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作为一部记载春秋250余年史事的编年体史书，是“十三经”之一。《左传》长于记事，古人称赞它“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广记而备言”，是“史之极”也，可谓推崇备至。除了史料翔实、辞义赡富之外，《左传》还有着“其文缓，其旨远”的深邃内涵。魏晋时期为《左传》专门作注的杜预就深刻指出，《左传》具有惩恶劝善的思想意图。人们在对历史进行原始要终的阅读中，就能真切感受到个人国家兴衰荣辱背后存在的共性原因，从而在潜移默化的浸润中循正道、守正义、知戒惧。其中，《左传》极为强调廉洁之德，它提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刊之论，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将廉洁视作最大的道德，将奢侈视作最大的恶行，指出廉洁是国家发展强盛的道德基础。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国家秩序解体的混乱之中，诸侯国的命运浮沉不定，有的崛起为霸主之国，有的却国破家亡。在目睹不同国家的际遇后，《左传》作者对廉洁之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廉洁不仅是对个体持身的具体要求，更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由此提高了整个社会对廉洁的认识程度。
《左传》记载宋国出于政治私心向鲁国行贿，将本是郜国的大鼎献给鲁桓公，桓公为了炫耀新得的大鼎，将它放在了祭祀祖先的太庙里。对此，鲁国的贤臣臧哀伯劝诫桓公，指出君王应当宣扬美德，作为百官的示范。太庙是神圣庄严的地方，但是在陈设上却极其俭朴，盖屋顶用的是茅草，做垫子用的是蒲草席，祭祀食物用的是味道寡淡的肉汁和没有细磨的米，这样的做法是有深刻用意的，就是为了宣扬君王的节俭之德，以此教育百官民众。但是桓公却将贿赂得来的贵重器物放在太庙里，这是“灭德立违”的行为，百官会跟着效仿去追求奢侈生活，那么最后等待鲁国的就是官腐国败的结局。在与桓公的对话中，臧哀伯总结出了国家衰败的一般原因，他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国家衰败是由于官员行为不正，而官员行为不正是由于大肆接受贿赂。在《左传》看来，鲁国从国君到官员的失德败坏、追求奢靡生活，正是鲁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另外一则例子中，《左传》记载吴国夫差陈兵陈国时，令邻国楚国深感威胁，在楚国大臣们为此惊惧不安之时，大臣子西冷静剖析，认为夫差贪图享乐，“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夫差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到，玩赏喜爱的东西一定要随身携带，积聚奇珍异物，尽享游观玩乐，这是“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子西清晰地意识到虽然吴国看上去国势强盛，但却是外强中干，奢靡享乐之风早已使吴国根基败坏，不足以威胁楚国。
“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鲜明体现着这一时期典型的思想观念，即全书强调以“礼”和“义”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与道德原则。在《左传》作者看来，道义是礼制的精神，礼制支撑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而政治最终是用来端正人民的。换句话说，“礼”和“义”在根本上都是为了使人民过上殷实又守礼的生活，这样的思想同样体现在对廉洁之德的认识上。《左传》中大量记载了大臣劝诫君王应当守礼、体恤人民、不要沉迷于享乐的言论，反映出当时贤明之士以礼义和民情引导君王克制欲望、培养廉洁品德的普遍做法。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臧僖伯劝诫鲁隐公不要去棠地观鱼和季梁劝诫随侯要爱惜民力的两个故事。前一个故事是讲鲁隐公将在春天去遥远的棠地观赏捕鱼，对此臧僖伯进谏道：“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是物品不能用来讲习祭祀和军事，它的材料不能用来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就不应当去做。在臧僖伯看来，国君行事的出发点都应当是为了国家，而不能出于个人的享乐目的。如果国君听凭一己私欲任意胡为，就会惊扰百姓，这是“非礼”的行为，最终将导致乱政。在后一个故事中，随侯认为自己祭祀时用的牲畜毛色纯正且肥壮，盛在祭器中的粮食丰盛完备，他自信这样的行为能够取信鬼神，使鬼神庇佑自己打胜楚军。听了随侯的话，季梁却指出“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也就是说随侯的祭品丰盛不过是人民挨饿、国君贪婪得来的，祝史谎称这是国君的功德来祭祀，这样的做法根本不足以取信鬼神。接着季梁指出：“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人民内心不归附国君，鬼神也没有主宰，国君的祭品虽然看上去丰盛，又怎么可能求得福报？季梁最后提醒随侯不应当只是追求国君一人之私利，而是要“上思利民”，引导国君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从而克服自己的欲望。
“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作者深刻地指出安乐就好像鸩酒毒药一样，不能够贪恋，以此表明对享乐和欲望的高度警惕。“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左传》进一步指出骄傲、奢侈、淫欲、放荡四者极易腐蚀人的本性，它们是人走上邪道的内在原因，因此在生活中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对自己严加要求，不可心怀侥幸、沉迷享乐。《左传》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光辉事迹，他们对自己始终持身极严、对欲望始终保持清醒认识，体现了高尚的道德人格。
《左传》记载大臣敬仲请齐桓公宴饮，齐桓公喝得非常尽兴。不久天黑了，桓公命令人点上灯继续喝，但是敬仲却辞谢说：“我只知道白天招待您，不知道晚上陪饮，不敢奉命。”《左传》特意将这段对话记录下来，表明对敬仲行为的高度赞赏，并进一步评价他“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认为敬仲只是用酒来完成款待国君的礼仪，自己并不沉迷，这是符合义的行为；不仅如此，敬仲还能够引导君主节制欲望，这更是符合仁的行为。
宋国大夫子罕身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不为欲望所困的独立品格。宋国有人得到一块宝玉，想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把这块玉给玉工看，玉工认为这是块宝玉，我才胆敢献给您。”面对献玉之人的恳求，子罕完全不为所动，清醒地说道：“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这是说子罕以不贪婪为宝，献玉之人以玉为宝，如果子罕接受了玉，那么两人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人保有各自的宝物。子罕的言行体现了孔子“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的思想，是古人以德行节制欲望的生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