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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唯一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编制117人;地面建筑物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占地150亩,建筑面积46000平方米;内设学术研究部、信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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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学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
发布日期: 2018-11-26 浏览次数:51 来源:孔子研究院 作者:孔子研究院
本文为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演讲全文,现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要十分珍视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创造,绝不可以忽视这一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不够、信心不足,原因十分复杂,只有全面了解历史文化的情况,认真分析和研究,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才能讲清楚“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把真实而深刻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首先,对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价偏低。世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潮期。人们常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轴心时代”理论来讲述中华文明,但这一理论没有关注中国文化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事实上,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看不清中国文明的绵延之路,就容易妄自菲薄,很难理解传统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第二,对经学典籍价值的认识有待提高。中华国学包罗宏富,正如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那样,国学也有三教九流、经史子集等很多内容。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是对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这是中国独有的学问。儒家经典以六经(或“五经”)为核心,及于孔子及其后学遗说,包含着深沉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整理的“六经”被视为先王“政典”,儒家经典彰表“道德”与“价值”。国学研究应以经学为中心,国学就像一颗生命之树,只有区分主次,知其本末,才能培育浇灌,生生不息。我国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之分类以“经”为先,经部之后史部以“正史”居首,不都是出于“明教化”“佐治道”的社会价值考量吗?弘扬儒学而弃经不读,无异于舍本逐末。
       目前,在对儒家经典等文献的认识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怀疑古书相关记载,人为后置了不少典籍的成书年代;不明古书传流的一般规律,不能动态观察古书的形成过程,造成对古书的很多误解;不能整体把握学术源流,颠倒了一些同类文献的先后顺序,甚至误判了学派属性;不能理解各学术派别之间的纵横关系,简单化地进行学派判断……严重影响了对这些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第三,对博大精深的儒学认识需要全面深入。孔子儒学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造,他们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胸怀天下而关注苍生,思维恢宏却包蕴精微。孔子超越了他的国度与时代,只有他的儒学思想体系有全面、综合的理解,才能把握“大体”,在“道术”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与“中国气质”。如“大学之道”强调人的全面成长,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大人”“君子”。孙中山先生说,这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本来这“属于道德之范围”,但“自民族精神失去了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那是习而不察,莫名其妙的”。只有清楚孔子儒学的宏大气象,才能懂得她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睦与和平的巨大意义。
       第四,消除疑古思潮的不利影响。唐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佛学影响的扩大,人们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学法统,由此产生了对儒学经传的怀疑。自宋代开始的疑古思潮到近代“古史辨派”时期登峰造极,所谓“辨伪学”出现了极大偏失。学术上的“疑古过勇”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除了让人感到古籍几乎“无书不伪”“无书可读”,更使得虚无主义盛行,造成了上古文化的一片空白。
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地下早期文献的不断问世,一次次“轰然打破”了既有的“成见”,也揭示了疑古思潮的极大偏颇,学者们一次次地呼吁必须“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不过,消除这种影响还需要不断努力。
       第五,科学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浮沉密切联结着国力的变化,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在反思落后原因的时候,不少人迁怒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强化或放大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而今,时代不同了,中国屈辱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为弘扬光大传统文化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我们必须也应该了解儒学的历史,科学理性地把握传统文化。
       实际上,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学一直在变化发展。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阶段,孔子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在秦汉以至清朝的“帝制时代”,虽然很多儒家学者也致力于发扬儒学精神,但儒学在走向大众与社会实际结合的过程中,适应专制政治与皇权至上的需要,逐渐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一些特征。近代以来,人们反思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但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加清楚。
       今天,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社会变革的今天,必须看清坚定文化自信的制约因素或重点环节,找准着力处,看清发力点,只有通古今之变,才能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进行时代文化构建和理论创造,使文化自信成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