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又重读胡适先生在20世30年代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说儒》，对其中的两个问题更感兴趣，即《说》中的第二个问题：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第六个问题:论老子是正宗的儒，并且是个殷商派的老儒。胡适当时发表这些观点时，由于与其有关的考古文物资料尚未发现，学术界怀疑的有之，反驳的有之。但胡适先生很自信，他曾说:“《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看法，我自信这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现在看来，胡适的上述两个观点已被新发现的资料所证实。
关于《说儒》中的第二个问题: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胡适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推测儒的历史来历；又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大胆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同时胡适还引用《尚书》以及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的有关篇章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关于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胡适根据殷墟出土的遗物与文字，认为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祖先的祭祀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宗教需用一批经过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隶，或散在民间。因为他们有专门的知识技能，故往往能靠他们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即他们主要从事宗教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致士。
胡适上述观点一出，就引来当时学术界的热烈争论。钱穆先生在香港大学主办的《东方文化》一卷一期发表《驳胡适之<说儒>》一文。该文从五个方面驳胡适的《说儒》。与胡适“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观点相关，钱穆先生从“驳最初儒皆殷人皆殷遗民之说”“驳儒为殷遗民穿戴殷代古衣冠习行殷古礼说”“驳儒以相丧为本业及孔门师弟子皆为殷儒商祝之说”三个方面来与胡适商榷。钱穆认为，孔子是殷人，不能即证儒者皆殷遗民。实际上钱先生这个命题等于部分地同意胡适的观点，即大儒孔子是殷遗民。接着，郭沫若在1937年7月20日出版的《中华公论》创刊号上发表《驳<说儒>》(原题为《借问胡适》)。郭沫若认为:“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是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古之人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绉绉，酸溜溜，起初当是俗语而兼有轻蔑意的称呼，故尔在孔子以前的典籍中竞一无所见。《周礼》里面有儒字，但那并不是孔子以前的书，而且是经过刘歆窜改的。儒所以先起于邹鲁而不先起于周或其它各国，记得冯友兰说过一番理由。大意是说周室东迁，文物已经丧失，而鲁在东方素来是文化的中心。我看这理由是正确的。”从上述话语中可知，郭沫若认为儒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这个“以前”的上限是“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即不同意胡适的“最初的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也即在殷代不曾有儒。然而，甲骨文资料却证实了胡适的说法。
1975年，根据甲骨文资料，徐中舒先生发表了《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该文明确提出:“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徐中舒认为，甲骨文中“需”字即原始的“儒”字，整个字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古人还不能制造大盆洗澡，只能用水罐灌水来冲洗，如今日之淋浴。“需”字正像人在淋浴时水自头顶上冲洗而下之形。然而，沐浴濡身何以又和儒联系起来?原来古代的儒在祭祖事神、办理丧事、为人相礼等时，都须经常斋戒。《礼记·儒行》说:“儒有澡身而浴德。”澡身即是沐浴，浴德则为斋戒。《孟子·离娄章句下》说:“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足见沐浴、斋戒可表对上天、鬼神之诚敬。可见，甲骨文中的儒，像沐浴濡身之形，从儒者最初的职业来分析，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也就是说，甲骨文的资料证明了胡适的“最初的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说，与其相左的观点不攻自破。
关于《说儒》的第六个问题:论老子是正宗的儒。胡适认为，老子也是儒，而且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中庸》)的“柔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等，这都是“柔”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
至于老子这个老儒是不是殷商派的，胡适没做考证。故钱穆认为以老子为殷商老儒，显属无据。要考证老子是殷商派，关键要考证老子是否是殷商的后代。要考证老子是否是殷商的后代，首先要考证老子是否是宋国人。从有关史料可知，周克殷后，殷本部一分为二：其一为宋，承殷之后，为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其一为卫，封给康叔，是新朝用来监视那残存的宋国的。为什么周还保留一个宋国，大概因为还是承认那个殷民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不在周宗亲(卫与鲁)和外戚(齐)的包围监视下保存一个殷民族文化的故国。孔子的先祖为宋国贵族，而宋本殷后，因此，孔子的先祖为殷之贵族。
那么，老子是否是宋国人呢? 如果是，才有可能是“殷商派”的老儒。最近读到孙以楷先生的《<论语·子路>中“南人有言”之“南人”考》，关于老子的国籍问题可以明了了。孙以楷认为，《论语·子路》以及《礼记·缁衣》中的“南人有言”之“南人”是老子，因为“南人”所言强调“恒”。在春秋末，给予“恒”以道的含义，对“恒”特别重视的是老子。《老子》一开头就提出了“恒道”和“恒名”，并以“恒道”作为五千言的最高范畴。老子又居于沛，在孔子眼中自是“南人”。《庄子·庚桑楚》里也有一段记载，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于是南荣趎“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即南荣趎是自鲁出发南见老子。不仅“南人”是“老子”，而且这位“老子”是宋人而不是陈人，这是郭店楚简《缁衣》透出的信息。将今本《缁衣》与楚简《缁衣》同一段文字对比，可以看出老子的国籍。“今本《缁衣》: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筮。楚简《缁衣》: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不可为卜筵。今本《缁衣》中的‘南人’，在楚简《缁衣》中明确写为‘宋人’。南人、宋人，都是指老子。”至此，老子是宋国人不成问题了。
老子不仅是宋国人，而且老子还出身于世家贵族。关于这一问题，孙以楷先生也做了论证。在《老聃是宋国老氏之后》一文里，孙先生的结论是:“从老子姓老，我们推知老子当为宋国人。这不是说只有宋国才有老姓，除宋国外，楚国有，鲁国也有。但只有宋国老氏是世家贵族，才有资格出任史官。老氏祖上封地在彭城，后逃匿至离彭城不远的宋之相邑。老子是宋国相人。从老子为周王朝史官，我们推知他是世为史官的老篯之后，是宋国老氏之后。
以上史料佐证了胡适关于老子这个老儒是殷商派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既然老子是殷商派的老儒，为什么通行本《老子》的一些说法和儒家的伦理观念针锋相对呢?譬如在“仁义”问题上，通行本《老子》有一些话语明显否定儒家的仁义观，这又做何解释呢?然而，随着1993年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这一迷雾被拨开了。
众所周知，“仁义”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精华。传统看法以为先秦儒道两家的根本冲突，是对“仁义”的价值评价不同，而且对“仁义”的态度截然相反。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表明了老子并没有反对仁义，由此改变了传统的看法。
简本《老子》没有与儒家伦理针锋相对的文字，通行本中那些明显否定儒家伦理观念的文字，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儒道冲突最激烈的一句话是“绝仁弃义，民复慈孝”，但在简本《老子》甲组一开头时是这样说的:“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与通行本《老子》相比，只有三个关键字不同，那就是“绝智弃辩”，通行本作“绝圣弃智”;“绝伪弃诈”，通行本作“绝仁弃义”。“圣、仁、义”这三个关键性的字，关系到老子对儒的根本观点。然而简本《老子》并没有弃绝这三者，它所要弃绝的“辩、伪、诈”三者，也是儒家鄙视的。
另外，通行本《老子》第十八章有“大道废，有仁义”，简本《老子》丙组作“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其意是大道废失了，何有仁义?换言之，大道存而不废，便有仁义了。可见“道”与“仁义”是具有同一内涵的概念。老子对“仁义”的理解和诠释与儒家仁义观具有一致性。
那么为什么通行本《老子》有与家伦理针锋相对的文字呢? 简本《老子》与通行本《老子》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郭沂先生认为:“竹简《老子》属于一个早已失传的传本系统，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聘。帛书本和各种传世本属于另一个传本系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它们统称为今本)，它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在今本系统中，帛书本比通行的王弼本更接近于简本。也就是说，《老子》一书，有一个从简本到帛本再到通行本演化的过程。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原来，通行本《老子》是经过太史儋改造的，是太史儋增加了与儒家伦理针锋相对的文字。根据郭沂先生的见解，简本《老子》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并略长于孔子，且曾被孔子问礼的老子。
上述史料可见，老子不仅是殷商遗民，而且还是保持儒之古义并且熟谙仁义的儒家思想先驱，证实了胡适先生“老子是殷商派老儒”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