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政管理学产生以来，行政伦理就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比如，1926年怀特在其专著《行政学导论》中认为，“官纪”表现为行政人员热爱、忠诚、合作、竭力负责及以服务为荣的精神，而高尚的官纪能激励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行政人员良好的专业素养，对于良好行政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谓行政伦理就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公共管理部门和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公共行政或行政管理中存在着伦理等级层次，不同等级层次的伦理都有着自己的职责规定：第一层次的伦理是个人品德（personal morality），即基本的是非观；第二层次的伦理是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即制定并实施一套职业规范和准则强制公共行政人员以某种“职业的”方式进行活动；第三层次的伦理是组织伦理(organizational ethics)，“公法、行政命令、机构的规则和章程”均可作为“公共组织”的“伦理行为规则”；第四层次的伦理是社会公德(social ethics)，其“要求使得特定社会中的成员要以既能保护个人又要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发展的方式来行动”。2002年，人事部印发《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其中有“政治坚定，忠于国家，勤政为民，依法行政，务实创新，清正廉洁，团结协作，品行端正”等规定，这是中国有关部门首次对行政伦理规范内容作出概括。

回视儒学传统，为政以德不仅是儒家“治道”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儒家“治道讲求的是通过德治而使整个社会达到理想的境地，故其又是儒家政治哲学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这里蕴含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精髓。

儒家把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溯到三代以前的五帝时代，认为五帝之世以公天下为心择至德之人授以天下，而以其至德感召天下，那是至治之世，是所谓“圣王德治”的时代，其流风余韵一直传至禹、汤、文、武。迫至周公、孔子出，他们将其提取炼化而成儒家以礼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显然，从渊源上看，德治早于礼治。德治主要在于协调氏族之间的关系，即“协和万邦”。上古时代，人们以氏族为单位而不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与氏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故协和万邦即意味着尊重各氏族中的每个人。虽然夏商时期已有礼，但直到周公制礼作乐，礼制方始大备。周公之所以既特重德治，又创设礼治，乃是因为此时已实行传子制度而非传贤制度，所传之子未必皆为有德之人，德治自然未必可期，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期以礼治。可见，周公之创礼治，实为周人社稷计也。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古代德治的代表，其事迹虽然难以确考，但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传说。今存《尚书》虽然是残篇，却仍可从中见其端倪。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的许多观点，便是对《尚书》等所载上古圣王事迹的诠释。因为这些圣王所生活的时代被后世学者称为“大同”“小康”之世，所以“大同”“小康”之世也就可以成为我们所说的“德治”时代。“大同”“小康”之说有其理论价值，因为它不仅体现了知识者的社会理想，而且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般规律：所谓“大同”之世，指的是原始共产制社会时期；所谓“小康”之世，指的是私有制社会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在幅员辽阔的地区建立起了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其最高领导者以天下为公，勤政为民，在公益事业上表现出无私的美德和非凡的才能，从而形成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圣王传统。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为理想的政治，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来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从德治的内容来说，儒家着重强调两条原则：一是“王制”原则，因为它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共生的理念，而理想的人间秩序需要依赖此理念来维系，人与物之间的秩序亦需要依赖此理念来维系；二是以德居位、无德不贵的公道原则，这又蕴含着君宜公举、臣可废君两层含义。儒家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统治者一家的天下，所以要实行德治，就必须以天下为公器，唯贤是择。《尸子》中说的“孔子贵公”即为此意。

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言必称尧舜”，是因为尧舜之世充分实现了德治之目标。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制的全盛时期，那时的百姓有着比较充分的民主权利，尧舜是最高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民意的集中体现者。《尚书》说尧能由近及远地团结天下百姓，《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百姓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传说表现出尧重视团结和提倡民主的作风。“尧舜禅让”则是尚德授贤、以德居位的典范，孟子对此的诠释很能体现出儒家德治的思想：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曰：)“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在这里，孟子首先强调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贵为天子者亦不能以天下私相授受。舜有天下非尧授之，而是“天与之，人与之”。孟子引《尚书·泰誓》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孟子所谓的“天与之”实乃虚悬之辞，他着力指出的乃是“人与之”，实质是民与之，就是说，君因民而立，宜由民公举之，这正充分表达了儒家的德治原则。

为政以德，通过德治而达到理想社会的境地，所以儒家十分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孔子针对当时为政者道德败坏的现象，提出崇德的原则：“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他认为衡量一个为政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其是否具有优良的品德。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形成儒学的一大传统。

儒家之所以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一方面是因为为政者的言行对社会大众起着示范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儒家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引领着社会风尚，为政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促进理想社会的实现。这样，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意义就绝不像现代行政管理学所说的“行政伦理”那样简单，而是超越了现实的、具体的行政伦理，与儒家对大同理想始终不懈的追求紧密相关，故其有着较现代行政管理学所谓的“行政伦理”更为高远的境界。

儒家之所以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隐含着一种“幽暗意识”。身处无道之世的孔子把外在的忧患与内在的人格昏暗结合起来思考，“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因此，他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强调克己之功：“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他又很看重“自讼”。其弟子曾参提出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工夫：“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中庸》提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不仅仅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且要在“不睹”“不闻”时内心时时保持着诚，“不可须臾离也”。

孟子主张人皆有“善端”，但又认为这“善端”是很细微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故孟子极力提倡“君子有终身之患”(《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的性善论仍然隐存着幽隐意识。清初时，王夫之据此而提出“君子禽兽，只争一线”的观念。晚清时，曾国藩则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荀子的性恶论从人性本源处凸显了儒家的幽暗意识。宋明时期，儒家的这种幽暗意识获得进一步发展，学绝道丧、人心陷溺成为这数百年间儒家学者最多、最常见的感喟，而“存天理，去人欲”则成为他们共同的基本关怀。晚明时期，刘宗周所撰的《大学古记约义》掘发《大学》之旨而明“慎独”之要，更著《人谱》为儒家幽暗意识作一结穴。儒家从这种幽暗意识出发，认为为政者因为居于上位，握有权柄，所以更容易利用公权谋取私利、满足私欲，更容易使人性缺陷无法克服，而这对社会、民众的危害也更大。因此，儒家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实有基于其幽暗意识而对人性缺陷乃至生命阴暗面自觉克服的意义。

总之，儒家的为政以德思想，有着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希冀“得君行道”的宋明理学家更加注重“格君心之非”。比如，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著有《大学衍义》，希望通过进览这部“备人君之轨范”的著作以正君之心，他认为这是使政治清明的关键。又因为士人自幼诵儒经习圣道，无不是为了出仕——经世致用，所以其对自身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比如，有着从政实践经验的晚明心学家王畿释理学“复性”观，说：“吾人一身学问，只在改过。须常立于无过之地，方觉有过，方是改过真功夫。所谓“复者，复于无过者也。”罗洪先亦曰：“吾辈一个性命，千疮百孔，医治不暇，何得有许多为人说长道短耶?”这样一些思想及据之而提出的种种有关君德、官德的主张，与现代行政管理学上的“行政伦理”颇为相类，只不过前者更为注重的是为君、为宦者的道德自省自觉自律罢了。

结合现实，从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角度来省思，儒学为政以德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2007年2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做人与做官》中指出：

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

领导干部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要会做人，做好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洁身自好，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

领导干部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时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谦诚态度，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把做人的过程看做是完善自我人格、夯实从政基石的过程，把做官的过程看做是提升政德境界、践行为民宗旨的过程，就像毛主席当年号召共产党员的那样，把自已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007年2月12日，他在《生活情趣非小事》中又说：

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一名领导于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明辨是非，克已慎行，讲操守，重品行，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从这些对现代行政伦理和官德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吏治腐败与官员道德败坏、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早已为百姓深恶痛绝。当代中国容易使党失去群众信任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腐败不除民心不稳，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自古以来，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最渴盼的就是为政者执政为民。尽管党政干部中犯有严重腐败罪行的是极少数，但确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对党和政府来说，民心不稳、党心不稳是最大的隐患。

现实社会生活中，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与生活作风上的堕落往往联系在一起，有些腐败分子往往就是从不良作风滑向腐败堕落的深渊的。尽管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但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的案件仍时有发生，且涉案者呈年龄下降之势。如何有效解决此一问题呢?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并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近几年，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围绕反腐倡廉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观点主张。比如，“高薪养廉”、使廉政建设制度化，用“重典”治贪，这是颇有代表性的两点。但我们注意到，近几年公务员工资屡屡上调，其薪酬不可谓不高，而“高薪”的“阳光工资”制度之下贪腐行为却依然有之。我们认为，制度建设很重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确是关键，而治贪用“重典”亦不失为行之有效的非常举措，但徒法不足以为善。明初，朱元璋诏颁《大诘》等，将其反腐倡廉制度化，又用重典治贪，对贪官污吏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却远未解决贪腐问题。洪武一朝，贪官污吏朝杀暮生，始终没有根绝。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经验可资借鉴。李光耀、李显龙等新加坡领导人汲取中国的儒学智慧，在“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四个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廉政体系，“以德倡廉”则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以德倡廉”，是指通过道德教育倡导廉洁之风，树立廉洁意识，在思想上抵制、铲除贪污的念头，最终达到人不想贪的效果，这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功效。

我们认为，从现代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看，汲取儒学为政以德思想传统的智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十分重要。儒家为政以德，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修养，这既与其大同理想有机关联，又隐含着一种深沉的“幽暗意识”。儒学的这一传统启示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中，要以更宽阔的视野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理想犹如灯塔，指引着人生。为政者，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唯有如此，才能牢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立起正确的权力观，把自己始终当作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绝不谋求任何个人私利和特权。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同时，“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要开展伦理道德教育，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增强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使其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并通过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全社会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保证，如此等等，在行政伦理理论研究和行政伦理建设实践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待去做。

在西方社会中，幽暗意识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既然人性固有消极的阴暗面，而权力又会使之泛滥，“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那么就要通过权力分置、互相制衡的制度架构，行政伦理的强制要求以及法律规范的约束、舆论和民众的监督等来克制人性，防范权力。儒学为政以德思想中对于为政者的道德修养特别关注，尽管隐含着幽暗意识，但其对于权力腐化问题的解决是希望为政者通过内在道德的培养，以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现在来看，儒家这种让德性与智慧来指导和驾驭权力的理念虽然有意义，但是单凭此，并不足以完全解决权力腐化问题。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构中，我们还需要对儒学传统予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确立起人民主权观念。要使人民在共产党执政的构架下，不仅能够选择官员，而目能够严格监督权力的运作并及时纠正权力运作中的偏差。要做到只有那些得到人民的认可的具备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德才兼备者才能担任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并确保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的利益上，根据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自觉自愿地充任人民的公仆。我们认为，这样的观念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理论中的核心精神。唯有确立了这种观念并使之成为现实，上述正确的权力观、荣辱观才能真正确立起来，也才能通过行政伦理建设有效、有力地推动廉政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