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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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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诗学礼之庭训
发布日期: 2024-03-03 浏览次数:99 来源:《圣人家风》 作者:孔丽
孔子学以成师,凭借所学的广博知识、所修的高尚品德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伟大的私学教师。他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也在教诲着子孙。孔子对弟子教什么,也对儿子孔鲤教什么。《论语》记载了孔子教儿子学诗、学礼的典故,后人据此称其为诗礼庭训。
(一)诗礼庭训
诗礼家风的由来,可追溯至孔子对孔鲤的庭训。《论语·季氏》记载: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陈亢是孔子弟子,与孔鲤是同学。他觉得老师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儿子,对孔鲤“开小灶”,便问孔鲤有没有从父亲那里多学些什么。孔鲤回答没有,只是提到孔子问学诗、学礼两件事,告诫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陈亢听后,不但消除了原来的疑问,而且“问一得三”,有新收获:一是知道了学诗有利于提升语言表达水平;二是知道了学礼有助于在社会上立得住、站得稳;三是知道了孔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对弟子和儿子一视同仁,教授同样的内容。
从陈亢领悟“君子之远其子也”推知,孔鲤应当是和孔门其他弟子一起学习,孔子并未私下对儿子教授什么;只是平日家居时,问问学诗、学礼了没有,带有询问、检查的意味。孔子问学诗、学礼,表示他对诗、礼的重视,所以,当孔鲤回答没有学诗、学礼的时候,孔子立即指出了学诗、学礼的强大理由:
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
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诲是在孔子家“庭”中进行的,所以人们称之为“庭训”。后来,“庭训”成为典故,用来泛指父亲对子女的教诲。孔子的庭训重在学诗、学礼。孔氏后人高扬先祖之风,遵循先祖庭训,以学诗、学礼作为家学、家教、家风的重要内容,一脉相承,赓续不已。孔府内设诗礼堂,就是用来纪念孔子的诗礼教诲,而孔子后人也每每自称“诗礼世家”。由于孔子的庭训影响巨大,历史上不少书香门第或文化世家都喜欢用“诗礼传家,忠厚继世”来表示自己的家风。
诗礼庭训中还有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学诗、学礼共有的部分——学。孔子自身好学,以学为乐,在学中成就了自己,也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这一美好的习惯和品德,能够学有所成,继承自己的学问思想。孔子教诲孔鲤要重“学”,在《孔子家语·观思》中有记载:
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惟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失礼不立。
孔子告诫孔鲤,人的容貌形体、勇猛气力、先祖宗族都是外在的,不值得称赞与炫耀,只有学使人不断进步,使人具有广博的知识、内在的涵养。通过学,不仅自身有好的名声、闻名四方,还可以留名后世,为子孙后代带来好的影响。君子要通过学来增长知识与智慧,还要注意外在的仪容规范。不注意外在的行为规范,就不易让人亲近,无法让人亲近会失去信任,从而失礼,无法立足于社会。容貌举止可以使外在光彩得体,学可以使人聪明睿智,两者相得益彰,才能达到“文质彬彬”。
可见,学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六经”等文献典籍知识,也包括行为规范、道德修养等实践。以典籍为基点,将所学运用于生活实践中,学以致用,这是孔子学的根本所在。可以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是从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意义上来说的。
(二)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中,孔子多次以诗教育子弟,对孔鲤的告诫是“不学诗,无以言”,以“言”的功用来告诫儿子要学诗。诗与言之间有何关联?这其中有孔子哪些深意呢?这要从诗在春秋时期广泛的用途和深邃的涵义说起。
首先,春秋时期,诗常被用于治国、外交、宴会、应答等活动中,赋诗“言”志、断章取义是其中常有的形式,常被用来委婉而有力地表达志向、观点与看法等。
据学者统计,《左传》中仅对今本《诗经》引用就有一百二十多处,还有很多没有被孔子收入的逸诗。如,鲁昭公元年,晋国大夫赵孟与曹国大夫子皮等到郑国会见穆叔。赵孟赋诗《匏叶》,意在表明自己不会违背礼,有财物会与众人共享。穆叔接着赋诗《鹊巢》,赞赵孟有才华美德,受晋君重用,又赋诗《采蘩》,表示愿听从晋国号令。子皮赋《野有死麇》,旨在告知赵孟要以义抚诸侯,不要非礼相加。赵孟听后,赋《常棣》,表示要与他们友好相处。于是,几国达成了盟约,表示和平共处。
可见,诗在春秋时代诸侯贵族的活动中应用非常普遍。通过诗句应答,既可言简意赅、准确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又可显示文雅气质、文化内涵,继而达到交好各国、安邦定国的目的。只有对诗内化吸收,理解其精髓,才能够“言”,才能用于治国、外交、酬答等具体的活动中。仅能背诗,却不能领悟其根本,不能应用,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学诗”,贵在能“言”。
由此可知,“不学诗,无以言”,隐含着孔子对儿子未来的期待,希望他能够掌握诗这一套话语系统,有能力立于贵族文人之列,能在外交、酬答等活动中应对自如。
其次,春秋时期人们会根据所“言”诗,探知其品德、志向、修养等,进而,人们会依据其所“言”诗,决定如何与他相处。为何诗具有这些功效呢?这要从诗的独特性质与诗教功能说起。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认为诗可以兴起人真实的情感、性情,可以通过诗观时政得失、万物盛衰、世事变迁等,还可以表达、宣泄各种不满的情绪,最终帮助人们更好地相处,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和超越,回归于宁静平和之中。进而,诗使人行为中正,心智成熟,知善恶,明是非,达到“温柔敦厚”的诗教效果。
可见,诗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对人的成长影响巨大,从内在性情培养,到外在言行举止,再到与人相处、行为处事等,都起着引导规范作用。所以,孔子会再次告诫孔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强调孔鲤要学诗,特别是《周南》和《召南》。《周南》和《召南》是《诗经 ·国风》中前面两篇,是《诗经》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为《诗经》的奠基之作。如果不学这两者就像面向墙站立,不见前物,不能看清人生世事,不得前行,没有前途可言。推而言之,诗对人具有引领、教化作用,可以让人树立远大志向,明了人生世事,前途更为坦荡。
再次,诗影响家庭的涵养,可预知家族兴衰。诗让人从性情到行为、志向等诸多方面发生改变,这些改变进而会影响到家庭中的人。所以,诗可以进一步显示出家教情况、家族文化,从而能够通过所言诗预知某人及其家族的前景。这便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在古代的诸侯卿大夫与邻国来往时,人们通过其所言的诗,可以知道言诗者的志向,辨别其贤与不贤,进而推知家族未来的盛衰。
总起来说,诗涉及修身、齐家、为政等多方面,对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教化作用,对家族具有引导和陶冶意义。孔子要求孔鲤学诗,是希望他能够“言”于各个场合,能跻身于知识精英之中,能担当重任,更深切的期待是,他能够通过学诗,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行为中正得当,有远大志向与理想,进而能够使家族兴旺。所以,孔子将学诗作教子的首要之务,多次提及,实在是言简而意深。
(三)不学礼,无以立
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部分。孔子不仅把礼视为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且将礼植根于人的内在生命之中。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说,礼合于天的规律,因时因地制宜,是为政治国所需的制度规范。就个人修养来说,礼合乎人心所求,是人立身处世要遵循的规范准则。
孔子重视礼,教诲孔鲤“不学礼,无以立”,即若不学礼,不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则无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这里的学礼,既是知礼,知道礼的规范要求,领会礼的内涵,也是实践礼,依礼而行。学礼是知礼与行礼的合一。只是知礼,但是不遵循礼,甚至违背礼,那不算是学礼。
学礼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学习具体的礼仪、礼节等外在的制度形式;二是学习礼的内在义理,即礼所蕴含的精神、内涵。相应地,“立于礼”也具有两方面的内涵:立身与立德。
其一,学习并遵守礼仪规范,以立身。春秋时期,礼仪很多,体系庞杂,在日常起居、待人接物、婚丧嫁娶等领域都有具体的礼仪规定。其基本形式分为国礼、家礼、交际礼仪等,且有相互交叉的情形。家礼在形式上大致可分为生育礼、冠礼、婚礼、丧葬礼、父子之礼、夫妻之礼等。古代礼仪总称为五礼,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每一种礼都有明确的程序和要求,做错了不只是被人取笑,还可能触犯法律法规,甚至危及前途命运。
孔子自幼学礼、习礼,时刻以礼规范、约束自己,可谓世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孔子教诲孔鲤“不学礼,无以立”,是希望他也依礼而行,自觉遵守各种礼仪规范,从而可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行为无过。
其二,把握礼的内涵,以立德。孔子赋予礼一些新的内涵和深意,集中体现在“仁”的涵义上,将礼与仁结合起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他认为离开了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礼乐,仁是礼乐的核心内涵。孔子又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主张约束自己的言行以合礼的要求,才能实现仁。仁与礼紧密联系,礼不再是刻板的制度和规定,而是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有了内在的精神内涵。
学礼,更重要的是学礼的这些内在精神,让自己的精神得以“立”。“礼,与其奢也,宁俭”,礼与其有奢华的外在形式,不如有“俭”的内在精神,这是礼的根本。“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恭、慎、勇、直本是人的美好品质,如果没有“礼”作为内在精神的指导和规范,恭、慎、勇、直会走向另一端,无法“立”。只有学习礼的内在精神,领悟了礼的内涵,具有仁爱、恭敬、节俭、有节等品德,才能成就真正的君子人格,从而有所“立”。
由此而见,孔子教诲孔鲤“不学礼,无以立”,是希望他学礼、知礼,自觉循礼而行,更深一层是希望他能够明白礼的“义理”,掌握“礼”的精神内涵,培养仁、敬、恭等美好品德,成为“文质彬彬”的有德君子,从而更好地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四)诗礼为基,“六经” 皆学
孔子以“六经” 教弟子,自然也以“六经”教孔鲤,要他学好以《诗》《礼》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孔子选择诗礼作为庭训的内容,当然也有其特别用意,除了上面所讲的诗与礼在个人成长、家族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还因为诗与礼在施教体系中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且两者有密切的关系。
“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 ·经解》)诗缘于情,发于人的内心、本性,重视对人感情的抒发,可使人性情温柔敦厚。《诗》教是君子人格养成的起点和关键处,是内在性情改变的重要途径。“恭俭庄敬,《礼》教也”,礼以恭敬辞让为本,是人安身立命的规范指导和内在制约。两者相比,诗本自性情,更为侧重人内在心性的养成;“礼者,理也”,礼更重规范和制度的养成,更具理性。诗“发乎情”,是“民之性也”,需要礼“以治人之情”(《礼记·礼运》),弥补《诗》教“愚”的不足。诗与礼相结合,才能达到“发乎情,止乎礼义”,才能使行为恰当无过。
钱穆认为:“然孔子之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来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这指明了将诗与礼作为人的大本大原是孔子的一大开新,也是其思想重点所在。可以说,诗礼庭训是孔子对儿子的殷切希望,也是他对其整个家族的期望。
需要强调的是,孔子以诗礼来教诲孔鲤,并不是说只学诗学礼两个方面,其他的就不重要、不用学了,而是要以这两者为起点、重点,同时学习其他的典籍,学习“六经”。“六经”之教各有其特色:“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六经”从不同方面对人进行教育,培养人不同方面的品行习惯,常侧重于人某个方面的发展,各有其优势。《诗》让人变得温柔敦厚,善良温婉;《书》让人博古、通达;《乐》让人愉快、平和;《易》让人思想澄静、见解深刻;《礼》让人谦逊、庄重;《春秋》让人善于通过言辞判断是非。
“六经”用不同的知识、从不同的方面对人加以教化,既培养人的美德,又教人具有智慧,让人具有广博知识,又富有高尚人格,内在善良敦厚,外在彬彬有礼。可以说,“六经”构成了系统全面的教育体系,从不同的角度让人得以身心全面发展,培养人健全的人格品德。“六经”又各有其不足之处,“《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礼记 ·经解》)。所以,只有学习这“六经”,使它们相互补充,才能弥补各自的不足,使人得到整体发展,而没有偏颇失误。
孔子对孔鲤学诗学礼的庭训,实际上是让孔鲤学习“六经”典籍,并能够灵活应用,融会贯通。“六经”是孔氏家族世代学习传承的主要内容,成为孔氏家学的重要部分。通过“六经”的学习,孔氏家族中形成了重视修身养性、自觉循礼而行的良好风尚,养成以儒家思想为精神追求的家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