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之所以关注、思考和讨论儒家文化的复兴问题，在我看来，那是因为历史上的儒家、儒学与儒教，始终与中国文化之深层义理、中华民族之慧根命脉一线贯通而紧密相连。因此，今日谈儒家、儒学、儒教的复兴亦必落实而形成为一种参与塑造中国式的价值取向、义理信念与民族生活的方式或样法的文化因素或力量，才有其真实的当下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所谓的“儒家文化”，乃是含括着“儒家”、“儒学”、“儒教”等名词概念而言的。如果说所谓的“儒家”主要是指致力于以孔子与四书五经为宗本的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的学者群体，“儒学”是指自孔子以来的历代儒家学者在传承与创新中所发展出的学术思想谱系，“儒教”是指历代中国人以儒为教、化民成俗的生活信念及其实践形式，那么，所谓“儒家文化”则主要是指将儒家、儒学、儒教的学术思想或生命的学问与信念（亦可统称之为“儒家之道”）贯彻落实到现实生活实践中去，人们依此生活而形成的一种惯常性、普遍性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义理信念与生活方式。不过，虽然我们有必要厘清“儒家”、“儒学”、“儒教”和“儒家文化”这几个概念的基本含义与实质内涵以便将它们明晰地区别开，但我们绝无意于将它们割裂开来看待，它们实质上构成了一个意义密切相关的整体。概言之，儒家学者群体的形成是儒家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适应时代需要、历久（传承）而弥新（创新）的儒学是儒家文化复兴的学术根基，而儒教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推广与普遍践行则是儒家文化复兴的目标与归宿，三者相辅相成、相须相资，始可共同促成儒家文化的复兴，并构成其复兴的主要标志。
    而我们之所以强调“参与塑造”的问题，则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在我看来，当下我们更需要以一种适度理性和多元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儒家、儒学、儒教的复兴问题，即只把它看作是参与塑造中国式的价值取向、义理信念与民族生活的方式或样法的多元文化因素或力量中的一种，也许应是一种主导性的文化因素与力量。但在我们谈论儒家、儒学、儒教乃至儒家文化的复兴话题时，却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其他有益、有价值的文化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中国式的价值取向、义理信念与民族生活的方式或样法的可能性，当然也不简单地拒斥对儒家、儒学、儒教乃至儒家文化本身及其复兴问题的批评性反思。如是之不深闭固拒，始能丰富、扩充、光大儒家文化，明乎此，我们才能在与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展开良性对话的公共论域中更好地来阐述和谈论儒家文化的复兴问题。
    倡言儒家文化的复兴，必先明了孔子之学与儒家之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就此问题，我想强调两点意思：
    其一，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依我的理解，这是说孔子之学（或儒家之道）的性质不在于它是一种玄思冥想的成果，不是一般所谓纸上的学术或书斋里的学问，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以抽象思辨为根本特征的“哲学思想”，而在于它是源于生活而又归宿于生活的一种实践性的义理信念，是一种“人文教”性质的“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或“吃紧为人”的“人生大道”（钱穆先生的说法）！儒家文化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形成、延续乃至可大可久地得以广泛传播，正在于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与学派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同儒家有关“生命的学问”或“人生大道”的义理信念，并将其贯彻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而形成了一种民族性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
    其二，另如清人皮锡瑞尝言：“盖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皮锡瑞：《经学历史》）皮氏所言主要强调儒家经学之“守旧”和“义理衷一是”的一面，不过，综合地讲，儒家之学并不专主“守旧”，亦有其“求新”和应时而变的一面，即儒家之经义教旨虽不能凭空臆说，但儒家之学术思想却不能不应时而变、推陈而出新。儒家的义理正是在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其影响而深入于人心的，故今日之儒家文化的复兴亦必以儒家义理的传承与创新作为其本根与基础，而儒家义理的传承与创新又端赖乎儒家学者群体之努力。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位儒者呢？诚一言难尽之。譬如，做一个儒者，究竟是谨遵孔子之教言而“群而不党”呢，还是适应时代之变化而结社成党（宗教性的会社或政治性的党派），甚而“党同”以“伐异”呢？这显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能够简单明了地作出回答的问题。不过，除了组织性的问题之外，我认为，就个人的立场修为而言，做一个儒者究应具备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尽管也可能见仁见智，但却是较易明白说出的。即就当下而言，做一个儒者，首应具备孔子所谓君子、儒行的诸多道德操守与人格修养，次则应具备一种捍卫儒家之道、守望中国文明的坚定立场与担当意识，再则应能适应时代之需要而在多元文明的对话中致力于儒学的传承与创新，并谨慎而负责任地代儒家立言。质言之，做一个当代的儒者，应具备君子的道德品格、坚定的儒家立场、鲜明的中国情怀、多元的文化素养和广阔的人类视野。否则，只是一味地或者一厢情愿地凭着自负虚骄之气、无操守地为儒家代言，却只会成为儒家在当代的“积极却又有害的代理人”！
    根据上述两点看法，我想就儒家文化的当下复兴问题提几点粗浅的个人意见：
    第一，欲扭转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及其引发的内部批判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使其从儒门淡泊、花果飘零、魂不附体的状态能够得以神明归位而有体可依，乃至重新恢复为一种中国式的明体达用之学，首应先行复兴的便是儒家的义理信念与其独立精神。儒家的义理信念以孔孟、四书五经为宗本，以仁义、五常之道为核心，以修齐治平为旨归，而其独立精神则表现为崇尚人格独立和捍卫道义至上的意志与品格，关于前者无须我在此多作申言，而关于后者却有必要格外强调一下，故不妨将古来圣哲先贤所言引之如下：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荀子曰：“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又曰：“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荀子·性恶》）
    《礼记·儒行》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
    宋儒周敦颐曰：“天地间，至尊者道。”（《周子全书·师友上》）
    明儒王艮曰：“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王艮传》）
    明儒吕坤曰：“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屈直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卷一《谈道》）
    晚明大儒王夫之曰：“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文帝》）
    上述引言，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和强调儒家所应具有的独立自主精神。孔子言“匹夫不可夺志”，而儒家之君子更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孟荀所言“大丈夫”、“成人”之德操与所谓“上勇”，亦皆从独立人格的意义上强调儒家学者或其心目中理想的仁人君子应坚守道义而志尚仁义；《礼记·儒行》篇则假借孔子之口，而倡言儒之为儒当以独立自主、特立独行之德行与志节来立身处世，如此自爱自重才能让人“不敢以儒为戏”或“以儒相诟病”；宋明儒者更强调“道”的至尊性，或者是理尊于势，故儒者理应具备一种任斯道之重的担当精神，甚至有时更要能够“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上述引言无疑是儒家学者们都耳熟能详的，笔者仍然不惮烦琐而详引之，意在强调如此这般的一种独立精神才是儒学能够源远流长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亦是儒家文化能够长期延续存在的最深层的源头活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之“体”（根本），此“体”不能到儒家自身之外去寻找。儒家之学之所以在近现代竟成为了一种“游魂”，决不是因为它丧失了其必然对体制化的帝王之势的制度性依附，而是因为它丧失了其自身的义理自信与独立精神。兹事体大，故言儒家文化的复兴，必以恢复此义理自信与独立精神为先。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恢复儒家自身适度的义理自信及其卓然独立而不畏的独立精神，决不能让一种虚骄狂妄而无忌惮之意气与之相伴滋长，前者有利于儒学文化复兴之社会资本的培育与良性增长，后者则只会损害之。
    第二，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可能不只一种，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路径与策略的可能选择。不过，如果说我们真的坚信儒家的道义追求与义理信念乃是高于现实、超然于政治权势之外之上的一种独立的文化因素与精神力量的话，那么，我不认为当前急于采取一种建制化的形式（如立儒教为国教或建立宗教性的儒教组织）来推动儒教和儒家文化的复兴是一种最明智的方式，而毋宁维持目前儒学和儒家文化复兴的“运动特征”。“运动”之为“运动”，其特点与意义正在于它富有活力的多样性和孕育各种未来可能的推动性。反之，建制化的形式也许会增强其组织性的势力，但也易于使其在权势与利益的纠葛中很快走向义理信念的异化与组织形式的僵化。
    第三，在坚守儒家的义理自信与独立精神之“体”和致力于推动儒家文化复兴之运动的前提下，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实应走一条中道的、反思性的复兴之路。所谓“中道”，是指应避免两种极端的偏向，一个极端是认为凡属儒家或儒家文化的皆是好的对的，都理所当然要复兴，凡属非儒家或非儒家文化的皆在排斥摈弃之列，反之亦然；与上述独断论和不宽容相反，处于另一个极端的则是认为认不认同儒家的义理信念或主不主张儒家文化的复兴，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爱好”，而无关乎其他，即儒家的义理信念与儒家文化的复兴与当下的中国或当今的时代并无多少意义关涉而无关宏旨。要想避免上述两个极端或者在它们中间尝试思考、探索和开辟一条儒家文化的复兴通道，我认为必须合乎时宜而适中地阐明儒家义理信念的意义所在或者是儒家文化复兴的必要性，而且这一阐明的工作必须建立在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不加反思地简单认同或简单拒斥儒家文化及其义理信念既无益于儒家文化的复兴，也不利于消除儒家文化中的消极阴暗面。另外，我所谓“反思”，亦包括两个维度的问题，一是对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包括儒学、儒教在内）的反思，二是对当下儒家文化复兴运动本身的反思。前者着重于对历史形态的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与消极阴暗面的全面系统的考察与清理，后者则主要是指应对儒家文化的当下复兴运动保持一种高度自觉与警惕的意识。深刻的反思将带来合理而适度的良性复兴，反之，笼统而偏激地倡导全面复兴儒教与儒家文化，或者只是以一种简单的逻辑宣称“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宣称应对、化解中国人面临的各种生存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复兴儒学”或复兴儒教与儒家文化，这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只会激起意识形态的狂热而徒增无谓的意气之纷争。
    最后，依我之见，今日言儒家文化之复兴，必是指一种新生的现象或新生的事物，与所谓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问题毫不相干。就其作为一种新生的现象与事物来讲，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状况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与不足，譬如，学术传承有余，而思想创新不足；义理阐释有余，而生活实践不足。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有志推动儒家文化复兴运动的同仁努力加以克服与解决。（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6期 作者：林存光，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