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新礼乐》第一辑。《新礼乐》创刊于2018年，由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主办，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协办，每年出版一辑，第二辑现向学界征稿。
李学勤（1933.3.28—2019.2.24），2013年度孔子文化奖获得者、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清华大学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从《金文》看周礼
《周礼》可说是经历最坎坷的典籍。它虽有幸被列入“十三经”，但从秦以来，备受抨击，累世不绝。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特设《序周礼废兴》一篇，叙述此书的遭遇。据所引东汉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汉初除挟书律，至景帝时，河间献王广征书籍，所得到的古文先秦旧书中有《周札》，系李氏所上。不过这个本子已经缺少了《冬官》部分，献王悬赏千金，不能再得，只好用《考工记》来代替。武帝时，《周礼》被进献朝廷，藏入秘府，当时的学者都没有机会看到。直至西汉晚年，刘歆继承父业，校理秘书，才得到著录。这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连刘歆自己也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等到他晚年觉察《周礼》的重要，世间战乩已起，弟子丧亡，不能广泛流布，只有杜子春一人能传其学。东汉时期，虽有郑兴、郑众父子和卫宏、贾逵、马融等力《周礼》作注，但此书被何休、临硕等讥为“六国阴谋之书”或“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这一类的批评，直到近世仍有着很大的影响。
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汉代以及后世很长时期关于《周礼》的争论，都是与学者对典籍的主观要求密不可分的。在古代经学家的心目中，《周礼》应该是周公制礼的大典。因此，刘歆肯定《周礼》，便“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俱在斯”。而那些否定《周礼》的人，理由即在于书中种种他们觉得不合圣道的因素。二者都想在《周礼》中找到政治的永恒真理，以致完全不能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部古书。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道清末的礼学大家孙诒让。孙氏在他的名著《周礼正义》序中，仍以《周礼》为“周公之大经良法”，认为“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他又撰有《周礼政要》，借以发挥其本人的政见。这本是经学家一贯的传统，我们不必苛责于孙氏。
与孙诒让相反，把《周礼》彻底贬为刘歆伪作的，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认为刘歆伪造此书，是要给王莽的新朝制作一套理论。康氏之说在近代思想史上有其进步作用，然其以政治需要去看《周礼》，并没有离开经学家的故辙。
《伪经考》这方面的论证，经过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订，已显然不能成立了。《周礼》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其可信程度如何，却仍旧没有定论。
实际上，在前人之说中比较有历史观点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指出：“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这可以说是最合于情理的看法。
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对文献中足与《周礼》印证的材料做了尽可能的搜辑，他认为《周礼》的真伪问题由此已得到解决。不过能通读这部80卷大书的人很少，仅以文献证明文献，也不能祛除所有的怀疑。首先力主以西周青铜器铭文（即金文）来检证《周礼》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在1932年有《周官质疑》一文，收入《金文丛考》，文中提出以金文所见的西周官制同《周礼》进行系统比对，从而推定“其真伪纯驳与其时代之早晚”。随后中外不少学者做过类似的工作。
近年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张亚初、刘雨两先生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5月）。此书根据有关青铜器近500件，从其铭文整理出官制材料近900条，并注意其分期。他们以此与《周礼》一一对比，最后认为：“完全肯定和基本否定《周礼》，是两个极端，都是不妥当的。《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周礼》与金文的对照研究，确实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开拓的领域，下面试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一处青铜窖藏出土了37件器物，其中有四件属于裘卫（或只称卫），计一簋、一盉、二鼎。我曾说明，裘卫的“裘”“是一种官名，即《周礼》的司裘。《周礼》记载，司裘的职务是‘掌为大裘，以共（供）王祀天之服。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凡邦之皮事掌之。’……所以裘卫是西周王朝一名掌管皮裘生产的小官。”（《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其所以做这一判断，是由于裘卫各器铭文中涉及皮裘生产的事情。
请看卫盉，其铭文记载周王在丰邑建旗，这是大阅一类的盛典，照例来会的群臣诸侯要向王觐见，因此矩伯庶人自裘卫处取得一份觐璋，值贝币80朋。觐璋是朝王时用的礼玉，须与虎豹皮制的皮币相配合。矩伯又从裘卫处拿了两张赤色虎皮、牝鹿皮饰和有纹饰的蔽膝，值贝币20朋。
再看九年卫鼎，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庙受俘，矩伯命妻子矩姜从裘卫处取得一套车马用的皮革制品，包括围䄙、覆盖、皮饰、鞭子、马辔，还有络头上的铜饰件等。作为报酬，矩伯把颜林及林中所产的狐狸一类毛皮动物给了裘卫，裘卫用种种皮制品对参加颜林定界的人员进行了馈赠。
要知道司裘这一官名仅见于《周礼》，其他任何古书都是没有的，所以司裘职掌的证实，无疑表明了《周礼》的真实可据。
当然，我们不能希望西周金文所见职官可以和《周礼》完全一致，而简单地按图索骥。例如有些官名，职掌和《周礼》有所不同，但如按照《周礼》所述职官之间的关系，却也不难理解。
《周礼》有膳夫一职，云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等等，“掌王制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金文的膳夫有的与此相合，如膳夫鼎云“官司饮献人”，“饮献人”相当《周礼》的酒人，正好在膳夫属下。还有的膳夫非常显赫，如膳夫克“敷奠王命”，系朝中重臣，实际是《周礼》的小宰或宰夫，只因同膳夫有上下隶属的关系，官名有时易用。这一点，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已有所论证了。
有时金文所见官名或身份名称须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小臣”，日本白川静先生曾撰《小臣考》一文，集录例证相当详尽。仔细推求，商周卜辞、铭文中的“小臣”用法很不一样。许多例子“小臣”是一种谦称，如卜辞的小臣墙、小臣妥，金文的小臣缶、小臣静。这种用法也可省称“臣”，如金文的臣卿、臣辰。后一种形式在文献中是常见的。如果把这些谦称的都当作官名，“小臣”这个职官的权限就无法归纳了。
《周礼》的小臣“掌王制小命，诏相王制小法仪，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则前驱。大祭祀、朝觐，沃王盥。小祭祀、宾客飨食、宾射掌事，如大仆之法。掌士大夫之吊劳。凡大事，佐大仆。”这样作为官名的小臣，在金文中也有，如莱阳前河前出土的纪侯壶铭云：“己（纪）侯作铸壶，使小臣以汲，永宝用。”和小臣在大祭、觐礼时“沃王盥”适相呼应。
法国汉学家毕瓯（E.Biot）翻译《周礼》，自以为业绩不在发掘巴比伦、亚述之下，这是在1890年克尼翁（F.G.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院新入藏的纸草中鉴定出《雅典政制》之前。《雅典政制》的确认和研究，大有裨益于古希腊历史的探讨。通过与金文比较，重新认识《周礼》的价值，一定会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上起类似的重要作用。（原载：《寻根》1996年第2期 作者：李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