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丛子》附于《孔丛子》书后，共两篇，作为《孔丛子》第七卷。由于《孔丛子》被判为伪书，《连丛子》也未能幸免。其实《连丛子》与《孔丛子》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孔丛子》主要记汉以前孔氏先祖的事迹，时代久远，错谬较多，而《连丛子》所记都是西汉及以后的人事，时代较晚，也相对比较独立。本文拟就《连丛子》中关于孔氏世系的问题进行考证。
《连丛子》中关于孔氏后裔世系的记载颇有凌乱，兹引之如下：
臧子琳，位至诸吏，亦传学问。琳子黄，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士废绝，分所食邑三百户，封黄弟茂为关内侯。茂子子国，生子卬……子卬生仲驩……仲驩生子立，善《诗》《书》，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子立生子元，以郎校书。时歆大用事……子元生子建，与崔义幼相善、长相亲也。
此段文字有三大问题，其一，前文明白交代孔安国为孔臧从弟，此处又记载为其曾孙相矛盾；其二，孔茂与孔光不可能同时。其三，从孔茂到孔子建，孔氏有七代与刘歆同时。对此，有必要进行详细考辨。
首先，关于孔安国与孔臧关系问题。
有学者以前言从弟，此为曾孙之矛盾，而认定此书不足信，如梁玉绳说：“《孔丛子·叙世篇》尤为伪谬，《七修类稿》二十四、王世贞《读书后》皆辨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2页）刘巍对照了《史记》中关于“安国生卬，卬生驩”的记载，也认为《连丛子》的记载有问题：“……世次颇为不伦，《史记》所述与《孔丛子》的记载绝不能弥合……侍中子国与茂子子国绝不能为一人……《孔丛子》这类书颇有夸张失实的记载，上段自孔臧至孔子立以下的记载就不无可议之处……今本《史记》……这一段话绝非史公之亲笔，而是如泷川氏所言乃后人补记。”但他也指出“不至于同一书中文字紧挨着的两处记载会有太过明显的错乱，”所以他认为此处无误，只是此孔茂之子的子国，非孔臧从弟的子国。（刘巍:《<孔子家语•后序>之可靠性与孔安国“撰集”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载）笔者也曾作如此怀疑，但是家族三代之内有如此同名之人，似乎不会如此巧合，而且前文明明多处提到子国，不能不让人怀疑此处的子国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子国。李新民以“四赋二书”与《叙世》作者非同一人，来解释以上矛盾（李新民:《东汉孔氏家学与<孔丛子>伪书公案》，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50页），也难以让人信服。
黄怀信先生通过对照《史记》、《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孔氏世系，断定《叙世》误将子国接于孔茂之下，从而使从弟变成曾孙，中子之后变成小子之后，而事实上，小子之后只叙述到黄、茂一代。（黄怀信:《〈孔丛子〉与孔子世系》，载《古文献与古史考论》，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24页）这种看法很有见地。笔者循此思路，进一步认为，“茂子”二字实为衍文，《叙世》行文至“封黄弟茂为关内侯”，关于孔臧的后世已经讲完，“子国”以下应另起一句，开始讲孔安国的后世即“子国生子卬”等等。传抄者看到前文有“臧子琳”，“琳子黄”等句，以为下面一直都这样接着讲，于是在子国前面加“茂子”二字，他没想到孔臧后世至茂已结束了。“茂子”二字为衍文，无论是从行文还是史实方面，都有充足证据。
从行文看，《连丛子》前文主要提到孔臧及孔安国二人，根据正常行文，《叙世》自然应分别交代二人后世情况，故子国必然要另起一句。另外，“茂子子国，生子仰”这一句颇有不伦，其中子国好像只是一个过渡，没有任何介绍，即使作为过渡，参照“臧子琳，琳子黄”的句式，此句也应该作“茂子子国，子国生子仰”。细读《叙世》原文，叙孔臧后世都直呼其名，如臧、黄、琳、茂等，且用“某子某”句式，而到安国后世，则叙述方式陡变，首先是为表尊敬只称字不称名，如子国、子卬、子建等，其次改用“某某生某某”句式，由此也可以发现“茂子子国”实在不伦不类。可见编纂《连丛子》的人应为孔安国一系后人，故对孔臧后世掌握资料不多，只简单叙述到孙辈孔茂便告一段落。
从史实看，“子卬”以下，都是孔安国一系后世，而非孔臧一系。《连从子》下文云：“孔氏自三父之后能传祖之业者，常在于叔祖。今观《连丛》所记，信如所闻。然则伯季之后，弗克负荷矣。”所谓三父，指汉初孔鲋、子襄、子文三兄弟。其言“能传祖之业者，常在于叔祖，今观《连丛》所记，信如所闻”，可见《连丛子》所记载的都是叔祖子襄一系传承家学之事，而不是伯祖孔鲋、季祖子文后人的事。孔臧是季祖子文之后，孔安国才是叔祖子襄之后。孔安国通过整理孔壁古文并作训传，传承了先祖之业，其后从子国至长彦、季彦一系相承，家学不断，另外《连丛子》还载有孔奇《左氏传义诂》，而孔奇是孔霸之后，孔霸的身世根据《汉书·孔光传》记载，为“襄（即子襄，笔者注）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则也是叔祖子襄之后，故《连丛子》所载正与“常在于叔祖”相合。《连丛子》中又记载季彦云：“先圣遗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识其奇矣。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所谓临淮，指孔安国，因他做过临淮太守故名。其所谓“吾家”，明显指出孔安国创立的家学，得到其家族世世传承。《后汉书·孔僖传》云：“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可见，孔僖是孔安国之后，而孔僖就是《连丛子》中的子和，子和既为孔安国之后，则其前后数世便无疑问。所以《史记》所载“安国生卬，仰生驩”是可靠的，可与《连丛子》相印证。
其次，孔茂与孔光同时的问题。
关于封孔茂的“大司徒光”，一般学者多认为是孔光。考《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寿二年“五月甲子，丞相光为大司徒，九月辛酉为太傅。右将军马宫为大司徒”，元寿二年为公元前1年，而孔臧生于前180年左右，到公元前1年，已170年，其孙辈孔茂不可能还在世。不过，更可疑的是，据前引《百官公卿表》孔光为司徒仅4个月，而《汉书·孔光传》载孔光“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为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可见他一生地位非常显赫，而大司徒在其从政经历中是极为短暂的职务，且丞相等职务要比大司徒显赫，后人回忆孔光时，不应以大司徒，而应以丞相这种最高、最显赫的职务称呼更为合理，故此处的“大司徒光”记述或有误。
笔者怀疑，“大司徒光”或为“大司马光”之误，“光”为霍光而非孔光。霍光于武帝时入宫，于昭帝与宣帝前期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正与孔黄、孔茂兄弟同时。但霍光何以会无缘无故封赏孔氏后人？孔安国《古文孝经序》载鲁三老孔子惠献《古文孝经》，武帝以一通赐霍光，“光甚好之，言为口实”，若此记载为实，则霍光曾得孔壁藏书复本，可能因此对儒家经学有一定兴趣，并与孔氏家族发生关系。而当时孔氏最显赫者为蓼侯孔臧，其后人因故被剥夺爵位，霍光感念旧情，便把自己的食邑分出一点以封孔臧的后人，也并非没有可能。
第三，七世与刘歆同时的问题。
黄怀信先生指出：“孔臧之孙孔茂既与孔光同时，则已是刘歆同时人，而下云茂四代孙子立与刘歆友善，已是不可能之事，再下又记子立之孙子建不仕于莽，祖孙七代均与王莽同时，显然是荒唐的。”（黄怀信:《〈孔丛子〉与孔子世系》，载《古文献与古史考论》，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24页）不过黄先生已指出子国以下并非孔茂后世，也就间接否认了七世同时的问题，但没有详细考辨子国以下六世并不同时，以至张固也仍然引用以作为《连丛子》不可信的依据。（张固也:《西汉孔子世系与孔壁古文之真伪》，《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其实，在笔者以上考证的基础上，七世与刘歆同时的问题已不存在。《连丛子》所载子国之后世系为：子国——子卬——仲驩——子立——子元——子建。其中，子卬、仲驩二世年代皆不可考知，至子立，则云：“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尝以清论讥贬史丹。史丹诸子并用事，为是不仕”，子立少时与刘歆相善，故二人年岁应该差不多，当前比较公认刘歆约生于前50年，则子立当也生于前50年左右，上距孔安国生年前155年约105年（陈以凤:《孔安国学术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0页），中间再插入子卬、仲驩二世，平均34年一世，在可能范围内。又子立之子子元，“以郎校书。时歆大用事，而子元校书七年，官不益。”刘歆大用事在王莽篡汉（公元8年）后，推算子元当时为30岁，则其生年为前22年，时其父子立约28岁。子元之子子建“与崔義幼相善、长相亲也”，《后汉书·孔僖传》云：“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笔者按，或为義字之誤）友善。”则或许子建是其父子元在京校书时随父在京，故得与崔義相善。据《连丛子》“光武中兴……谓子建曰”，则子建又生活到光武元年（公元25年）之后。通过以上考证可知，从安国至子建六世，时间跨度近200年，根本不存在全都与刘歆同时的问题。
如果说《孔丛子》由于涉及到孔子、子思等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因年代久远可能存在真伪问题，而《连丛子》所载已是汉以后孔氏家族的事迹，应比《孔丛子》内容更为可靠。当然，《连丛子》的编订者可能不是史学家或学问家，导致其内容浅近，且有些凌乱，尤其是《叙世》以下，各代的言论、佚事与专著混杂，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又加上历代传抄而导致一些问题。（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曹景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