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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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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问：如何才称得上是一位君子？孔子这样回答……

发布日期: 2023-11-02 浏览次数：135 来源：理论周刊微信公众号作者：韩涛

中国文化是德型文化，以尊德性著称，道德的提倡和践履贯穿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秉承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主张为政以德，加强道德修养，采用正己正人、推己及人的办法来从根本上达到执政为民、完善吏治的目的。

“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德治的传统，《尚书·蔡仲之命》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效法上古三代明王，推崇周公之政和敬德保民思想，“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本人也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他毕生所致力于推行的就是文武周公的德政思想。《论语·为政》开篇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有把德政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政权的基础才会牢固。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采取严刑峻法来稳固其统治，对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主张德政与刑法应宽猛相济、德刑相辅，而在理念上还是重德而轻刑。在治国问题上孔子反对刑杀之道，而号召用道德教化民众，使之向善。与外在的威慑和刑杀相比，内在的德性修养更为根本。

在孔子看来，要想国富民强，实现国家大治，就要行德政，行德政就要有仁爱之心，就要做仁者，只有仁者才能爱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人就是行德政，孔子把爱人作为为政之首。“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果执政者爱百姓，为百姓谋福祉，反过来，百姓也会爱执政者，拥护执政者。孟子说得更为尖锐，他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子路问孔子如何才称得上是一位君子，孔子告诉他“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是“修己以安百姓”，如此则可与尧舜相比了。

“政者正也”的为政之道

儒家文化把个体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寻求主动性适应的和谐。先贤很早就悟出了这样的道理：靠外界的制约规范个体行为是被动的，而靠内心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主动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内在的正义力量要比外在的制约更有力量。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道德楷模和守节之士，形成了一股与天地参的浩然正气。坚持正义的行政准则，不仅是作为官吏的考核要素，更是对各级从政者道德修养的要求。

执政者应当如何履行职责呢？在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己不正，难以正人，所以作为从政者，首先要正己，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善，是仁。这是天道之大美、人道之终极。对于一个从政者来说，如果能以“正”为从政之要，那就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如果再进一步，能以“仁”为从政的终极关怀，那就可以称得上一个优秀的从政者了。若能以“仁”来驭政，则政通人和。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从政者若能正己，治理国政还有什么困难呢？若连自身都不能正，何以正他人？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可见，正己之重要。那么如何正己呢？孔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在交友方面，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要与正直、诚信、知识渊博的人交往，而远离谄媚、势利、奸佞的小人。在喜好方面，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要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以交了有益的朋友为快乐，而不以骄傲、游荡、宴饮玩乐为快乐。同时孔子告诫我们说，君子有三戒、三畏：“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即年轻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贪。“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即君子有所畏惧，畏惧天命、王公大臣，畏惧圣人之言。孔子还告诫我们“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些都是正己修身以达到仁德的要求，也是从政者在处理政务中要坚持做到的要求。这也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路径相吻合，即首先修己，其后安人、安百姓。

只有从政者做到端正自己，以身作则，国家才会呈现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和谐局面。

“欲而不贪”的财富观

孔子不反对追求财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欲富恶贫”是人的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倾向，他考虑到了“欲富恶贫”的人性前提，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孔子不反对个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正当利益，肯定财富“合益”的价值本义，但他更注重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物质财富是满足人之生存、社会之延续所需的条件，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是无限制的，必须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前提必须是正当的利益，即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即“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就是要以义驭利，在财富面前不能为所欲为，要讲德性、讲礼。“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合乎仁德的利益就是正当的，而一己之私利或小集团的局部利益必定不合乎仁德，他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义”“利”作为生命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只有“合义”地得到财富才是他所认可的，君子爱财，必须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若只考虑一己之私利，损公肥私，必将招致很多怨恨，结果只能是“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富贵诚然人之所欲，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作为从政者，必须具备这种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孔子主张以仁义之心节制个人对富贵的私欲，尤其是从政者不可以权谋私、以身发财。他告诫官吏“欲而不贪”，心怀仁德，有仁德的人是不贪权势和财富的。“欲仁而得仁，又焉贪？”《礼记·大学》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即以德从政，以德驭财。“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发展、成就自身，没有仁德的人则利用自己的身心去聚敛财富。如何处理仁德与财富的关系，是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财发身”还是“以身发财”，是判断“仁”与“不仁”的标准。从政者应当常怀律己之心，将财力用于完成自己的事业，而不应当利用自身的地位和权力，把自己沦为追逐财富、谋取私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