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是春秋末期鲁国的国君，文献记载中，他并不是一个有突出功绩的国君，但在清华简《良臣》中，将鲁哀公与晋文公、楚昭王、齐桓公、越王勾践、秦穆公等春秋时期的著名国君同列，且将季氏和孔子视为鲁哀公的良臣，“鲁哀公又季孙，又孔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我们知道，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时已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病逝，由此可知，孔子与鲁哀公的相处时间不过五年。但儒家典籍及诸子文献中有大量的鲁哀公与孔子对话的资料，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很多孔门弟子，新出土文献如上博简《鲁邦大旱》《相邦之道》也都载有孔子与鲁哀公的内容。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五年的相处时间里，孔子在治国、修身等方面力谏鲁哀公，可以说做到了“以道事君”，可谓“良臣”。
鲁哀公虽为鲁国国君，国家权力却掌握在“三桓”手中。鲁哀公身边还有三个佞臣，对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对外阻挡四邻诸侯国的士人来到鲁国，使得社稷不宁。针对这种情况，孔子劝谏鲁哀公要选贤任能。《韩非子》中记载：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韩非子·难三》）
叶公子高、鲁哀公和齐景公三人同样问政，但孔子根据各国不同的现实状况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具体到鲁哀公，孔子建议“政在选贤”。与此段相近的记载又见于《孔子家语·辨政》与《说苑·政理》，只是两处分别是“政在谕臣”“政在于谕臣”。谕是教导、教诲之意，“谕臣”与“选贤”虽然具体意义有别，但均指鲁哀公身边的辅政大臣应是贤达良臣。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回答说：“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孔子家语·贤君》）孔子认为卫灵公尚可称得上贤君，因为从朝廷处事上来看，卫灵公能够尊重并任用贤士。比如，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是一个有智慧、有诚信的人，卫灵公委以重任；士人林国善于发现人才、举荐人才，使得卫国没有游荡放纵之士，卫灵公非常尊重他；士人庆足在卫国危难时被举荐出来处理政务，国家平安时他就隐退，以让其他贤能的人用之于朝廷，卫灵公也非常敬重他；大夫史要离开卫国，卫灵公就住在郊外三天，不近声乐，一定要等着史回国后才回宫。孔子认为卫灵公尊重贤士、任用贤能，可称之为贤君。
清华简《邦家之政》也记载某公向孔子问政，某公很有可能是鲁哀公。孔子回答说：“邦家将毁，其君听佞而速变。”
孔子告诫鲁哀公，一个国家的“成”与“毁”，在于君主选用什么样的臣子：一个治理成功的国家，其君多会选任贤才；一个即将毁灭的国家，其君主往往任用佞臣。《论语·为政》篇中也记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用以“直”废“枉”来说明任用正直、贤达之人的重要性。
在君臣的一问一答间，鲁哀公也意识到贤达的重要性，也向孔子求教什么样的人可称为贤人，孔子回答说：
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
孔子认为贤人之好恶、取舍与百姓相同，言行举止可以成为天下的典范，同时又不伤及自身之人。若为匹夫，努力通过辛苦劳动过上富贵生活；若为诸侯，已然富贵，则不再奢求钱财。这才是贤人。而且，他认为儒者是辅佐国君的贤达之人，因为真正的儒者能做到毫无二心地向君主推荐贤能：“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孔子家语·儒行解》）儒者在举荐人才时，对内不避亲属，对外不避与自己有仇怨的人。度量功德，积累政绩，不是为了谋求更高的爵位。推举贤人，荐进能人，不是为了获取回报。君主能够依靠他们的志向实现自己的抱负，老百姓能够依靠他们的宽厚仁德生活得更好。儒者只求有利于国家，并不是为了贪图荣华富贵。这就是儒者推举贤能的风格。
能够任贤使能的君王首先需要自身修身立德。上博简《鲁邦大旱》记载，鲁国发生了大的旱灾，鲁哀公问孔子该怎么办？孔子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认为鲁哀公施政刑罚失措、德行不修是导致鲁国大旱的原因，需要鲁哀公修身立德。孔子曰：“夫政者，犹蒲卢也，待化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孔子认为，为政就像蒲苇一样，要得到雨水的滋养化育，才能迅速成长，所以为政的关键在于获得人才。而获得人才的关键在于为政者要加强自身修养，加强自身修养的关键在于树立仁爱之心。此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的意义相近。孔子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王修身立德不仅可以吸引人才，而且还可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引导下属及百姓端正自身，提高道德品质。而如果君王不注重自身道德，就会丧失君位，严重者甚至国家灭亡，“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礼记·礼运》）。正因为此，上博简《相邦之道》记鲁哀公向孔子请教“相邦之道”时，孔子不以为然：
孔子退，告子贡曰：“吾见于君，不问有邦之道，而问相邦之道，不亦愆乎？”
“相邦之道”是臣子之道，“有邦之道”才是君王之道。孔子认为，作为一国之君的鲁哀公，不想着如何提升自身的治国理政才能，却问臣子之道，这不是失问了吗？
鲁哀公也经常向孔子请教一些小问题，孔子回答时总能引导到修身立德方面。有一次，鲁哀公问舜戴什么帽子，孔子批评他提问题不是从重要的开始，而是纠结于细枝末节，他说：“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是以缓对。”（《孔子家语·好生》）孔子认为舜做君主的时候，爱惜生灵，不嗜杀戮，任用贤明之士而摒弃不肖之徒，德行如天地运转而虚静无欲，教化如四时交替而孕育万物。因此，天下之人普遍接受舜的教化，并通达于四方异族，凤凰飞翔集聚，麒麟也纷纷到来，连鸟兽也顺从德化。出现这种现象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舜为政以德的缘故。而现在鲁哀公放着这个大道理不问，却关注于冠冕之类的小事，所以孔子不愿意回答。
还有一次，鲁哀公跟孔子调侃有人忘事严重，搬家时竟然忘了妻子。孔子转而说：“昔者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乐，耽湎于酒；佞臣谄谀，窥导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诛桀而有其国，此谓忘其身之甚矣。”（《孔子家语·贤君》）孔子认为像夏桀这种忘记了祖先的为政之道、破坏了祖先的典章制度、纵情享乐、听信佞臣的暴君，最终身死国亡，比搬家忘记妻子的人更甚。孔子希望以此来劝谏鲁哀公要遵循圣王之道，以德治国。
孔子对鲁哀公说：“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哀公问孔子，礼为什么重要，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礼记·哀公问》）在百姓的生活中，礼是最大的。因为没有礼，就无法敬天地；没有礼，就不能分君臣上下不同等级；没有礼，就不能分亲族的亲疏远近。换言之，百姓懂礼，就可以懂得敬天地、辨尊卑、别亲疏。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穿的衣服是否是儒服，孔子说：“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他认为，君子应该博学多识，穿衣服只不过是入乡随俗，不必过于关注。一个很小的穿衣服的问题，孔子则趁机告诉鲁哀公要多学习，博学多识。平时所穿服饰与礼仪服饰意义是不同的。鲁哀公曾向孔子询问：“各种礼制用的大带、委貌、章甫等衣冠，有益于仁政吗？”孔子听闻突然变了脸色，认为君王这样问很不合适，他说：“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亵慢，非性矜庄，服使然也；介胄执戈者，无退懦之气，非体纯猛，服使然也。”（《孔子家语·好生》）不同场合的礼服与装束对人有着规范、约束作用：身穿丧服、手执丧杖的人，心思不在音乐上，并不是耳朵听不见，而是因为身上穿的丧服使他这样；身穿华丽礼服、头戴礼冠的人，容貌举止庄重，这并不是本性矜持端庄，而是因为身上穿的礼服使他这样；身着铠甲、手持兵器的人，毫无退缩、怯懦的样子，并不是他本身纯正勇猛，而是身上穿的军服使他这样。礼服是礼制的一部分，可以塑造人的行为举止，对政治有益。
在孔子的影响下，鲁哀公也注重礼，曾让孺悲向孔子学礼，“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杂记下》）。在现有的文献中，确实没有见到鲁哀公太过失礼的行为，当有孔子的劝谏之功。
孔子归鲁，“哀公使以币如卫迎夫子”（《孔丛子·记问》）。“以币”指带着玉帛礼品，是高规格的礼遇。然后，鲁哀公接待孔子，让他住在公馆，可见对孔子的礼遇之高。在公馆里，鲁哀公设席宴请孔子，并向孔子请教儒者之行，孔子将儒行概括为强学力行、容貌敬慎、居处修身、言行中正、不宝财禄、见利思义、刚毅有节、仁义忠信、安贫守道、穷而持志、宽裕有礼、举贤援能、与人为善、傲毅清廉等。“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礼记·儒行》）鲁哀公听闻此言，言语更加诚信，行为更加符合义，并说终身也不会拿儒者开玩笑。
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一系列问题，包括什么是“敬身”，什么是“成其亲”，什么是“成身”，为什么要尊崇天之道等。孔子都一一回答后，鲁哀公说：“寡人既闻如此言，无如后罪何？”（《孔子家语·大婚解》）可见，鲁哀公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也有对自己可能做不到的担忧。孔子听到这句话后也感佩鲁哀公的反思能力，说：“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孔子家语·大婚解》）认为鲁哀公有做一个好国君的潜质。
《孔子圣迹图·侍席鲁君》
鲁哀公经常向孔子请教问题，无论孔子的回答是什么，鲁哀公总是表示认同和敬佩，并在行为上约束和改进。当鲁哀公问孔子，有什么办法让鲁国国势弱小时能防守，国势强大时能攻伐，孔子告诉他：“使君朝廷有礼，上下相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雠也，将与谁守？”要朝廷遵守礼制，君臣之间相敬相亲。哀公认为孔子说得对，于是他“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孔子家语·五仪解》）。鲁哀公听从孔子的建议，废除了禁入山林川泽的各项政令，取消了市场关卡的税敛，使百姓得到实惠。
据《公孙尼子》记载，孔子生病时，哀公派医生去诊治。孔子去世后，鲁哀公致辞哀悼：“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说孔子抛下他一人在君位上，孤孤单单，从此没有了效法的榜样。从语气看，鲁哀公确实是非常悲伤难过的。
从上述资料分析可知，鲁哀公虽然并不是一个贤君，但想做一个贤君；他礼敬孔子，多次向孔子问政，也做过一些努力和改变。因为史料所限，鲁哀公是否真的听从孔子的劝谏而任用贤能，还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真正选任贤才，我们未可知。鲁哀公是否在德行修养方面有所进益，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二人对话可知，鲁哀公非常敬重孔子，孔子也不讨厌鲁哀公，虽有失望，但也多次鼓励和肯定。孔子曾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义侍奉国君，如果行不通，就辞职不干。孔子能不断地劝谏鲁哀公，没有放弃，说明在鲁哀公时期，“以道事君”是行得通的。清华简《良臣》中列举春秋时期的贤君时，鲁哀公赫然在册，或许有一定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