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儒学名篇，《礼运》应当是孔子与其弟子子游对话的记录。但是，如果按《史记》所言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子游不到十岁，由此，人们不能不质疑该篇记载的可靠性，对该篇的种种说解也进而随之产生。其实，《孔子家语》明确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只是由于人们对《孔子家语》的价值认识不清，而且《孔子家语》本身版本不一，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当时的子游应当早已年过十五而学于孔子，符合孔门教学的历史实际。
[关键词]礼运；子游；生年；孔子家语；孔子
在儒家文献中，《礼运》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篇。该篇系统记述了孔子礼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关于“大同”学说的论述更是引人瞩目。然而，就是这一儒学名篇，后人对其可靠性却多有质疑，不仅严重影响了对该篇价值的正确认识，更导致了对许多儒学重大问题的误解。深究人们怀疑《礼运》的深层原因，原来却联结着一个看似并不太大的问题，这就是孔子弟子子游的生年。
一、《礼运》之“可疑”
《礼运》篇分别见于《礼记》与《孔子家语》，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孔子家语》“伪书”说的深刻影响，人们在引述《礼运》篇中孔子的论说时，往往以《礼记》的记载为依据。
《礼记·礼运》篇开篇记述孔子的“大同”学说：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请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前，我们曾就《礼运》的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保留在《孔子家语》中的该篇实际更为质朴可靠，《礼记》中的该篇明显有改编的痕迹，而且人们在理解《礼运》的具体文意时也存在问题。[1]但不论如何，该篇应当出于言偃所记，应当属于孔子与言偃对话的实录。
言偃，即孔子弟子子游。该篇记孔子参加鲁国蜡祭后与子游的谈话。在此次祭祀中，孔子的身份应当是相礼者。所谓“宾”，通“傧”，引导，相礼。类似的用法有《书·尧典》“寅宾出日。”孔传：“宾，导。”《穆天子传》卷六：“内史宾侯，北向而立。”郭璞注：“宾，相。”按照郑玄《礼记注》的解释，“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亦祭宗庙。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看来，孔子所参加的此次祭祀是十分重要的礼仪。孔子在此之后“喟然而叹”，并且进行了长篇的议论，他一定是有感而发。
《礼运》篇也见于《孔子家语》，《家语》该篇言当时“孔子为鲁司寇”。而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确记载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即使按照孔子去鲁周游列国前的一年，即孔子为鲁司寇的最后一年计算，子游只是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以孔子之智，与这样一个孩子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谈论到礼的起源与发展，谈到“人情”与“人义”，谈到社会的进步与管理，谈到“阴阳”、“四时”、“五行”等概念，显然不合情理，子游如果不足十岁，即使孔子真的如此谈论，他也不可能记录整理孔子之言。
事实上，人们对《礼运》篇的怀疑乃至否定，正是由此而起。孔子竟然与一位不谙世事的孩童谈论“大同”社会理想，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相信！于是，这几乎就成了人们反对孔子曾经有“大同”学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或者说，它无疑就是《礼运》篇出于后人伪作的铁证。例如钱穆先生说：“考孔子年五十一为司寇，子游年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与语大同小康有是理乎？后人犹有信《礼运》大同为真孔子当日之言者，皆坐不如论世考年之咎。”[2]钱穆先生的论证很有代表性。即使在现在，人们仍然以之否定孔子有“大同小康”之论，例如，有学者指出：“‘与于蜡宾’只应当发生在孔子仕鲁期间，而孔子仕鲁期间，子游尚不足十岁，孔子不可能向他讲论‘大同小康’之义。”[3]
也有学者感到《礼运》篇的出现不应没有所本，因而只能绕开子游的年龄问题，另求新解。如有学者肯定《礼运》是子游所记，但碍于《史记》的记载，认为当时的子游大概只有八岁，从情理上说，一个八岁大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记录三千多字的《礼运》，从而认为《礼运》“记录的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时跟子游的对话”[4]。郭沫若先生认为《孔子家语》为王肃伪造，便不相信其言此事在“孔子为鲁司寇”时。于是，他也认为孔子是在晚年同弟子谈论大同小康之义。[5]
然而，无论是《孔子家语》中的《礼运》，还是《礼记》中的《礼运》，其中都没有迹象显示孔子“大同”、“小康”之论发生在“孔子晚年”。而据我们的研究，就《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相比较而言，《孔子家语》中的《礼运》毫无疑问应当更为可靠。[6]而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记载说：
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
以前，在《孔子家语》被认为是“伪书”的时代，人们完全可以抛开此书去进行论述，可以仅仅依靠《礼记》中的该篇进行叙说、分析、解释。所以，如果人们不能否定孔子此论的存在，便可以像郭沫若先生那样怀疑此事发生在更晚的时间。
然而，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决不应当对《孔子家语》的记载视而不见，因为《孔子家语》的史料价值已经得到早期出土文献以及学术界最新研究的一再证实。[7]《孔子家语》不但不伪，而且材料来源较早，正如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8]所言，《孔子家语》是孔子与弟子门人及当时公卿大夫相互对问的言语，出于孔子弟子所记，其间虽有“润色”的成分，大抵不离“夫子本旨”。通过对《家语》和《礼记》的相关篇章的比对，可知《礼记·礼运》有很多被改编的迹象[9]，相比之下，《家语》中的《礼运》更能反映“夫子”之本旨，给人强烈的子游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孔子家语·礼运》篇中，有两点是非常明确而不容怀疑的：一是孔子此论是在“孔子为鲁司寇”时；二是孔子的确是与当时“侍”在一旁的言偃（子游）进行的谈话。
论述至此，便出现了一个无法圆满解答的问题，因为关于言偃（子游）的年龄，《史记》的记载同样言之凿凿，说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既然孔子与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谈论如此问题不合情理，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因此，人们不能不怀疑《礼运》篇的可靠性，怀疑孔子的“大同”学说，进而怀疑更多的有关孔子学说、儒家文献等问题。
二、子游生年问题
以前，我们曾经研究《礼运》的成篇时间，认为《礼运》篇记言偃（子游）与孔子的问对，除了关于言偃（子游）的年龄，其他各种材料显示，《礼运》篇应该出于子游自记，其材料的可信性应该无可怀疑。然而，子游的生年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也曾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那么，包括《孔子家语》在内的其他典籍有没有关于子游的其他年龄信息呢？有意思的是，我们开始时查找《孔子家语》，所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和一个手头的通行本，结果无所收获。后来，竟然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同文书局石印影宋抄本的《孔子家语》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其他本子的《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只有寥寥几句：“言偃，鲁人，字子游。以文学著名。”而这两个本子却记载说：
言偃，鲁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时习于礼，以文学著称。仕为武城宰。尝从孔子适卫，与将军之子兰相善，使之受学于夫子。
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家语》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版本，通过比对各本，我们认为《四库全书》本与同文书局本这里的记载应当没有问题，而其他本子显然是有脱文。
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而与《史记》 “少孔子四十五岁”的记载正好差十岁。其实，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对不少人的年龄记载皆有差异，而且大都有十岁之差。下表中所列出的都是这种情况：
从表中看，在两书的记载中，孔子弟子竟然至少有七位相差十岁，这当然并非偶然，很可能就是传抄中出现的讹误。古时，二十、三十、四十分别写作“廾”、“卅”、“卌”，比如汉石经《论语》中的三十、四十皆作“卅”和“卌”。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字形相近的字出现讹误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有学者就认为颜回和樊须的年龄都是由于《史记》在传抄过程中“漏掉一竖”，从而造成与《家语》记载的差异[10]。通过对文献的充分研究，我们也认为《孔子家语》所记颜回和樊须年龄是可靠的[11]，而《史记》存在讹误。
孔子弟子
《孔子家语》
（少孔子岁数）
《史记》
（少孔子岁数）
澹台灭明
四十九
三十九
高柴
四十
三十
樊须
四十六
三十六
有若
三十三
四十三
梁鳣
三十九
二十九
颜回
四十[12]
三十
宓不齐
四十
三十
关于梁鳣，同样也应当是《孔子家语》的记载比较确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梁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但《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则记曰：
梁鳣，齐人，字叔鱼，少孔子三十九岁。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从之，二年而有子。
而按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不仅梁鳣“少孔子二十九岁。”而且他与商瞿一样，商瞿也是“少孔子二十九岁”。根据此记载，显然商瞿要比梁鳣年长，不可能年龄相同。故《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所记商瞿“少孔子二十九岁”，梁鳣“少孔子三十九岁”是合理的。
《史记》所记子游生年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讹误，由《史记》关于孔子弟子的相关记载也可佐证。因为在传习、抄写过程中，《史记》产生的讹误实在不少。例如，关于孔子弟子宰我之死，在《孔子家语》中，《七十二弟子解》仅记其“有口才著名”，《五帝德》则记载了宰我向孔子请教上古帝王德行的问题。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却说“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说宰我是伙同陈成子作乱时被杀。对此，历代学者多有质疑。如唐司马贞《索隐》曰：“《左氏传》无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阚止字子我，而因争宠，遂为陈恒所杀。恐字与宰予相涉，因误云然。”他已注意到这段记载存在问题。后来，清人崔述[13]、崔适[14]、梁玉绳[15]、今人蒋伯潜[16]、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7]等都认定《史记》有误。
以往人们研究《礼运》，未能细考子游生年问题，本文作者也是如此。其实，关于《史记》子游生年记载之误，以往也有发现。如清人梁玉绳就曾经说：《史记》所说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似当以《家语》作‘三十五’为是。古人借用欤？古人‘三’、‘四’两字皆积画为之，最易为误。”[18]朱彝尊也看到了两书对子游生年记载的差异，他在所作《孔子弟子考》中说：“武城宰吴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史记》作四十五）。唐赠吴侯，宋赠丹阳公，改吴公（许慎《说文》偃作于象旌旗之游，字子游）。”[19]可以看出，他的述说虽两说并存，但明显更倾向于《孔子家语》的记载。
三、孔子收徒与“束脩”
孔子与子游谈论“礼运”时，子游那时是否不足十岁的孩童，只要理解了孔子收徒授学的相关问题，如他所收的弟子的最小年龄、孔门教学的内容等，应当就不难理解。
关于孔子弟子入门时的年龄，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论语·述而》记孔子说：“自行束脩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束脩”，其实是指年龄十五岁。
关于“束脩”，历来有不同解释。因为“脩”有“脯”的意思，古代用于上下亲友间相互酬赠，后多指致送老师的酬金，以正式拜师。所以，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是一种菲薄的礼，指“十条干肉”，象征尊重。另一种看法与之相联系，以“自行束脩以上”为可以行贽见礼。例如朱熹就解释说：“束脩其至薄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苟以禮而來學，則是有求道之心，聖人未嘗不教之也。”还有一种看法，即以“束脩”为“束帶脩饰”，如郑玄注《论语》说：“束脩谓年十五以上也。”李贤注曰：“束脩谓束帶脩饰。”
我们认为最后一种看法应当是正确的。或者孔子弟子入门时也要行人们所说的贽见礼，或许也以“干肉”贽见，但孔子此处所说的“束脩”，其重点或者首先是年龄概念。
除了《论语·述而》，《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说：“齐太史子与……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然凡所教诲，束脩已上，三千余人。’”孔子“有教无类”，只要“行束脩以上”，皆可入孔门学习。与《论语·述而》相比，《孔子家语·本姓解》中所记述的“束脩”理解为年龄概念应当更为容易。的确，在先秦时期，“束脩”也有“十条干肉”之类的意思，这也正是学术界两说并存的原因。但在孔子教学、收徒授学那里，却应当不是什么学费之类。西汉孔安国《论语注》有云:“束脩,束带脩节。”郑注《论语》与黄氏《论语后案》也都认为“自行束脩以上”之“束脩”指十五岁以上。[20]在汉代典籍中，“束脩”是年龄概念，这样的例证很多，如：《盐铁论·贫富》：“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汉书·王莽传上》：“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后汉书·伏湛传》：“自行束脩，迄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后汉书·延笃传》：“且吾自束脩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关于“束脩”的分歧与争论，可参考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四《束脩二义》及当代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有关“束脩”的条目。
周代有浓厚的礼乐教化传统，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礼乐文明，更加强调礼乐之教。孔子儒学实际上属于“人学”范畴，十分注重“人”的内涵教育，孔子就常常与他的弟子谈论“成人”问题，那时的所谓“成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当举行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基本的礼仪；二是必须具备礼的内涵，有明确的是非观念，知荣明耻，知礼明礼。
周代的冠礼就特别强调“正容体”， 《礼记·冠义》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什么都不管不顾。男子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将头发束起来，表示长大成人，要开始注意修整自己的服饰与言行，这应当是早于“成人礼”的一种礼仪或要求。
除了束发之类的表面要求，孔子当然更注重“心的约束”。 《礼记·冠义》又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按照周代人的说法，对孩子的成人教育在于使之向善，所以《国语·晋语六》有曰：“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强调孩子的基本素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进行的是“大人”之教，是关于“成人”内涵的教育。有人就曾经问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21]其实古人对于“束脩”之礼是十分重视的，汉人就有“仁义成于束脩，孝弟根其本性”[22]的说法。
今有学者通过对先秦时期“束脩”之义进行考辨，认为“《论语》束脩不是脡脯（或酬金）之类，而是指‘入大学’年龄段应具有的礼节与能行。‘自行束脩’，即知束带修洁之礼，有谨束进修之行。不到一定年龄当然做不到。”[23]还有学者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他认为“自行束修以上”一句中的“自”与“以上”一起构成“自……以上”结构,表示限定范围；“行束脩”本指“行贽见之礼”,转指“年满十五”，所以“自行束脩以上”意思是“凡年满十五岁的”。[24]《论语》中孔子的意思是，凡是少年成人、有志于修身向学的，我没有不接受他们而加以教诲的。
对“束脩”的理解也与西周时期的“学制”有关。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在周代，“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礼记·保傅》中有“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的记载，这里的“小艺”、“小节”或者就是就是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而到了十五岁，就要“成童志明”，他们开始“入大学，学经籍”，从小学入大学是“使人的知识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从而提高学业和道德水平”[25]的过程。由此可知，小学侧重于技，而大学偏重于义。人在幼年时，懵懵懂懂，对于深奥的理论不甚了解。而在成年以后，身体及智力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适合于更高级的学习，就让他们学习经典，了解其中的“道”。孔子说“士志于道”[26]，他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27]，都有此义。
孔子所教类似于西周教育系统中传授经典的“大学”，他在乎的是“道”，他用蕴含“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六经”教学生。孔子重“道”而不是某些具体的技艺。孔子说：“君子不器。”[28]孔子弟子子夏也认为君子应“学以致道”[29]，他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30]这里的“道”是指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而“小道”则指具体的技艺。孔门师徒认为，君子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有所取舍，全力以赴致力于大道。君子应当“志于道”、“谋道不谋食”，不应拘泥于某一技艺。
孔子一生都在为道而奔波，“朝闻道，夕死可矣”[31]。“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32]孔子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承其志，拯救乱世，做一个治世良臣，做一个行道之人。因此，他从事“大学”之教，以“六经”传授学生。然而，他这样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达到“成童”，才可以学习“大学”，而懵懵懂懂的孩童是做不到这些的。很显然，孔子弟子入门，必须年龄十五岁左右，达到“成童”以上。
《礼运》篇的背景，是孔子为鲁大司寇时，曾以宾（即“傧”）的身份参加鲁国蜡祭，这是一项重大祭祀活动。孔子“与于蜡”，时间在鲁定公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某一年的十二月，那时，孔子应五十三岁左右，如果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那么当时他就只有八岁，显然这与孔子收学生的标准不符；然而如果依《家语》，子游为十八岁，恰好达到“束脩以上”，与孔子收徒的年龄标准正合。
四、《礼运》篇出于子游
孔子以“六经”教，弟子们各有所长，子游尤通于礼。按照前面的论证，孔子与子游谈论礼之运行法则，并由子游进行了记录、整理。
在《礼运》篇中，子游三问，孔子三答，主要论及大同理想、礼的起源、礼的演化、礼的功能等等。文中子游称“言偃”，孔子称“仲尼”，根据古时文体,这应该出于子游自记。正如任铭善所云：“按《论语》文例，凡弟子门人所记者称子，曾子、有子是也；弟子互记或门人记他弟子之语者称字，子贡、子夏、原思、宰我是也；弟子自记者称名，宪、宰予、冉求是也；其称孔子，或曰夫子，或曰仲尼，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是也。于长者乃称名：‘子路对长沮曰：为孔丘。’是也。此篇称仲尼而名言偃，疑子游所自记也。”[33]
邵懿辰《礼经通论》也持此说：“子游特受《礼运》精微之说，其徒又为《檀弓》上、下篇，记礼节目甚详，檀弓，鲁人，或即子游之门人，《礼运》自称言偃，则全篇皆子游所记，《仲尼燕居》疑亦子游所记，又《曲礼》、《玉藻》及《礼器》、《郊特牲》疑亦子游之徒传之，大同者，礼之成也。不同者，礼之别也。”[34]的确如此，前面我们提到，《家语》与《论语》同为孔门弟子所记，而《家语》也有《礼运》篇，所以很可能为子游所记孔子之言。通过对《礼运》篇思想的考察，其与孔子的思想也相契合，这一点，我们已有专门论述[35]，此不赘言。
另外,通过对文献的考察，可知子游不仅领会了礼之仪，还对礼之义有深刻体会。这很可能是因为子游深受孔子礼之教的影响。《礼记·檀弓》篇有不少子游懂礼、好礼的记载。子游与卫灵公的孙子司寇惠子交往甚密，在惠子去世之时，子游为其奔丧，及时纠正了卫将军文子废嫡子而立庶的不合乎礼的做法。还有一则史料也能证明子游对古之礼非常熟悉，当鲁悼公吊唁有若时，子游在悼公左边为其助礼。这是一种懂礼的体现，因当时礼废，人多不明助君发布辞令居右，相助丧礼居左，故子游正之。子游不仅对礼之外在形式十分了解，对礼之内涵也有精到阐述。他说：“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也。”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过度哀伤的人来说，礼的作用是节制他们内心的悲痛，“丧致乎哀而止”[36],不要因伤心过度而危及自己的身体；对于那些无哀痛之人来说，礼使他们穿上丧服，以唤起内心的悲伤。即礼要有节有度，不可偏执一方。
子游不但懂礼，还用礼乐治理社会。据《论语·阳货》记载，子游担任武城宰时，孔子在那里听到了“弦歌之声”，他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游认为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可以通过教化达到改变的目的，所以当他任武城宰的时候，用《诗》《书》《礼》《乐》教化百姓，这与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7]的思想一脉相承，难怪孟子说子游有“圣人之一体”[38]。
子游对礼如此深谙,这很大程度上由于孔子对其进行礼教，孔子因材施教，而且在孔子教学时“弟子各有所记”[39]，大家有随时记录老师言语的习惯[40]，故由子游记录、整理孔子对礼的言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有这些，也都可以反证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的记载更为可信。由《孔子家语》与《史记》记载的子游年龄问题的比较，可以肯定礼运》篇为子游所记，其意义在于可以肯定它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是孔子社会政治理想的珍贵材料。其中记载的孔子的“大同”学说，并非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后世学者杜撰。同时，本文的考察也为重新重视《孔子家语》的价值增加了佐证。
（杨朝明、卢梅：《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1]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第72页，中华书局，1982年。
[3]裴传永：《“大同小康”之论非孔子辩》，《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
[4]任 蜎：《孔子·〈礼运〉·大同》，《光明日报》1961年9月15日。
[5]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3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6]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7]可参看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2000年第7卷；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杨朝明：《读〈孔子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年第4期；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2008年秋季。
[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
[9]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10]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1]杨朝明：《〈家语〉与〈史记〉“孔子弟子传”比较研究》，《第一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研讨会论文集》（下），台湾·佛光大学，2008年。
[12]据《家语》，颜回“三十一”早死，可知颜回少孔子四十岁。
[13]崔 述：《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第二卷，第3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崔 适：《史记探源》第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5]梁玉绳：《史记志疑》第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6]蒋伯潜：《诸子通考》第119页，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七年。
[17]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六十七第1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
[18]梁玉绳：《史记志疑》第1215页，中华书局，1981年。
[19]朱彝尊等：《孔子弟子考》第8页，广文书局，1951年。
[20]可参考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二册），第446页，中华书局，2006年。
[21]《孔子家语·卫将军文子》。
[22]《全后汉文》卷104《幽州刺史朱龟碑》。
[23]孙永昌：《〈论语〉“束脩”辨析》，《文史杂志》2003年第2期。
[24]郭圣林：《“自行束脩以上”新解》《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
[25]匡亚明：《孔子评传》第33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论语·里仁》。
[27]《论语·为政》。
[28]《论语·为政》。
[29]《论语·子张》。
[30]《论语·子张》。
[31]《论语·里仁》。
[32]《礼记·学记》。
[33]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按》第23页，齐鲁书社，1982年。
[34]清光绪壬辰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清经解续编》本，王先谦辑。转引自龚敏：《〈礼记·礼运〉篇的作者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35]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36]《论语·子张》。
[37]《论语·为政》。
[38]《孟子·公孙丑上》。
[39]《汉书·艺文志》。
[40]杨朝明：《〈论语〉文本及其特征》，《理论学刊》2009年第2期；杨朝明：《研读〈论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载于杨朝明编著：《论语诠解》，广陵书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