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塑造中华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也是整个儒学传承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第一位原住民。孔子儒学即原始儒学、先秦儒学，亦即原汁原味的正宗儒学。深入挖掘孔子儒学宝库中的思想特质、理论品格、价值偏好，深入探析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把握中华文明，进一步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自信。

一、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2021年3月22日，正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来到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在考察中，习近平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认真研读先儒时贤的有关高论可知，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系的重要论述，有着扎实的学理依据和学术根基。早在1986年，侯外庐和冯友兰就曾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阐释过“中国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侯外庐指出：“在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决不能离开包括儒学在内的全部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当然，我们也还要尽力吸取外国一切优秀文化来丰富我们的新文化。”冯友兰更是指出：“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所以有中国特色，就是因为它对古代文化有所继承。”

儒学是一门具有很强传承性的学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儒学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关系非常密切。儒学的传承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历史得以绵延几千年而未断绝，中华民族得以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都由思想文化的一以贯之、一脉相传决定。儒学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主干、灵魂，在中国人精神塑造、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产生着根本性影响，没有儒学的赓续不绝，便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传承文明，首先要确保承载着民族核心价值理历史记忆清晰完整，且足以令人自豪自信。搞清楚儒学以及作为其核心的经学之传承，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传承发展。

首先，来看经学。孔子总结整理了他之前三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形成传诸后世的“六经”，开创了经学。由《易经》《诗经》《尚书》《春秋》《仪礼》《乐经》所组成的“六经”，不仅是儒家经典，更是整个中国最为宝贵的历史文化典籍。孔子在五千年中国文化上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正因如此，柳诒徵才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清代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传统经书皆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们告诉后来的中华儿女，自己从哪里来，应该走向哪里。如姜广辉所言：“‘六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六经’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魂。”可见经书地位之重要。随着经学发展，“六经”最终扩展为“十三经”，支撑起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大厦、心灵大厦。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依旧是“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中国人的言行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经典所提出的各种仪范准则，中华民族以“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价值偏好，从历史深处走来，又坚定地走向远方，走向未来。

其次，从“统”的角度看儒学。按照《四库全书总目》“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之说，孔子既创建了以“六艺”为核心的“经学”体系，又开创了“六经以外立说”的儒家“子学”体系，儒学既是六经之学，也是诸子之学。其一，儒学特别注重血统传承。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为孔子及儒家所认同并承继，儒家形成重视血统赓续的传统，并由此确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式理想人生路径。在中国古代，家风家训普遍兴盛便是血统赓续与儒学发展、文脉延续实现完美融合的具体体现。姜广辉等撰文指出：“正是血缘宗族社会的内在需求，为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传统价值观提供了存在的合理依据，而作为中华元典的“六经”，正是传统价值观的承载者。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国“连续性”形态的文明。”，受血统传承的影响，儒家又提出了道统论，在精神之家中又人为制造出了一根价值链条。儒家道统论的出现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最具代表性的儒者几乎都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韩愈是儒家道统论的承上启下者和集大成者。在《原道》中，他比较完备地表达了自己的道统观：“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受韩愈影响，在儒家道统中，公认的传道谱系一般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在这一链条中，孔子最为特殊，他是第一位没有实际君权的儒家典范人物，因此被称为“素王”。虽然呈现在字面上的儒家信仰人物仅十余人，但这个“阵容”却具有极高的凝练性和代表性，甚至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中华文明中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体现出历代儒者自觉承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而在其中，孔子最具返本开新、承上启下的思想特性和文化意义。

儒家这样重视血统和道统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偏好，确保了儒学和经学得以连续发展而不被历史的黄沙所掩埋，也不被血腥的刀剑所斩断。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倘若司马迁能够活到今天，他便会看到，孔子又何止传了十余世！

二、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是由其创新性所决定的。《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生前便被人看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让“尧舜之道”（亦曰“文武之道”“周道”）大行于天下，孔子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常年奔波在多个诸侯国，受尽苦累。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进取精神。在进取中，孔子一方面坚持“守正”“尊古”，另一方面也做到了“不守旧”“不复古”，而是坚持与时偕行，因革损益。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孔子所守之正、所尊之古，在我们看来，正是儒学中亘古不移的所谓“常道”。而这个“常道”，见仁见智，不同人给出了不同总结，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表述形式上的，本质上并无不同。如，李存山就把儒学中的“常道”概括为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并将其凝练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还认为这便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华精神”。

《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首先要说，“道”与“器”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在社会发展进步和人自身成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我们认为，“道”是恒常不变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也是我们所守的那个“正”；而“器”则是在“道”的指引下，不断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不断变化的，这种科学的、合理的变化，便是创新。对比“道”“器”可知，“道”重传承，“器”重创新。于儒学而言，“道”属于原则性、历史性、传承性、连续性的话语范畴，而“器”属于灵活性、时代性、发展性、创新性的话语范畴。

单就儒学的创新性而言，其体现可谓是在方方面面，这些具体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甚至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质。限于篇幅，本文只以例证形式，简单回顾儒学创始人在概念和观念两个方面的创新之举。在概念创新方面，以“君子”为例。“君子”在孔子以前专指贵族子弟，是一个政治词语。孔子赋予“君子”以新的内涵，一方面并不否认其作为贵族子弟的代称，但另一方面，孔子更创造性地将“君子”当作一个道德词语，把自觉践行儒学价值理念的人统称为“君子”。为了便于人们对作为“精神贵族”之“君子”的理解，孔子又一次创造性地引入了“小人”的道德概念，以此作为“君子”的“对立面”，通过二者之间的形象对比，道德化的“君子”便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之中。在观念创新方面，以教育思想为例。孔子倡导“有教无类”，空前地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成功开创私人办学的历史先河，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且还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保障。有学者撰文指出：纵观中国教育发展史，孔子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他拓荒性地开启了中国古代教育改革的新纪元，他所提出的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教育私立化、教育系统化、教育去宗教化等理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而且对后世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孔子在教育上创新之举的历史影响和文化意义，论者颇多，自然无需赘言。

三、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费孝通曾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自三代时期，中华民族就开始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尚书·小雅》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尚书·尧典》有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倡行的是礼乐文明，追求的是天下的安宁统一。尽管孔子并没有直接说出“大一统”三个字，但他承继三代思想，也曾在言语中明确表达出追求“大一统”的愿望。孔子在著名的《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并阐释了“天下为一家”的思想，显然是在说明，那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只有在“大一统”社会中才能变成现实。孔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中，天子（王）为最高精神纽带，他在《礼记·坊记》中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为达到尊王以维护“大一统”局面的目的，孔子面对礼坏乐崩的乱世，作《春秋》，为后世树立起“春秋笔法”。“大一统”三个字首次见诸文献，是出现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作者是孔门后学公羊高。公羊高是孔门高足子夏的弟子，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之语应对公羊高产生过影响。从孔子的“天下为一家”，到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再到公羊高的“大一统”之论，师徒三代之间形成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链条。此外，孔子还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孔子坚定地主张，天下政令应自上而下，出自作为圣君明王的周天子。

自秦朝以后，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史上，追求“大一统”始终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主旋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西方，特别是欧洲完全不同的道路。不仅汉族政权，哪怕少数民族政权，如蒙元和满清，他们的帝王无不在积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既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政治智慧。”如丁鼎所言：“中国之所以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国家，并能够在屡次分裂之后终归统一，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在一定意义上应归功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中华文明统一性明显受到孔子儒学“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在孔子的精神感召和思想指引下，历代中国人牢固树立起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始终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每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总能彰显出团结所带来的磅礴伟力。1995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在湖南吉首举办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形成一个共同看法：56个民族尽管存在差异和独特性，但彼此间的共性是基本的和主要的，这一点应归功于儒学，儒学是古代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儒学不属于哪一个民族，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四、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我们可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虽然中华文明并非指政治文明，但中华文明却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所产生的独特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由生活在当下中国的56个民族共同缔造，民族多样性必然导致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又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是多元一体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不是一种单一的文明，不是由单一民族所创造，也不是在单一宗教的支持下所创造的，它由在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繁衍生息的所有民族所共同创造，由儒、释、道、墨、法、兵、阴阳、纵横等各家各派所共同创造，包括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武茶香等内容，主线清晰有力，旁支丰富多彩。

从文明与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我们也可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流传至今、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一直处在一个因内外力作用而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动态之中。一方面，中国本土文明多元多样，儒学、道学（道教文化）、佛学等，内部本身就在不断进行着文明对话与交融。特别是对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培塑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倡导学习、心胸开阔、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流派，因此中国本土各种文明能够比较顺利、合情合理地融合在一起，难怪中国人在日常生活、言谈举止中往往呈现出亦儒亦佛亦道亦墨、非儒非佛非道非墨的状态。姚中秋通过回溯中国历史提出，中国自古就形成了“一个文教，多种神教，文教涵摄神教”的复合格局，并认为这种复合格局复合“中道”，体现了中国文明的高明之处。另一方面，中华大地本身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动的一个大平台，在这片热土上，由古至今，不断有新的外来文明的注入，古印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文明等纷至沓来，所谓的“欧风”“美雨”从来不曾停歇。中华文明始终处在动态的文化融摄过程中，在变中求进，在进中求强。

杜维明在2010年9月召开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曾这样表达他对“中国”的理解——中国是“宽容的文明”“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定位，显然与孔子儒学有关，“宽容”“学习”“对话”也可以说是源自孔子儒学，最早由孔子所倡导。笔者曾在采访李学勤时，把杜先生的这个观点转述给他，李先生听后说：“这三个其实是一回事嘛。”一言以蔽之，这正体现了儒学的包容性。包容性也就是宽容性，没有包容性，就没有学习的心态和精神，也就没有对话的立场和态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与主干的儒学若没有包容性，又何来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儒学因其包容性特质，完全可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中，扮演一种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正如丁为祥所言：“在以各大宗教为基础的文明对话中，所谓‘儒家式’可以起到一种‘中介’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儒家既没有外向超越性宗教的各种外在形式，但也并不排斥这些形式，因而完全可以起到一种入乡随俗而又不丧失其主体性的效果。”

孔子在人际交往上极具包容性。作为老师，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本身就是包容性的一大体现。孔子收徒，在年龄、家境、国别上不设限，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作为学生，孔子对老师的选择也体现出典型的包容性特点，他乐于向不同人主动学习，在他看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不论是贤者还是不贤者，他都能找到他们身上可供“学习”的地方，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论语》开篇孔子所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同样体现出孔子对“异己者”的善意包容。孔子在处世态度上也极具包容性。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儒学通常被认为代表一种积极“入世”的处世哲学。事实上，通过研读儒家典籍可知，孔子处世观完全可区分为“易世”“融世”和“出世”三个不同的基本面向。其中，“易世”为积极性入世，“融世”为消极性入世，“出世”为消极性厌世、避世、躲世、逃世。孔子处世观是贯通“道”与“时”的行动哲学，是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实用智慧。或者说，孔子处世观是既入世又出世、既易世又融世又出世的。孔子的这种处世态度，对后世影响很大，它决定了中国人可进可退、可动可静、可上可下的人生抉择。中国人遇事能够保持冷静克制，少走极端，便与这种心态有关。

直到今天，中华文明依然在蹄疾步稳地前行之中，不断整合吸纳外来优秀文明成果，保持着多元多样而又归于一统的文明格局。有学者在谈及“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之话题时就指出，今日中国要重建的信仰体系就应当是“一种多元成分有机结合的集合体”，它的组成部分应是：马克思主义、儒学、佛学、西学、道学。这样的见解，应是基于对两千多年儒学发展史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总体把握和系统认识。可以肯定，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走向和成熟形态，必定是一个“复数”，是一种由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所共同参与建构的集合体、综合体。

五、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易传·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人自古便存在天下主义精神，古代往圣先贤讨论问题，多站在整个“天下”的立场上，儒家更是确立起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于儒家而言，“平天下”是他们的最高社会追求。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论语·里仁》）儒家君子畅行于天下，唯以道义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就连儒家的包容性，也以道义作为衡量准则，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之下，儒家的胸怀才算是宽广的。孔子之孙子思领会乃祖思想而作《中庸》，其中有言：“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梁启超认为，天下主义之伟大气象和崇高理想，通过这几句话便可呈现。

儒家的天下主义精神，不是通过暴力征服和血腥镇压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修己安人、成己达人实现的。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子夏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可见，孔子儒学所谓天下主义，体现出明显的和平性、友善性。

“讲仁爱”是孔子儒学最核心的思想主张，具有和平性。儒学的底色是“仁”，特色是“礼”。孔子把“仁”解读为“爱人”（《论语·颜渊》），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为仁爱的底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为仁爱的上限。讲究仁爱，就要求人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样的思想主张当变成整个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后，便会生发出追求和平、热爱和平的政治追求。因为仁爱，所以孝、悌、忠、信，由个人及家族，由家族及社会，由社会及国家，由国家及天下，便都沐浴在了“和平”“和善”“和美”“和乐”的氛围之中。如有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重民本”是孔子儒学最根本的价值立场，具有和平性。民本思想在夏代便已出现。《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有言：“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孔子继承并发挥了三代民本思想，认为统治者最重要的一条政治原则就是要取信于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受孔子影响，子夏也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同样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荀子·富国》）和“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统治者重民则会爱惜民力，尊重民愿，便会为百姓生产生活提供和平的环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百姓真诚的拥护和爱戴，历史上那些穷兵黩武的顽劣自大的君王，最终惹得天怒人怨，招致杀身之祸。民本立场必定会感召人们向往和平，追慕和平。

六、结语

关于儒学本身及其历史地位、时代价值的探讨，学界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于儒学的定义，也是见仁见智，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界对儒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都有利于加深我们从不同路径和角度走近儒学，观察儒学，学用儒学。笔者依据自己对儒学的粗浅认知，也曾提出一个观点：儒学是精神的武学。这就是说，儒学总能通过输出其核心价值理念来强大我们的内在精神，帮助我们建构自身精神乐园，人只有以儒学为精神依托和行动遵循，才能够在修齐治平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建功立业。儒学之所以能够强大人的精神，乃是因为它教导人们在仰视世人的同时，不忘俯视人世。儒学一方面要求人们学做仁者，放低自身姿态，秉持仁爱之心，仰视世人，把天下人都当作爱的对象，亲亲尊尊，仁民爱物；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学做智者，提升眼界和境界，以超脱之姿，俯视人世，对世间事做出正确判断和理解，从而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儒学兼顾仁智，为中华民族缔造中华文明绘就了精神的底色，积淀了行动的特色。

还有学者把儒学看作内圣外王之道。从“内圣”和“做人”的角度看，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进，已经由思想理论转化为李泽厚所言的“一种历史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学所塑造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对古今中国人的影响是深刻且深远的。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儒学对中国人的心理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塑造。从“外王”和“做事”的角度看，就整个国家而言，正如陈来所说：“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力，……与相对短时段的革命和改革而言，儒学正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这与汉儒叔孙通之语很是契合。据《史记·叔孙通传》记载，叔孙通曾言：“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我们反对绝对化、不讲条件地理解此语，但也不能否定此语在一定意义和条件下的合理性。“可与守成”，可理解为儒学及儒者对国家政局稳定、国家文化建设、国家良好形象塑造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点绝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孔子儒学的价值理念和思想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依据和学理支撑。孔子儒学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理解和把握孔子儒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认知，进一步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担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上，孔子儒学仍不可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