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杨朝明先生在第二届泰山学者洙泗论坛“论语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由房伟根据录音整理，杨朝明进行了补充修改。）
诸位老师、诸位同道：
大家好！
本次会议的主办者安排我最后总结发言，正如以前八股文的写作最后需要来个“束股”一样，会议也需要有相对固定的“套路”。于是，今早我还专门进行了准备。我是这样写的：
黄钟应吕，阴伏阳升。在丁酉年的冬至日，第二届泰山学者洙泗论坛隆重开幕。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正本清源——论语学研究”，会议收到论文近90篇，参加学者110多位。学者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名家硕学，也有青年才俊。会议内容充实，有主题演讲，有分组研讨。我们还举行了冬至雅集，有乐有歌；开幕式上，集体向孔子像行礼，贯穿着礼乐精神。
经过与会100多位学者2天的共同努力，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会议的特点有三：首先，水平高，研讨范围广。这一点无需赘言。其次，一大批青年学者前来参会。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创见、学术创新，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解，实际上我们就是沿着前辈们的足迹一步步走过来。在这里，我很想强调青年学者参与讨论的重要性。好像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曲阜师范大学曾经主办过一个中青年学者的儒学会议，似乎是研究孔子儒学的当代价值。后来，我看到会议材料，我很惊讶，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人，现在都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力，许多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青年人代表着未来，青年学者的参与非常重要。第三，会议形成了很多共识，也听到了大家的呼声。比如说，大家希望“论语学”要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地开展起来；大家提出要组织更多的学术活动；要建立相关的学术研究平台。会议开幕时，孔子研究院刘续兵副院长曾向各位汇报到，孔子研究院要与曲阜师范大学成立曲阜的“论语学”研究平台，至于具体的名称，可以再探讨。也期待大家积极参与。
在此，我想以参加会议研讨者的学者的身份，再谈一点个人的感想。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成长在曲阜，十分幸运，也十分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有极好的“论语学”研究的传统。我是1981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当时叫曲阜师范学院）。就在我考入大学的一前年，我还是一名理科生，当时对于孔子、儒学自然没有什么感觉。当我拿到“曲阜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位本家的兄长对我说，你考到了“圣人的老家”了。有意思的是，那时我还对孔子、圣人“无感”，没有把“孔子”“圣人”和“曲阜”联系起来。大家可以想想，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专门从事孔子研究，与各位朋友一起来讨论“论语学”问题。我很感慨，回顾对孔子儒学的逐步理解与认识，回顾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路程，正是孔子儒学内在的东西把我慢慢吸引过来。
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特别是最近30年来，相信孔子儒学研究者都会十分感慨！我的师兄陈东老师在现场，我们一起读硕士时，我们的老师李毅夫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论语伪章辨析》，这篇文章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我们当时对老师佩服得不得了，我们老师竟然把《论语》里的“伪章”也能找出来。后来写论文时需要引用《古文尚书》，我当时就提醒自己，《论语》都有伪章，引用《古文尚书》更要注意。当时我读到赵光贤先生的一本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梁启超先生的一部著作同名。赵先生的书似乎是讲课的讲义，由他的弟子们整理而成。其中谈到史料的鉴别与运用，先生说现在有人研究学术竟然还在引用古文尚书，这不是笑话吗？正是在那样的氛围中，学者们眼中连《论语》都是靠不住的。后来，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孔子研究》创刊号有朱维铮先生的文章《论语结集脞说》，他的基本结论是《论语》是断断续续添加而成的，是在孔子去世后的240多年中陆续形成的。
这就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论语》到底是怎么编的？陈东师兄在日本时间很长，他特别留意了日本的《论语》研究。他掌握了许多资料，有几本关于日本学者的著作，包括木村英一的。当时看到木村英一，感觉他太了不起了，他竟能断定《论语》某一篇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写的、哪一章又是孔子三传或四传弟子写的。但是，后来我们并没有找到其论证的依据。实际上，疑古思潮盛行时期，国内也有学者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其影响所及，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论语》只有第四篇的前20章可靠。有关孔子的其他的材料，关于它们的可靠性，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时期，孔夫子真的成了“空夫子”。
当然，如果这些材料不可靠，“空”也就空了。但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回事，中国文明的智慧之树根扎得很牢。当初，在我的心里边，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但那时候读书不多，理解不了。但读着那些言语，似乎这些材料与后世“有意作伪”之间拉扯不上，距离很远。有一次，我们几位师兄弟聊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曲阜师范大学家属区的平房，在大师兄梁方健家里。我们聊天时间长了，我和梁方健走出来。师兄对我说，阜阳汉简很有价值，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它能证明《孔子家语》不是伪书。那句话，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翻过这本书，对《孔子家语》很好奇，很有兴趣。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庆幸有一个很好的氛围。据说，曲阜师范学院刚刚建校时，院长高赞非先生就在学校成立了“孔子研究会”，下设三个小组，其中就有《论语》研究小组（另外还有“孔子教育思想”、“孔子故里文物古迹”两个研究小组）。如果追寻历史，孔子故里或曲阜师大的《论语》研究，这时就开始起步了。后来的历史大家更为清楚，在“文革”之前、以后，也就是60年代中期以前及80年代以来，可以说曲阜师大的孔子儒学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头，从孔子研究室、孔子研究所、孔子文化学院、“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专门史重点学科，到后来的硕士点、博士点，再到现在的“山东省一流学科”，其学术的最大特色，就是孔子与早期儒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传统文化的很多，但曲阜师范大学因为设学在孔子故里，其侧重点在于早期儒学，毫无疑问就是要以《论语》研究为主体，不研究这些，孔子研究如何进行呢？
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儒学研究没有截断中流，而是直接从源头研究，这是这里儒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孔子故里的孔子儒学研究，讨论孔子思想的来源——上古三代文化尤其是周文化；讨论孔子思想的载体——早期儒家文献包括出土文献；讨论孔子思想的母体——鲁文化、齐鲁文化。这是必要的、必须的。假如我们从朱熹以后进行研究，或者只研究阳明学，不能顾忌后儒“宗师仲尼”的学术根本，后果就可想而知。在叙说儒学传统是，就难免“理论漂浮”、“逻辑缺钙”，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其实经不起推敲。还学者讨论是“接着讲”还是“照着讲”的问题？如果“照着讲”，那么你照着谁讲？如果“接着讲”，如果对于早期儒学的面貌不了解，那么你能不能接得上？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是某种程度存在的。有人推尊孟子，说“孟子实在太厉害了”。是的，孟子的“厉害”、孟子的了不起谁都知道。但如果说“孟子比孔子厉害”，这可能就是对孔子的了解。我们不会也不该比较圣贤的高低，在圣贤的纯粹面前，我们这样做是肤浅的。但这样的现象纯粹遇到。有一次，在奥地利，我遇到一位法国学者，他觉得“孔子这个人没什么”，在他眼里，孔子“比孟子差远了”。无独有偶，在一次国际学术活动中，有一位俄罗斯的学者大约也是这样认为。这也难怪，不是连大名鼎鼎的黑格尔也说孔子只有一些世俗的、老练的道德说教吗？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去问孟子，他与孔子到底谁厉害？不知孟子子会作何回答。我们研究孟子，不能不注意《孟子》七篇“述仲尼之意”的这个出发点，孟子研究以及对后儒的研究，都不能离开对孔子的深入研究。如果能深入了解孔子、结合孔子研究就会更加平和中正一些。
在曲阜师大，好多院系都有《论语》研究的专家，比如中文系的崔茂新、单承彬、高尚举、张诒三老师；在座的丁鼎先生也是中文系毕业。历史系更不用说，我们的前辈，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李毅夫老师，还有骆承烈老师、郭克煜老师、李启谦老师、许凌云老师、徐志祥老师等，他们都是我尊敬的恩师。还有黄怀信、陈东、郭沂、林存光、王钧林诸位，他们有的走出了学校，有的还在学校，但他们学术的成长期，尤其研究孔子、《论语》、儒学，其关键时期都在这里。学习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你不思考都不行。话说回来，“论语学”到底怎样研究？《孔子家语》是真的还是假的？出土文献发现后，我们必须认真去比较。
关于“论语学”的研究问题，我提交会议的论文只是我的初步想法。大家也注意到了，我在后面感谢了好几个人，有宋立林、崔海鹰、房伟、杨传召，我与他们在一起讨论多次。前几天，我的这篇论文还没有写成，只是很短的一些观点的条目，后来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样子。当然这只是比较粗浅的、基本的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当前的“论语学”应该好好思考怎样研究的问题。我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我在看《孔子家语》时就在思考：《孔子家语》与《论语》是一种什么关系？《论语》是什么呢？提到它的特点，大家会想到《汉书•艺文志》，刘向、刘歆的时代要比孔安国晚。孔安国在梳理两者的关系时，认为《论语》是从众多的孔子遗说中“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取”就是“选取”。那么，谁来选取？这一点很重要。在我看来，是子思选取的。子思是战国时期的大儒，或者说是“儒学宗师”。子思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面多众多的材料，他一定想用这些材料来表达孔子。那么，如何表达？是不是材料数量足够了，就简单的成为一卷，后续收入的成为另一卷？子思显然要更进一步，他在思考编纂的顺序。也就是说，《论语》编者面对孔子遗说，面对这么多材料，他一定会考虑如何选取？这就是说，《论语》的编辑一定有内在的逻辑。
实际上，我认为，许多有关《论语》的基本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包括“论语”一词，什么叫“论语”？这个“论”可能就是“论比其材”的“抡”，就是挑选、选择的意思；“语”就是“论”，《说文解字》就是如此解释。《论语》既然是“选出来的孔子论述”，放在《汉书•艺文志》里去理解就十分清楚了。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语》是一类，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论语类文献”。“论语类文献”这个说法，郭沂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论语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就应该包括全部的“论语类文献”。
在昨天会议的讨论中，大家提到《论语》是在何时立为“经”的？时间当然很重要，需要弄清楚。但在汉代以前，经就是指“六经”。《汉书•艺文志》称之为“六艺”。在“六艺略”中，在易、诗、书、礼、乐、春秋的后面，紧接着就是“论语”，“论语”是一类。在提交的论文中，我怕说不清楚，就把《艺文志》的这部分内容列出。包括《论语》在内的21种其实都属于“论语类”。就像我们现在研究“易学”，必须要研究易经和易传；研究“春秋学”，春秋经和“三传”都在研究之列；我们研究诗，《诗》是孔子编的“诗”，除此以外的逸诗，诗学和诗教都把它们包括在研究范围内。在孔子那里，“六艺”是教化手段，《史记》说的很清楚：“六艺于治一也。”“六艺”用它来治理国家，目标是一样的。《孔子家语》和《礼记》都有记载，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人要全面发展，六经必须学。那么六经是“经”，其意义摆着那里。孔子的教学其实就是要阐明六经中蕴含的意义。
如果了解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大戴礼记•保傅》篇说的很清楚，古代八岁入小学，“学小艺，履小节”；那么到了大学，十五岁，“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履大节”。“大艺”和“大节”无疑就在六艺之中。六艺就是六经，紧紧排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艺”之后的是“论语”，足见其重要性。
我们说的“论语学”当然要研究《论语》其书。但是，如同前天“冬至雅集”中上来很多“踢场子”的人一样，如果今天我要“踢场”的话，我说应该把横幅上“《论语》”的书名号去掉，应该改成“论语学”。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学”研究其实就是研究这一类文献。孔子“以六艺教人”，六艺就是六门学科，孔子对此进行了整理、编订，“六艺”与“六经”的关系就很清楚了。孔子教书的目的（包括顺序，即方法）很明显。现在我们讲弘扬传统文化，从哪里着手呢？现在很多表面化、形式化、功利化的现象，那么，我们能不能从孔子这里得到启发？
孔子、儒学、论语，所关注的都是“成德”的“大艺”，都是为了培养社会的精英，由此决定的“论语学”特性。我们不能眼光局限、视野狭隘，此即《论语》中所谓“贤者识其大”。《孔子家语》中讲：“孔子之施教，先之以诗书，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文德”是教育目标，“礼乐”是很好的配合。“孝道”则是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培养爱和敬，就要从孝悌开始。所以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西方（基督教）中最重视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博爱精神，一个是神圣观念，“博爱”就是爱，“神圣”就是敬；在中国，儒家精神有两个最重要，一个是仁爱精神，一个是敬畏观念。刚才谈到敬，要有一种敬畏之心；仁爱精神，就是“立爱自亲始”，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爱，人只有“亲亲”，才能“不独不独亲其亲”，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泛爱众”，才能“仁厚及于鸟兽昆虫”。“仁后及于鸟兽昆虫”是《孔子家语》中孔子的话。这个世界由亲亲之爱开始放大，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伦理。敬畏观念不用说，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家语•大昏解》讲的很清楚，为政哪个最重要？爱与敬才是政之本。儒家之学当然是修身之学，但首先它是为政之学。作为为政之学，他培养的是大人、君子。儒家之学就是君子之学。
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关于“论语学”研究，刚才崔茂新老师说的好，我非常赞同。《论语》的权威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即使撇开学术的意义不说，仅仅两千多年间《论语》对于中国人的价值，就不可随随便便去“动摇”它的地位。不过，我们不能模糊或者误解的是，强调其他材料重要，不是为了削弱《论语》的地位；强调“论语学”应该关注所有的“孔子遗说”，不仅不是把所有材料与《论语》等量齐观，相反，反而是为了凸显《论语》的重要性，把《论语》的相关问题看得更清。当然，这并不排斥《论语》之外有的“孔子遗说”的重要价值。
我常常讲《孔子家语》是“孔子研究第一书”，它的价值绝不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孔子家语》与“四书”或《孔子家语》与《论语》之间选择，不是因为哪一个而轻视另一个，不能因为《孔子家语》的价值极高而忽视其他。《孔子家语》是成篇的，如果了解《孔子家语》的价值，对《论语》认识的“歧解”就会少很多。
刚才曾海军先生还讲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一次，孔子研究院举办的世界儒学大会上，大家谈到这一话题，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到底它有没有一个确解？能不能、可不可以说服人？或者有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大家看这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个是“女子”难养，一个是“小人”难养。所谓“小人”，乃与“君子”相对，就是指普通民众。看《尚书》《逸周书》，其中都提到“小人难保”。我读黄怀信老师的《逸周书译注》，其中注解说“养，保也”。后来查找，原来他依据的是《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讲的很清楚：“保，养也”。为什么如此解释呢？这就是对待一般老百姓的态度，“小人难养”原来就是要“敬德保民”，“敬德保民”是周人传统的政治观念，只有“敬其德”才能“保其民”，作为在位者、为政者，要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必须敬德。这就是周人“小人难保”的本义。由此，“小人难养”与“女子难养”的意思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说“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你如果去看《逸周书》的《官人解》这一篇，你就会知道“近”、“远”、“无怨”是意思，你就不难理解《论语》记载的孔子的意思了。更重要的是，《孔子家语》记有孔子的话：“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道以远。”又记有曾子的话：“狎甚则相简，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其庄足以成礼。”关于这一个句子的解释，我已经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用再啰嗦了。
我以上所讲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参照《孔子家语》中的这些“孔子遗说”来理解《论语》中的很多句子，相信《论语》研究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我们有一个广阔的视野，有一个开放的胸襟，理性冷静地去对待，“论语学”也会带来人生的改变。我们今天是学术研讨会，在学术层面上去探讨“论语学”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包括《论语》在内的孔子遗说，它不是在讲知识，他是在讲价值、讲道德，讲我们的生命。我们说“论语学”属于经学的范畴，是因为传统上《论语》研究就从属于经学，而且包括《孔子家语》在内的“孔子遗说”也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一个关系到孔子思想义理研究与认识的大问题。
实证研究最终是为了思想的开掘与应用。例如我们会议开幕会上向孔子行鞠躬礼，说大了，这涉及到孔子祭祀问题、涉及到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态度问题。似乎现在只要提到尊孔、读经，提到孔庙、祭祀，马上有人会想到这是不是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但孔子、儒家对祭祀的意义讲的很清楚，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什么意思呢？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孔子家语》记载的孔子施教“观之于礼乐”就值得借鉴。如何理解？我认为，这个“祭如在”的这个“如在”很重要，《中庸》也讲“如在”。《中庸》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个“如在”值得细细品味。我们每年都公祭孔子，祭祀孔子是“表演”吗？有些人去祭祀孔子是为了“表演”，是为了搞一次文化“活动”，这不对。那么，应该怎样举办这样的“活动”，是否应该以“如在”的心境去赋予它“神圣”的意义，更多地保持内心的“温情与敬意”，否则，这样的祭祀就一点意义都没有。祭祀孔子和文庙的时候，“如在”就是与孔子、与圣贤哲儒进行对话，祭祀的意义就是与圣贤建立链接，让我们的心灵深度融入，去体验、去思考、去感知圣贤的教诲，从而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总之，“论语学”研究应放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应该放在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视野中去思考，应该放在当今中国文化的特殊时代去省思。我们要正确把握“论语学”的特性和特质，如果不了解“论语学”与儒学的背景，不了解孔子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不了解孔子和儒学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背景，“论语学”研究就不会有时代的高度。
我们举行的洙泗论坛今年是第二次。第一次论坛主题是“追随梁漱溟”，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讲，“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孔子的意义是什么？孔子的深度和高度恰恰基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背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与我们进行“论语学”等传统学术的研究，其间的关联十分紧密。
根据学者们的期望和要求，我们要尽快成立曲阜的“论语学研究中心”。我们会先先把孔子故里的学术力量团结起来，以后大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学会，如果现在申请学会手续比较复杂的话，可以向中华孔子学会进行申请，看看可否作为中华孔子学会的二级学会。我们还要创办一个“论语学”研究的刊物，可以以书代刊，不定期出版。
这次会议总体上很成功，我是参会者，也算是主办方。我代表参加会议的诸位向魏衍华、宋立林二位表示感谢，是他们以个人的“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专项经费主办并细心组织了会议。此次会议孔子研究院是主办方，我还可以代表孔子研究院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孔子研究院是研究院几十位同事的研究院，也应该是包括诸位学者们在内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们的“家”。孔子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应该是很好的平台，这个平台属于大家。
谢谢大家！（原载：儒行杨朝明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