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华传统文化，孔子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孔子被后世称为“圣人”，被奉为万世师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自汉武采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政策后，就此成为官方正统学说。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曲阜市南辛镇），是宋国孔防叔的后人。孔子小时候就与礼结缘，非常崇尚礼，用鲁大夫孟釐子的话说就是：“孔丘，圣人之后……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不仅年少好礼，而且一生都在推崇礼，践行礼。对于礼，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并“以仁释礼”。在“以仁释礼”的过程中，孔子将礼与司法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无讼”理念。西周时，诉讼有“狱”和“讼”之分，其中“争罪曰狱，争财曰讼”（《周礼·大司徒》郑玄注），“若狱讼不相对，则争财亦为狱”（《周礼·大司徒》贾公彦疏）。《礼记·曲礼上》中记载：“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孔颖达疏：“争罪亦曰讼也。”可见西周之后，“狱”和“讼”的概念开始泛化，两者不再严格区分。孔子曾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孔子家语·刑政》）从孔子这句话的语义来看，孔子将“五刑”与“讼”作为一谈，可见，此时的“争罪”亦可称之为“讼”。故孔子礼治思想中的“无讼”理念不仅仅指民事方面，同样亦包含刑事方面。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礼治思想，他非常推崇“周礼”，并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即用礼治国。从本质上说，“礼”就是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一整套社会等级制度和行为准则。在《论语》一书中，多次记载了孔子对西周之礼的赞美。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所以孔子主张恢复周礼。《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说的一句话：“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认为，如果有统治者用其为政，他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并在东方建设出一个新的西周。《论语·八佾》中也曾提到，子贡想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废去不用。孔子对此则直接回答，“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恢复“礼治”是孔子的毕生追求，他曾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句话表面上是孔子自嘲自己衰老得太厉害，以至于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实际上，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感慨：虽然自己经常梦见周公，亦非常推崇周礼，但是漂泊半生，没有真正地实现礼治。
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即君主治理国家应该注重礼德方面的教化，而非专任刑罚。孔子曾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这句话看似是孔子自问自答，实际上是否定之否定，亦即孔子对用礼治国的一种肯定。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如果统治者能做到以礼治国，那就不仅是本国人民心悦诚服，远方的百姓也会背着自己的儿女来投奔。
孔子主张无讼，强调仁而爱人。他在担任鲁国大司寇时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这句话实际上是孔子的礼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继续和发展，孔子强调教化，自然要教导人们少打官司。孔子的无讼思想源于礼，表现于仁。正如李鸣在《法的回声——从周公到章太炎》一书中说的那样，孔子以仁作为礼的思想基础，从而充实礼的内容，提升礼的内在精神。孔子的“仁”针对不一样的人有着不一样的含义，当“仁”代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内部关系的“仁”，另一种则是家庭外部关系的“仁”。
家庭内部关系的“仁”，孔子强调“亲亲”（《礼记·大传》）。所谓“亲亲”，实际上说的是人需要找准爱的起点，至亲莫若父，次亲莫若兄。《孔子家语·始诛》中记载了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审理的一个案件：“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这个案件表面上是孔子将那对父子关进监狱，不予理睬，直到3个月后，案件中的父亲请求作为大司寇的孔子终止诉讼，孔子才将这对父子释放。但如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孔子之所以将这对父子关进监狱，并不仅仅是为了息讼，更是为了维护礼治中的“亲亲”原则。孔子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父子相讼是严重违反“亲亲”原则的，所以孔子将这对父子关在监狱3个月，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亲亲”的含义，以达到教化的目的。所以在诉讼方面，根据礼的要求，孔子主张父子相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家庭外部关系的“仁”，孔子强调“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说的是人要能推己及人，以“和为贵”（《论语·学而》）。在家庭外部关系的“仁”里，孔子认为“仁”的最低下限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仁”的至高追求则是“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说文解字》曰：“讼，争也。”争的是什么呢？“争罪曰狱，争财曰讼。”（《周礼·大司徒》郑玄注）所以孔子认为，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为了从根源上消灭诉讼，孔子提出了“富民”与“教化”主张：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孔子的无讼理念注重的是教化，他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人，而不能防患未然，故提倡“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南宋张栻将孔子的“无讼”解释为“圣人之意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也”（《癸巳论语解》卷六）。明代丘濬对此的解释则是“圣门教人不以听讼为能，而必以使民无讼为至”（《大学衍义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君主用政令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威慑他们，老百姓只求不犯罪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只有用德去教化百姓，用礼去引领他们，百姓才会有羞耻之心，并且归服。刑罚与礼德相比，礼德才是根本。孔子还主张先教后诛，先德后刑，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
孔子虽然主张重德轻刑，但并不代表孔子忽略刑罚的作用。孔子曾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对于那些不遵守礼义、教化不能的犯罪之人，孔子认为应该对他们施以刑罚。《荀子·宥坐》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认为人有五种罪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荀子·宥坐》）一般人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应该用刑罚诛杀，而少正卯一人兼有这五种恶行，所以孔子出任鲁国大司寇并代理鲁国相的第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
孔子的无讼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信念，不是简单的息讼，更不是不要诉讼。孔子的无讼针对的是不同层次的人。对于天生圣人或者可以教化的人，首先需要富之，其次是教之，让人在富起来的基础上“讲信修睦”（《礼记·礼运》），从而达到不争。不争，人们才不会因为纠纷再去诉讼，天下自然也就无讼。对于尚未“富之”和“教之”之人，以及教化无用之人，孔子并不排斥诉讼与刑罚。孔子“为鲁司寇，断狱屯屯，与众共之，不敢自专。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清光绪三年（1877）湖北崇文书局刊《春秋繁露》书影
孔子的法律思想是非常深邃的，远不止前面所论及的无讼理念，他的很多思想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掘。毕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髓里，只有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才能整合利用好本土文化资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