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论语学仍然处于研讨的热潮期。这里，笔者想简要地谈谈与当下论语学相关的三个热点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应该如何读《论语》，第二个问题是现代论语学应该如何转型，第三个问题是今天研究《论语》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个问题，今天应该如何读《论语》。简单梳理，从古至今，读《论语》，学《论语》，大致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古人的方式、传统的方式，就是认同、奉行传统儒学和《论语》所倡导的价值观。不但要读、要学，而且要做，读一句，学一句，照着做一句；读一章，学一章，照着做一章，这种方式称作知行合一的方法或者范式。第二种方式是知行分开。这种方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或者说是现代学术规范确立以来所形成的方式。一个学者读《论语》，学《论语》，是把自己看作一个认知的主体，把《论语》文本看作一个认知的客体。读《论语》，学《论语》，只是为了了解《论语》文本说了些什么，从《论语》文本中获得关于孔子思想的知识；只是为了获得一种知识，而没有想到如何按照《论语》所说的去做，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做，这样就把知和行分开了。对于这两种方式，笔者认为，每个人对于儒家倡导的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和取向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不可以强求对儒家价值观不认同的人按照儒家观点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儒学研究者，我们应该认同和倡导古人的知行合一的模式。我们不仅要读、要学，而且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今天，我们倡导这种知行合一的为学方式特别有价值，有意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需要倡导这种方式。
第二个问题，现代论语学应该如何转型。论语学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第一是汉唐经学时代的论语学，第二是宋明理学时代的论语学，第三是当今时代的论语学。从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论语学的转型非常成功，这个转型成功的标志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汉唐时期的论语学，重点是对《论语》文本进行认识和解读。宋明时期的论语学，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对《论语》文本的义理进行解读，从《论语》文本的一字一句入手识字断文，读通读懂《论语》；在读通读懂《论语》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求得《论语》的义理，这个转型也是非常成功的。当代论语学的转型，笔者认为，康有为的《论语注》是转型的开始，到今天这个转型还没有真正完成。当然，相对来说，这个时间非常短，不过一百年左右，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转型，时间可能还不够，理论准备、学理准备、方法论准备可能还不足，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当下有一个论语学的转型问题。这个论语学转型的重大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在汉学论语学、宋学论语学的方法之外，开创当下中国人的新的《论语》解读和诠释的方法。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明一个成熟的、为大家所认可的、非常成功的当代论语学解读方法，所以任重而道远。一个比较好的论语学方法，一定是理论与方法合而为一的，换句话说，既是理论，也是方法，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探索。
第三个问题，今天研究《论语》的理论与方法。笔者刚才所说的“汉学”，其实主要是指以东汉的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学问。这和清代考据学比较相似，都是从经典文本的一字一句入手，先弄懂一个字，然后进一步弄懂由字组成的词，由词组成的句子，由句子组成的章，由章组成的篇，由篇组成的书；都是从小处入手，一步一步，由小见大。这种方式是东汉经学家的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学的方式”。西汉经学家的方式与此完全不同，笔者把它称作“章句学的方式”。章句学的方式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从先秦时期流传到西汉初年的经学文本，儒家的、道家的、墨家的、法家的等，这些文本都写在竹简布帛上，不分篇章，没有句读。西汉时期的经学家面对这些文本，首先要分篇、分章、断句，而分篇、分章、断句首先要对经典文本有个整体的理解，没有这个整体的理解，不可能分篇、分章，更不可能断句。这就要求研究经典文本首先要立乎其大，首先对经典文本有个整体的、全面的理解，然后由大到小，这就叫“章句学的方式”。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论语>章句学诠释》的文章，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西汉章句学的方式是由大及小，东汉汉学的方式是由小到大，这些经典的解读方式在历史上是非常成功的。宋明时期，理学家发明的解读经典的方法，在于解读其中的义理，这也是非常成功的。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发明出这个时代的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当今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是儒、释、道；今天，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西学已经浸入中国文化，在好多领域中，西学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借鉴西学的理论与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借鉴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采取中西融合的方式解读与诠释我们的经典。
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采用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比如，要解读《论语》，按照诠释学的要求，首先要解决心智距离的问题。《论语》文本记载的是圣贤讲的话，圣贤的智慧多高啊!我们作为《论语》的解读者，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凡人与圣贤有一个心智高低不同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论语》文本和圣贤对话，以一个平凡人的认知，以一个平凡人的智慧，如何能达到圣贤的高度?在达不到情况下，我们能否做到和圣贤对话?这种对话能否进行下去? 诠释学就是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论语》产生于两千多年前，到了今天，我们能否跨越这两千多年的时空，正确理解《论语》?我们今天的文化背景与两千多年前的礼乐文化背景有很大差异，文化基本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中间自然存在着时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如何消弭这些不同，正确解读经典文本?这些也是诠释学要解决的问题。诠释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和认识经典文本所构成的世界。我们以往在解读《论语》时，往往注重了解《论语》文本讲了些什么，《论语》文本的义理是什么，总而言之，我们是把《论语》作为研究的对象来进行解读的。诠释学却告诉我们，《论语》文本本身构成了一个存在的世界，这个存在的世界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就客观来讲，《论语》文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代通过孔子与弟子、时人谈话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方式，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世界，这是客观存在的；就主观而言，这个客观的、历史的世界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要通过我们的解读把它构造出来的，所以它又是主观的。我们把这样一个历史的世界构造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思想的世界。我们今天研究《论语》，往往偏重于它的文本字句，而很少想到、考虑到《论语》文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历史的世界、思想的世界。这样一个历史的世界、思想的世界是什么，是如何向我们呈现的?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和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做得还不够，甚至于还没有真正去做。如果真的去做了，去探讨《论语》文本构成的历史的世界、思想的世界，或许就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进展。
当然，传统的研究《论语》的模式，无论是汉学的，还是宋学的，都还继续有效，都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们今天研究《论语》，除了继续采用过去很成功的模式以及理论与方法外，我们还应该有新的视野、新的发明，要勇于尝试新的模式以及新的理论与方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发明创造出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解读《论语》的模式以及理论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