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 (1762-1836)在《自撰墓志铭》中抒怀道：“夫平生罪孽极多，尤悔积于中。至于今年，日重逢壬午，世之所谓回甲，如再生然。遂涤除闲务，蚤(早)夜省察，以复乎天命之性，自今至死，庶弗畔矣。”壬午年(1822年)，丁若镛迎来六十岁回甲，回顾自己的一生，他通过自我省察恢复天性，望至死无违逆，这似乎不仅自然地到达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耳顺”的阶段，而且也很好地说明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般而言，21世纪被宣扬为“百岁时代”，即便如此，许多六十多岁的人都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和气力大不如前。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他们对寿命的期待在减少，而且会感到自己的认知能力也在逐渐降低。同时比起制定新的目标，他们在保障生活稳定的适当范围内努力感受满足；比起沉溺于负面情绪，他们努力去体验更多积极的心态。故孔子提出的“六十而耳顺”已然成为伦理或哲学命题。对于正在体验“六十而耳顺”的笔者而言，其意义也非比寻常。

中国古代也以客观年龄为标准划分人生的阶段，《礼记》对此有所记载，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分别被称为幼、弱、壮、强，五十岁以后的人被划入老人的范畴。在解释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人的一生时，古人将四十岁设定为出仕的年龄，将七十岁设定为退休的年龄，用具有衰退意义的“艾”代表五十岁，将其看作逐渐老去的年龄，同时以五十岁以上的人为对象提出敬老、养老的规定，并设定一百年为最长期待寿命。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对于人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伴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众所周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儒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人如何通过自我修养实现道德的完善，其他的都是为了对其进行具体说明的理论。人们试图探究人是怎样的存在以及应当是怎样的存在，最终超越自己的内心，表现出想要解决家庭、社会以及国家问题的使命感，这同时也是时代性的苦闷。《论语》中提到孔子对人的洞察，但正如后期儒学中整理的一样，他并没有试图建立起精密的逻辑体系来解释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将孔子对人的理解看作具备哲学或宇宙论体系的“人性论”。孔子通过源于自身体验的洞察，乐观地看待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实践，自已也由此变得更加成熟。因此，对于孔子的“人论”，与其说它是哲学逻辑，不如说它是真实地展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体验以及与此相关的实践期待的自省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孔子的这一“人论”，为所有人在自身的人生体验中追求和实践何种道德价值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

孔子被誉为“至圣”“万世师表”，他将人生的各个时期与明志、立身、求道的经历和期待融合在一起来表达，让所有人都注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标志着修养和成熟的阶段。同时强调，每个人人生的阶段体验各不相同，但为了处世以及实践道德，坚定意志十分重要。孔子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以下过程，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将一生分为六个阶段，论述了责任的自觉、成长、人格的成熟等。他将各个年龄段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看作教育的自我实现。他抒怀道，在自己的生涯中，十五岁是探求知识的开始；到了六十岁的“耳顺”阶段，做到了一种承认人的生活多样性的悠然态度；到了七十岁，即便随心所欲地行动，也能符合人类应遵循的规则。

如上所述，在《论语》“志于学”一章中，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讲述了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在儒学中，孔子被推崇为做人的典范，因此，他对自己人生历程的直接讲述足以引起儒学学者的关注。就“耳顺”而言，历代注释家的见解或现代研究者的解释大致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将“耳顺”理解为五十岁“知天命”的结果与深化，达到无论听到什么话都可以理解的境地；二是将“耳顺”理解为放下“知天命”带来的觉悟自信，谦虚地倾听人们的声音以再次与世界沟通。这些解释的前提是，在“耳顺”的设定中，是以学识和经验的积累才是完成道德价值的必要条件这一意识为前提的；从另一角度来看，体现了贯穿孔子以后儒家思想的知识和道德一元统一的原型。

为了让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重新认识“耳顺”的意义，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宋代以前对“耳顺”的几种主要注释。注释者大都是为了强调孔子的非凡之处，“(郑玄曰) 耳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皇侃曰)顺，谓不逆也，人年六十，识智广博，凡厥万事，不得悉须观见，但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故王弼云，耳顺言心识在闻前也。孙绰云，耳顺者废听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复役而后得，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也。李充云，耳顺者，听先王之法言，则知先王之德行，从帝之则，莫逆于心，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也”。对于耳顺的解释，并非接受和理解非特定的多数人或特定个人的言语问题，而可以解释为不必再听从和学习自然与世间的道理。也就是说，道德修养的成熟就是已经超越五十岁“知天命”的阶段，所有的道理都能被心领神会。在如此多样的注释背景下，时代状况所具有的特性无疑正在显现出来，因为儒学的价值就在于每个小的经传句节都具有时代性。

到了宋代，强调通过“居敬穷理”可以到达圣人境界这一道德修养，随着“四书”被重视，《论语》再次受到关注，同时对于“耳顺”的解释也出现了不少变化。朱熹对“耳顺”的解释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论语集注·为政四》)，认为“耳顺”的境界不止是“心知”，也不必重新思考“知之之至”就能马上理解。故朱熹将“耳顺”理解为“知”的极致，并最终认为“知天命”和“耳顺”都在“知”的延长线上，即“或问，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极其精，六十耳顺，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顺是事理皆通，入耳无不顺。今学者致知，仅有次第节目”。“耳顺”被看作代指可视现象世界的“事”和代指本质道理的“理”都达到顺畅无阻的境界。因此，从“知天命”到“耳顺”的过程并非获得新知的过程。也就是说，虽然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到达“知天命”的阶段，但从“知天命”到“耳顺”，即便不努力，“知”也能达到相通的境界。因此，朱熹的这一解释最终被评价为“根据自己的存在论和心性论，将‘不惑—知天命一耳顺’的阶段视为知的深化过程”。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有评价认为，孔子在“知天命”之后提到“耳顺”，是“从绝对确信的具有超越性的神圣感中，将神圣的光芒变得柔和，再次与凡俗的世界融为一体”“首先是内心的想法与外部规律毫不相悖的内外和谐；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是内外实现完全贯通的阶段，即内在的神圣与凡俗的日常规范达到和谐的“和光同尘’的完成阶段”。

对此，朝鲜后期的实学者丁若镛认为“耳顺”比“知天命”成熟了一个阶段，以此为前提，“耳顺”并非意味着圣人的神秘，而是“知天命者，达天德也，其级至高；而所谓耳顺，又在其上，耳顺岂易言哉。毁誉荣辱之来，凡逆耳之言不能不拂其心；若深知天命，浑融纯熟，则毁誉荣辱无可以动其心者。无可以动其心，则无可以逆其耳。此之谓耳顺也”(《与犹堂全书·论语古今注·为政第二》)，与其将“耳顺”的意义看作“知”的进展，不如将其解释为在日常生活中不为外部刺激所动摇的内心。日常生活中成熟的内心，并非神秘的或只有圣人可以达到的境界，而是意味着自然而然地接纳世间所有的事。

如前所述，对于“耳顺”的传统解释大致是其为“知天命”的结果或深化，即便不努力也可以达到的觉悟的最高境界，人们对此大都认同，但还有种观点认为，为了与世界沟通，要注意世人的声音，强调与觉悟的关联性。进一步具体而言，就像“比起自己的父母，人们更与时代相像”这句话，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对“耳顺”的解释各种各样。这也都是在向世人宣告儒学具有的时代生命力。下面的引用内容虽然有点长，但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下近来对“耳顺”的两种解释。

耳顺：有人认为是指听人说话能辨明是非，未必。古人解为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所闻皆道也。义近。其实，更准确的意思可能是：闻听事情之然，即知事情之所以然。正像《论语·里仁》篇所记孔子之言：‘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在这样的境界中，孔子可以由结果推知原因，可以判断事情的发展趋向，他已清楚，人形形色色，错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错误就由什么样的人来犯。仔细观察这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人说出什么样的话。既然如此，不论什么样的言语，都不足以令人大惊小怪了。

这一章非常有名，是孔子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写成的简单自传，但历来的解释都忠实于教条地崇拜孔子的立场，我则对这种解释是否是历史事实表示怀疑。我一直认为孔子的心境随着不断的修养与岁月一起成熟，但其实际人生是有节奏的，并非无限延伸的直线。当时，七十岁算是罕见的长寿，可能相当于现代的九十岁或一百岁。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人生的圆满完结。这种情况下，人生大致可描绘出抛物线形状。有人说偶尔也会出现气力一直比较旺盛的艺术家或学者，但对此我不相信，因为这大概都是些阿谀奉承的话。

描绘孔子一生的抛物线的顶点应该是“知天命”的五十岁之时。这个天命是个问题，对孔子来说，天还不是执行正义的神。上天拥有完全无法预知的可怕力量。无论如何尽人事，上天都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可怕力量。无论怎么尽人事，事情也会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会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因为这就是天命，即上天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停下努力的脚步。超越成败的奋斗是孔子最后的觉悟。

耳顺与不逾矩是孔子对体力与气力衰退的觉醒，也是哀叹。最重要的是孔子自己在晚年也哀叹其衰退，他不是也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吗？不发火绝对不是美德，即便如此也不是说可以随便发火，因为发火的方法也有很多。不逾道也是同样道理，因为通过意志的力量自制才是美德。不逾道，就像血液不流通的机器。我认为这展现了历经风霜方领悟到不可如此行动的孔子的面貌。

第一种解释中“耳顺”的意义，与其说意味着听别人的话明辨是非，我认为“闻听事情之然，即知事情之所以然”的意思更加准确。即用结果引出原因，判断事情的发展趋势才是“耳顺”的境界。以经历“不惑”和“知天命”的阶段为前提，无论别人说出具有何种意思的话，都能清楚地知其所以然。这意味着已经超越了能够分辨是非的层面。对第二种解释，因为历来的解释都出于教条地崇拜孔子的立场，所以我认为有违背史实的部分，尤其是“耳顺”，它并非意味着超越了“不惑”和“知天命”的修养阶段，几乎达到了完成修养的阶段，而是意味着人生的圆满完结，这大概是孔子意识到体力与气力衰退而哀叹的话。另一方面，即便人类有时对天命的作用无可奈何，但也意味着通过超越成败的奋斗和意志的力量努力使人不逾道并抑制怒气的美德。对于生活在当下的现代人而言，我们应该可以对这一解释的现实性产生共鸣。

基本而言，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解释“耳顺”，就是耳朵顺利接受的意思，即不逆耳。单纯看字义的话，可以理解为对外界的声音，特别是别人的话能很好地理解并接受。即“耳顺”意味着用耳朵听，用心接受，因为对道理圆熟，听别人说话，就会明白其意义。历经“知天命”这一阶段后再设定“耳顺”，并不是说止步于了解天命的方向，而是意味着将其升华为自己的东西。即觉悟到用尽自己的力量也无可奈何的命运和宿命，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对道德、社会使命的感受体会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原理。进而，在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中深刻地认识问题，进一步超越自己，完成道德价值阶段，升华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一社会价值阶段，对它的这一特性我们也有必要理解。因为孔子认为所有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生存，社会也存在于个人日常关系的框架及其延伸中，而并不认为社会是超越个人而存在的实体。如此，孔子观察世人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本质上来说，人类是处于关系之中的社会存在。换言之，社会这一实体是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存在，构成社会的除了个人的存在意义之外，还有在他们之间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基本秩序。个人的道德觉悟与实践的结合之处便是孔子“耳顺”的所在之处。

如此看来，孔子《论语》开头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话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孔子在这里宣扬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始于学习”这一基本命题。上引三句话分别展示了处于学习过程和达成目标过程中的人的面貌，展现了在社会关系中与他人和谐共处的人的面貌，展现了自己成为所有沟通和关系的主体，并不断完善自身德行的人间君子的面貌。通过这一宣言，可以确定“志于学”一章的基本理论，可以说修养的所有阶段都与学习联系起来理解的观点也都始于此。如此，“耳顺”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指自我内在道德的完善，而是指以学习为前提，在看起来处于“知天命”阶段的天人关系基础之上，毫无违逆地接受人生与社会问题。因为孔子认为，在天人关系中，比起扩大“天”的不可知性，扩大人类存在的道德意义更为重要。

扩大人存在的道德意义，与下面的评价一脉相承：“孔子通过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缘由进行不断省察，重新设定了君子的形象，即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炼可以说是理想模型的天赋之德，从而实现仁的高尚人格。在从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对人的理解的传承中，以王权为中心，把圣人、君子、贤人等传统形象看作是实现‘仁’的人格高尚者并进行新的诠释，从而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论。”同时，“耳”蕴含“知言”和“知人”的意义，可视为具有“知”的意义；“顺”蕴含“善解人意、善待别人”“爱人”的意义，可视为具有“仁”的意义。以此为前提，有学者将“耳顺”理解为对他人的关怀。

对他人的关怀当然与共鸣有着密切的关系。共鸣不同于同情，共鸣是指理解他人的特殊情绪状态，并与之分担，这与关心他人的安宁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因此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对他人的关怀不仅能巩固人类道德的存在意义，激发人的道德情怀，还成为亲社会行动的典范，提高人的生存价值。同时，关怀为共鸣和正义这一道德原理提供了基础，从这点来看，它还蕴含除伦理意义之外的价值。鉴于此，展现孔子智慧和仁心的“耳顺”这一道德命题，在迫切需要实践共鸣和关怀的 21 世纪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