑大夫，先圣从之以居，昌平、尼山在邑东，是其别业也。及壮，筮仕于鲁，乃有阙里之宅，晚年退息于陬，作《息陬操》。今尚有息陬村）；观台井（孔子系易于此）；先圣学《易》处（地处石门山“全真观”与“玉泉寺”之上）等等。孔尚珥在“康熙五十四年《息陬乃鲁陬邑碑》”碑文中“息陬乃鲁陬邑启圣祖为大夫处、因我圣祖还辕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实作《春秋》于斯”的说法恐出于孔尚任以上论述。
三、“石门书院”之沿革定型
从隋代王通（文中子）“三教于是乎可一矣”，到唐太宗“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儒道释三教可一”，“三教归一”的思想逐渐渗透到民间信仰和民俗生活中，“三教堂”便在全国乡村普遍地建立起来了。所以，董家庄旧有“三教堂”一座。
隋代王通《文中子》记载：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
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佛、道三教竞争日趋激烈。隋统一中国，王通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他指出，三教归一，首先应该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尤其是儒家的德育思想，是教育的核心。他说：“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因此王通主张以儒家的六经为基本教材。其次，要吸取佛道中的有益成份，摒弃其不良成份。在王通看来，佛、道之中也有许多精华，应该批判地加以吸收。佛教中不合封建礼教习俗的部分，应加摒弃，但佛教中的思辩哲学，则是应该吸收。对于道教，王通反对它的求仙长生之说，但他又向往于道教所歌颂的“至德之世”与自足无为之治。王通认为，似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那样用强制手段来取缔佛、道二教的办法是不足取的，愈禁愈烈，反而“推波助澜”。因此，不如吸收其思想中有用成份来加强儒家思想的力量，三教归一，确立一个中心，则异端自息。王通“三教归一”的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得到精深完备的发挥。
乾隆九年六月，“禁革‘三教堂’”敕令颁布。据《清实录》“乾隆九年六月甲寅”条载：
礼部议奏：“河南学政右通政林枝春奏：‘豫省标立三教名目，立堂设像，至五百九十余处。使万世之师，屈居释道之下。举事不经，诬民实甚，竞施耗产，以蔑典常。请敕该抚严行禁止。’应如所请。并令查明通省书院义学，宜于安奉圣像处，渐次奉迎安设。僧道，酌令迁于别寺观居住。其佛老诸像，亦即听其移奉。并移知各省，一体禁止。”从之。（《清实录》第一一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三）
我们现在所称谓的“石门书院”，位于曲阜董家庄北村。1744年禁革“三教堂”，董家庄“三教堂”遂改名为“石门书院”。其实，位于董家庄北村“三教堂”旧址的“石门书院”，其正规名称，应当为“石门书院”的“山下书院”，方才名正言顺。之所以如是言说，是因为“石门书院”的创名在石门山上，其灵魂在于“孔子系《易》处”，而且，有孔尚任创立的“书院”原型之“具体而微者”——“孤云草堂”。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潘相修《曲阜县志》记载：“石门书院在董家庄，以近石门山故名。旧为三教堂，圣裔毁释老之像，独奉夫子，易今名。岁亦以市税为春秋享祀之用，以四氏学教授学録主其祭。”（潘相修：《曲阜县志》）
四、“石门书院”之管理纠纷
有清一代，曲阜董家庄北村的“石门书院”“以近石门山故名”，其秉承“独奉夫子”的原则，“岁亦以市税为春秋享祀之用，以四氏学教授学録主其祭。”这是冠冕堂皇的“说词”，书院的“灵魂”既然在石门山上，山下的这处“石门书院”主要职责便是收取“市税”以供祭祀。
所以，笔者意欲查找更多关于“石门书院”的文字材料，便要依赖于《孔府档案》中“市集”类的档案记载。其中，事关“石门书院”的档案计10宗，涉及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六日，前后近一个世纪（91年）的管理纠纷案件。10宗案卷分别为兖州府、曲阜县、袭封衍圣公府、四氏学以及原告、被告所草拟行文。
“石门书院”之管理纠纷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兖州府曲阜县移文袭封衍圣公府。曲阜董家庄村年逾七旬的孔继成“未察虚实”，控告时任四氏学教授孔继璋，“情尚可原”。经查明，孔继璋“预垫修祠归款，并非侵蚀肥己”。“至圣为万世师表，其祀典为圣朝所特崇。是以凡有湖荒地亩，俱准拨作祭田。今董家庄既有石门书院，至圣祠宇。籍该处旧有民便义集收取行用，以供祭祀。且历年已久，应请仍循其旧。至孔继璋所收集税，既经爵府查明，系伊预垫修祠归款，并非侵蚀肥己。其孔继成未察虚实，混控虽有不合，第是非无因。且年逾七旬，情尚可原。今既据孔尚功等查处具息，复由爵府移请销案前来，似可如其所请。准予息销。拟合具文详请宪台查核批示销案，等因到县。蒙此，拟合移会，为此合移。”（《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清代档案史料》第十四册《集市》）
第二阶段：
嘉庆十三年（1808年），孔继露禀为请准其充膺董家庄集头事。“孔继露禀为恳恩批行事。切有董家庄集行税一供石门书院春秋二祭，凡斗秤牙行例设集头经管，身情愿充膺一载，按季纳税，不敢失误。伏乞老爷恩准施行。”
嘉庆十四年（1809年）三月初九日，圣公府行文移兖州府为孔广为捏词翻控希饬曲阜县传案讯惩事（《孔府档案》[四九〇九]之十三）。
嘉庆十四（1809年）四月十七日，曲阜县移袭封“衍圣公”府为王肇兴等夺行串害私设法堂恳提究事（《孔府档案》[四九〇九]之二十四）。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初十日，圣公府移曲阜县为孔广为凭空捏控拖累无辜事（《孔府档案》[四九一〇]之一）。
嘉庆十四年（1809年）七月十二日，圣公府移兖州府正堂、曲阜县为庙员并未窃权滥刑虐族事（《孔府档案》[四九一〇]之八）。
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饬令该学此后四年所收税银抵偿孔广为垫项事（《孔府档案》[四九一〇]之十五）。
第三阶段：
嘉庆二十年（1815年）九月初五日，董家庄集头孔传彬禀为孔继露改名重充集头事（《孔府档案》[四九一〇]之二十七）。
嘉庆二十年（1815年）十月二十八日，董家庄孔传凖禀为强霸勒结气毙恳乞全命事（《孔府档案》[四九一〇]之三十八）。
第四阶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六日，四氏学教授杨辅庭申袭封衍圣公、为提究自立私斗漏报集税事（《孔府档案》[四九〇六]之二十九）。
五、余论：“石门书院”之转型
民国十八年（1929年），位处董家庄北村、作为“石门山下书院”的“石门书院”也改名为“明德小学”。（李经野等纂修：民国《曲阜县志》）1960年代这处“明德小学”也被毁，现踪迹全无。当代关于石门书院的著录记载无不透露出遗憾和无奈：
石门书院位于曲阜石门山董庄北村，原为“三教堂”，始建年代不详。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重建，因靠近石门山，故易名“石门书院”。后多次重修。原有大门3间，卷棚3间，大殿3间，神厨及礼器库等建筑。大殿内设神龛，塑孔子坐像，两旁有“四配”像。全院红色围墙,南北长37米，东西长22.5米，大门外左侧立“石门书院”石碑1通。上世纪60年代被毁，现踪迹全无。（孔德平，彭庆涛主编：《游读曲阜》）
石门山在明代以前曾是道教圣地，石门寺原为全真观，始建于金代泰和年间，当时为全真教派主持，故命名为“全真观”。全真教盛行于宋元时期，北方各地多设有道院，石门山的全真观即是峄山道教的下院。峄山是宗教盛行之地，道教的随山派、清净派、龙门派及佛教僧徒都曾在这里清心修炼，香雾缭绕，仙曲灌耳。峄山道院在鲁西南影响巨大，石门山全真观就是峄山道院的一个分支机构。明清时期，全真教势力衰落，石门山全真观由僧徒进行管理，逐渐演变为寺院，易名为“石门寺”。石门书院的前身为道、佛、儒三教堂，道和佛都曾在石门山建有道观、寺院，而传说孔子曾在石门山学《易》，至今仍有遗迹。所以，石门山也是儒家文化的圣地。清乾隆四十年( 1775年)佛和道被迁至庙东北，在三教堂的旧址上，建起了“石门书院”，大成殿内供奉孔子及四配像，成为专主祭祀的书院。石门书院不像洙泗书院，在开始的时候是以教学为主，后来才演变为祭祀的书院，而是在建立之初，就是一座祭祀书院。
石门书院原有大门三间，卷棚三间，大成殿三间，神厨及礼器库等建筑。大成殿内设有神龛，塑孔子坐像，两旁有四配像。全院围以红色墙垣，南北长37米，东西宽22.5米，大门外左侧立“石门书院”石碑。每年衍圣公府春秋派属官到书院祭祀。
如今，石门书院只是一座纸上的建筑，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其建筑已在20世纪60年代所谓“破四旧”中毁于一旦。（孙业旺，孟继新主编：《济宁书院与四氏学》）
“石门书院”在经历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孔子系《易》处”或“先圣学《易》处”的传说之后，终于在1678年左右，由孔尚任在石门山上“谋建一书院，向二老肩上争坐位，盖鲁封内山川，不可无此一席也。”“昔人读书屋已破，余继为精舍。”“揲卦得幽人贞吉，遂取少陵幽人诗，而以孤云题草堂。”这处“孤云草堂”实质上便成为概念化的“石门山上书院”。孔尚任赋予“石门山上书院”以灵气，且在此读书、交友、著述，复活了石门山作为“鲁之后土”和“孔子圣迹”的价值和意义。在此之后66年，即1744年，禁革“三教堂”，董家庄“三教堂”遂改名为“石门书院”。“石门书院”便在其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了“石门山上书院”和“石门山下书院”。
从1678年孔尚任在石门山上“谋建一书院”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作为“石门山下书院”的“石门书院”改名“明德小学”，大约经历了251年有确切记载的“石门书院史”。其中，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六日，前后近一个世纪（91年）的历史，因为有《孔府档案》的案卷存世，我们得以熟悉了解清代石门书院管理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清末，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于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占据曲阜考院旧址，创办四氏师范学堂，自任“总理”。孔府把持这所学校前后达15年。1925年，孔令贻的妻子陶文潽，把原四氏学改为阙里孔氏私立明德学校，以当时只有5岁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兼校长，从事所谓尊崇孔教，挽救世风的活动。孔府是如此地热衷于控制这所学校，以至为此而造成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在所不计。……另外，孔府在曲阜泗水等地，还有若干所书院，都设有“学录”和“山长”，他们于附会圣迹、主持祭孔活动之余，也办点教育事业。如曲阜的石门书院、春秋书院，就利用当地集税收入，于1925年间兴办了明德中学第二、第三附属小学。（齐武著：《孔氏地主庄园》）
时至今日，无论是石门山的“上院”还是董家庄的“下院”，石门书院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重温从孔尚任到孔令贻对于石门书院转型的期望、寄托，也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书院体制的特色和弊端。书院是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在文化的发展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由于中华文化自信与自觉的苏醒，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书院的价值、意义与并未消竭的生命力。在当今新的形势下，书院精神要与时俱进，返本开新；传承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老书院的新功能包括讲学论道、游览怀古、藏书习礼等等诸方面，还有许多潜在的文化、教育、研学等方面的功能等待深入挖掘。（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齐金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