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流传至今的许多典故在今天依然有着璀璨的思想价值。《大众日报》理论版推出“新论语”栏目，寻古思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就是其中之一。经济伦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变迁中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它既是一种可贵的执政理念，也是一种正当的价值诉求，与源远流长的德政、民本思想密切相关，体现了经济与伦理的有机统一，折射出古人治国平天下的深刻智慧，能够为当前高质量发展带来深刻启迪。
“富民厚生”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和价值诉求，其根本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之上，同时也是孟子所讲的“民为贵”的直观体现，因其主要针对在位的执政者而言，故而可以视为一种“德政”，其根本目的在于使百姓能够得到很好的安养，不为生计所迫，不为生活所忧。从文义上看，“富民厚生”实际兼顾了“富民”与“厚生”两者。所谓“富民”，是让百姓富裕起来，充分实现物质上的追求；而“厚生”更多指的是让百姓感知生生之德，倾向于使其获得精神上的安顿。简而言之，富民厚生所表达的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
就经济活动的角度而言，富民、厚生在现实中的达成路径有诸多可操作的技术性手段可以合理使用，并且几乎都与相应的伦理主张有关，古籍中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佐证。无论是《礼记•月令》中说的“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抑或《荀子•王制》讲的“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又或者是史载的轻徭薄赋、不夺农时等，都可见到伦理对经济的调节与规范。历来高唱王道的君主，以及大量的儒家士大夫，都将此视为富民厚生的不二路径，反复申说，影响极其深远。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在这些技术性的手段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不能被技术化地处理，即伦理规范的核心“敬”。
在传统治国之道中，在上位的执政者要做到富民厚生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以诚敬之心为之。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安养之上，忽略了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关怀，就会招致孔子所说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的严厉批评。据传夏朝太康失国之后，他的一位弟弟劝谏他要以民为本，并说“为人上者，奈何弗敬”（《尚书•五子之歌》），其义就在于告诫那些君主要心中存有敬意。这一点，向来为人所忽视，却是富民厚生的关键所在，也是治国理政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敬，其实质是使上位者慎重其事，既要做到教民以善，与民同乐，也要做到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从历史经验来看，唯有“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尚书•大禹谟》），才能真正使百姓富民厚生。这同样可以在典籍中找到依据。夏商周三代王治时期，尧命羲和“敬授人时”（《尚书•尧典》），殷商旧臣箕子给周武王陈授洪范九畴，讲“敬用五事”（《尚书•洪范》），祖己告诫高宗说“王司敬民”（《尚书•高宗肜日》），凡此等等，莫不凸显“敬”在治国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
义利兼顾，指的是道义与利益的双重达成而不偏废，非常直观地体现了经济与伦理的辩证统一。不过，尽管可以说义与利本非截然对立的两面，却并不意味着义与利之间没有本末主次之分。在古人看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并肯定义与利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从整体的角度去理解义与利，也就是说“言义必及利”（《国语·周语》）。其次，还要准确把握义利内涵与外延的根本不同，体察到“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这既是义利关系的本质差别所在，也是处理义利关系的重要依据。
究其实质，义与利之间既非对立的关系，亦非平等的关系，乃是本末先后的关系，是古人智慧的独特体现。正如《大学》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义利兼顾并不意味着要使义与利齐头并进，一视同仁，而是要看到义对利的决定性作用，义规定并影响着利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基于这个正确判断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这一点来看，诸子之间达成了深刻的默契。无论是孟子说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抑或墨子说的“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都旨在凸显义较之于利的优先性，这也就是为何古人强调“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的根本用意所在。如果一味地只追求利而不按道义行事，就会造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可怕后果。
当然，从传统儒家的坚定立场来看，所谓义利兼顾的“义”指的是“裁制事物，使合宜也”（《释名》），带有不容分说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出于责任而非一己之得失而应作的行为。这里的“利”无疑指的是“民之利”，而非某一阶层的特殊之利。为国之道，绝不能将“利”个体化和狭隘化，既要坚守其百姓的根本立场，就如《淮南子•氾论训》所讲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苟利于民，不必法古”，也要做到《大学》中所说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利民视为国家治理中需要坚守的恒常不变之道。准此，它与富民厚生也就有着内在的关联，或者可以说富民厚生本身就是“利民”的一种客观表现。《逸周书•文政解》记载管蔡二叔将“民之利”列为立国开宗的“九德”之一，也足以凸显出“利”的最终指向仍是“民”本身，而将其与“德”联系起来，也无疑揭示了其“义”的核心底色。
综合地看，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背后体现的是古人极力倡导的德政、民本思想。二者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如果政不是以民为本，就不足以称之为善政，更无从称其为善治。只有做到善政、养民，才能称之为最大的“德”。“国无德不兴”，强调德治自古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无论是《尚书•蔡仲之命》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抑或孔子说的“为政以德”，都意在说明在上位者要布德泽于下民，以洽民心，切不可反过来，以天下养一人之欲。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以及贞观之治等一系列盛世，无不是在位者以德为先，能养其民、安其民的结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对于今人更好地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无不与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及其背后的德政、民本思想相契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就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原载：《大众日报》2024.5.28
作者：汤月娥，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