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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经典」黄帝：儒家道统之源

发布日期: 2017-05-08 浏览次数：156 来源：长安街读书会作者：王国良

习近平同志2015年2月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同时还强调，对中华历史文化要“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文明的创建者，是中国道路的引路人，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奠基人，同时，黄帝还是儒家道统之源。在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中不断展示更加丰富光辉的内涵和永恒价值。

一

　　韩愈在《原道》中首次系统提出儒家的道统：“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韩愈在《原道》中提出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建立儒家道统。儒家之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就是仁义之道，就是人民生存生养之道。在佛老兴盛的历史条件下，韩愈努力重建儒家道统，对以后儒学的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确立与延续作出重要贡献。韩愈突出儒学之道的核心内容是“仁义”，抓住了儒学的实质，重新彰显了儒学的光辉。“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送浮屠文畅师序》），“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於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他以“博爱”定仁义，上接孔子“仁者爱人”之说，继承扩展了仁的内涵，绍述了儒学的优秀传统。他认为仁、义有确定的内涵，为儒学核心价值，道与德则不具有确切内容，儒者有儒者之道，佛老有佛老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由此而造成个体内在修养的“德”也不同。儒家的道德与仁义一致，是正道、公道，佛老之道德是“清净寂灭”，是小道私德。韩愈希望自己能像孟子那样，扫除佛老，弘扬大道。
　　孟子曾经说过：“养生送死，王者之道也。”（《孟子·梁惠王上》）韩愈认为，儒家之道，也是人民“相生养之道”，即“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原道》）韩愈重视人民的生存生养，生得其情，死得其常，养生送死，自己一生也为民鼓呼，为民请命，体现儒学最基本地人文关怀精神。韩愈反对佛老，也是因为汉、唐之间的黄老，佛教是违背人情、人伦、禁止人民“相生养”之道。
　　这就是儒家道统的基本内容。韩愈还引用《礼记》里的话语，说“先王之道”是“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韩愈极其推重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是纯乎醇者，这对宋儒启发很大，但他认为儒者之道孟子之后失传，韩愈发弘愿欲承担重振千年失传之儒家道统绝学的重任，“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
　　对于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宋儒都给与高度评价，也以继承道统为使命。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与先锋石介等都是高举韩愈的旗帜，以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事业为职志，提出尊韩愈，尊道统，把尊“道统”与尊韩愈联系在一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之道，万世长行，不可易之道也”。程颐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二程语录》卷一）朱熹批评韩愈喜欢饮酒赋诗，不免文士浮华浪习，但认为韩退之关于道统的议论规模阔大，纲领已正。
　　有人认为韩愈可能受到佛教传法世系的启发与影响，着手建立儒家道统。事实上，韩愈提出的道统说，根源还是来自孔子和孟子，孔子孟子对尧舜禹、夏商周之间的传承关系，做出过明确表述。《论语》记载：“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对于夏商周之间的传承关系，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周代的体制继承了夏商两代人文礼乐的合理性，孔子愿意从周代人文制度出发，创建新的人文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礼记·中庸》篇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对尧舜禹夏商周、文武周公孔子的传承也做过说明。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孔子孟子把中国古代人文化成的传统追溯到尧，还没有提到更早的黄帝。《周易·系辞传》则把中国人文肇造的始祖追溯到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卦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虽然包牺氏神农氏排在黄帝前面，但不难看出，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大规模发展时期，而且黄帝与尧舜有直接的继承关系，“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由于《周易·系辞》把中国文明创始追溯到包牺氏（也称伏羲氏），宋代的石介在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时，也把道统的源头追溯到伏羲氏，但认为在道统的传承过程中孔孟、韩愈的功劳很大：“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吏部（韩愈）为贤人而卓” 虽然石介推崇伏羲神农以来文明发展，但仍然认为黄帝时期文明达到兴盛阶段，“夫道之盛，莫盛于黄帝。” 但石介并没有明确论证儒家道统发源于黄帝。本文认为，儒家道统的源头应该从黄帝开始。

二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第一》开篇，五帝又以黄帝为第一，黄帝以前的历史以及历史人物难言之，确实有内在的缘由，即，中华文明发展到黄帝时期，才开始出现有政治意义的组织模式，治理模式，才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原始部落联盟，或邦国联盟，“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 司马迁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中华文明起源很早，远在黄帝之前已经有了极大发展，至少已经经历了伏羲氏、神农氏时代。但在黄帝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是自然状态的，散乱无序的，各部落呈无组织点状的发展，各部落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许多部落可能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这也就是道家思想所宣扬的原始的无为的没有帝王没有国家没有组织的时代，最多只能说是道家思想的源头。本文认为，儒家思想的源头，或者说，儒家道统思想的源头，必须以某种政治组织的出现才能得到说明，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这也符合整个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为到有为、从自然到人文的发展历程。所以，儒家的道统只能追溯到黄帝，而道家思想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伏羲氏甚至更古老的原始文明。
　　神农、黄帝之交，是中国古代文明第一次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神农以前，中国社会处于自然的、松散的氏族部落状态，各部落之间如果有联系，至多也只是自然的随机的联系，这是道家思想宣扬的理想社会状态，是“至德之世”，“至治社会”。神农氏衰，社会陷入混乱，有黄帝氏奋起挥黄钺，平定混乱，首次建立氏族部落联盟，原始状态结束，中国社会从此进入有序状态，从自然的无序的社会进入具有政治组织形态的国家雏形的可以进行人为管理的状态，这是儒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道统的源头。这在道家文献里也有相当的反映和表现。《庄子·胠箧》篇记载：“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庄子在这里把神农以前的无为而治社会称为“至治”。《庄子·盗跖》篇假借盗跖对孔子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由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庄子在这里明确把神农和黄帝分为两个时期，神农时代是无为而治的时代，甚至是母系社会时代，黄帝时代陷入混乱，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被打破。但在儒家看来，黄帝制止了混乱，第一次人为建立稳定有序的社会。饶有趣味的是，庄子在这里把黄帝与孔子联系在一起，从“他者”的角度说明黄帝和孔子属于同一个系统，即来自同一个“传统”、“道统”。在先秦其他文献里，神农与黄帝的分野也多有论述。《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神农之世是刑政不用的自然状态社会，随后社会陷入混乱，黄帝起来平定暴乱，重新稳定社会，并对社会进行有序管理，开辟了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三

　　黄帝时代，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呈爆炸状喷发出来，在政治制度建设层面，设官分职，设云官、史官、天官、星官；仓颉作文字，大挠作干支，握奇为战阵，岐伯作鼓吹；容城作历法，隶首定度衡，还有音乐、乐器的发明，等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黄帝时期创造了先进的社会文明体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把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新的水平。儒家道统的核心内容，就是仁义精神，就是民本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黄帝的自然社会政治实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源头。“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万机论》） “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龙鱼河图》） “黄帝修德抚民，诸侯咸去神农而归之。”（《帝王世纪》）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与尧舜禹汤文武，都属于同一个族系，尧舜禹汤文武都是黄帝的后代：“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黄帝不仅与尧舜禹汤文武同属一个族系，而且黄帝殚精竭虑栉风沐雨为民辛苦劳作办实事的作风也为后世梳理榜样。从黄帝以来，鸿水滔天，洪涝灾害一直困扰着先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尧命鲧继续治水，舜命禹继续治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大禹的时候终于平定了水患，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孔子对于黄帝和大禹的功劳给与极高评价。在《论语》里，孔子说到尧舜禹夏商周之间的传承，没有直接评论黄帝以及黄帝对后世的影响，但在其他文献里记载了孔子对黄帝的评论。据《尸子》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 又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对于以上文献记载，我们不能简单以“荒诞不经”论之，应该看到孔子对黄帝的历史功绩和精神的高度赞赏和评价，看到“孔子对传承黄帝精神的文化自觉。” 最后，黄帝量能授官，贤才是用，开启了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先河。

四

　　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反对战争。但坚决支持赞扬主张平定暴乱暴政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神农、黄帝之交，社会的原始自然秩序趋于解体，天下纷扰，诸侯混战，其中蚩尤、炎帝最为横暴和强盛，侵凌百姓，弱肉强食。面对蚩尤、炎帝的挑战，黄帝坚决起而应战，联合其他部落打败蚩尤、炎帝，除暴安良，取得和平，建立邦国联盟，为中华民族开国之战，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提出“远效黄帝，近师桓公”，把齐桓公管仲联合华夏诸侯打败夷狄入侵的功业与黄帝的功业联系起来，至少表明管仲的事业与黄帝的功业有前后一致的继承性。春秋初期，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管仲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团结华夏各国共御外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打退了外族对华夏民族的入侵，有功于中华民族。孔子对此作过很高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如果不是管仲的功业，华夏部族就要处于夷狄的奴役之下，连衣服都要改换成少数民族的服装了。孔子把“仁”看做是很高的境界，未尝轻易许人，但对于管仲的作为却连称“如其仁！如其仁！”可见管仲的事业符合孔子的理想。孔子对管仲的赞许未尝不可看做孔子对黄帝的颂扬。
　　孟子一生提倡王道，提倡和平，反对霸道，反对攻城略地的不义战争。他对于推翻暴政、解民倒悬的正义战争，对于平定内乱，恢复和平秩序的吊民伐罪的战争表示赞同，并认为“仁者无敌”，表现出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孟子继承孔子的精神，极力支持反对侵略平定暴政的正义战争。正义战争，就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尽心下》）“至仁”是正义战争的主体，“至不仁”是正义战争的对象。所谓“至仁”，就是实行王道的国家，以仁义治国的国家。所谓“至不仁”，有两种情况，一是实行暴政，残害百姓，滥杀无辜，王道国家兴仁义之师，吊民伐罪，百姓欢欣鼓舞，急切盼望；二是国内动乱，民不聊生，王师出动，解民倒悬，恢复和平安定秩序，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认为，针对这两种“至不仁”情况而出兵讨伐，就是值得赞扬和支持的正义战争，当然，一切反侵略战争都是正义战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违背另一个国家人民的意愿，遭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坚决反抗，就是侵略战争，就是非正义战争。“黄帝修德抚民，以仁易暴，汤武之事，足以征矣，”孟子认为，汤武革命就是正义战争的典型范例。汤讨伐桀从征讨葛开始，葛杀戮百姓，甚至连儿童也惨遭杀戮，于是汤起兵讨伐。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滕文公下》）
　　武王伐纣也是如此，都是兴仁义之师，吊民伐罪，百姓欢欣鼓舞，急切盼望，如果说百姓有埋怨，那是埋怨王师为何不先来解放他们。孟子构筑了尧舜禹汤文武到孔子的传统，其中尧舜禹是禅让，而汤和文武则是通过正义战争取得政权，俗称“汤武革命”，孔孟儒家对着两种方式都加以认可，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合理方式。汤武革命后来为历代儒家认同、颂扬，本身也成为儒家道统的重要内容。唐朝的韩愈，面对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坚决拥护中央政府平定藩镇叛乱的决策，并亲自参加了平定淮西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
　　1937年3月，毛泽东同志起草《祭黄帝陵文》，明确声明中国的抗日战争要继承黄帝精神。祭文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黄帝建立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部落联盟”，或“邦国联盟”，奠定了国家雏形，开启了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 这就是说，黄帝治理邦国联盟的最初方式是向各邦国派驻代表“大监”，监督考察协调各部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统一政令岁历生产生活准则规则，万国之间得以统一协调发展，人力物力智力得以集中运用，民族精神向心力得以凝聚，中华民族得到蒸蒸日上的飞跃式发展。周代的封建制，向各个地区派遣功臣勋戚，“封邦建国”，是黄帝“监于万国”模式的扩张，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转化，郡县制，主要就是根据具体情况把国家划分成若干区域，又中央政府派出官员到各地进行管理。郡县制实际上是“监于万国”制度的具体化、彻底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帝确立的“监于万国”的管理模式对中国影响深远，表现出中国国家肇造时黄帝就表现出的高度政治智慧。
　　黄帝，作为儒家道统之源，将在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中不断展示更加丰富光辉的内涵和永恒价值。（来源：长安街读书会，作者：王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