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孔子和儒家和平主义的理想诉求，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且也是为了充分领会我们所隶属的和平主义传统，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这一充分领会的美德“不可混淆于任何形式的保守主义好古癖”，“相反，事实毋宁是，对传统的充分领会是在对未来可能性的把握中显示自身的，并且正是过去使这些未来可能性有益于现在”。当然，我们所隶属的和平主义传统，并非只有儒家之一种，力行兼爱、尚同非攻的墨家和崇尚自然、与世无争的道家亦同属于中国和平主义的传统，而且，西方亦有西方的和平主义传统。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孔子和儒家的和平主义传统自有其鲜明的特色和深刻而独到的教益。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也只有将家的和平主义置于孔子私学教育事业的整体脉络中来加以了解和审视，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具体的实践进路。孔子决不是一位空育立说或只是一味空口宣扬某种主义的宣传家，孔子所谓的有道之世，是指一种和平、富足、人道而文明之社会生活的理想愿景。为了实现这一有道治世的理想目标，孔子矢志不渝地终身致力于培养健全人格的私学教育事业，希望受过教育、富有仁德修养和礼仪文明教养的君子能够以德致位、修已安人、改良政治、领袖群伦、造福社会。因此，可以说，孔子事实上乃是将其对天下太平的目标追求及其和平治世理想的具体实现主要寄寓在对人的教育事业之中，尤其是寓和平理想于人的心志教育之中，就像撒播种子一样而将和平的信念播种在人的心田之间，使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胸怀经世济民、治平天下的理想与抱负。

如所周知，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乃是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教育事业并取得空前巨大成功的第一人，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其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孔子的教义和信条为何能够吸引一大批出身微贱的平民弟子，他的什么教导能够如此被弟子们心悦诚服地认同和接受，并被认为是充满意义和生命力的? 换言之，对孔子和孔门弟子来讲，什么才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情？简言之，就是通过修身为学来实现自我的转化、成就自身完美的道德人格；就是对美德的追求，对自我的不断超越与完善，实现学为君子、成圣成贤的人生目标。

为了将弟子们培养成富有仁德修养和礼仪文明教养的道德君子，孔子格外注重指点和激发弟子们的向上心，教弟子反省自求而不断地下学上达，如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所谓“向上心”，乃是指“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正唯如此，孔子才能在历史上首开其端地创造了一个教育史上的奇迹——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皆身通六艺的异能之士。其中，弟子中最卓越著名者，如子路，一个“无恒之庸人”被培养成了一位见义勇为的勇士；如子贡，一个精通经营之道的商人被培养成了一位才智超群的辩士；如颜回，一个居住在陋巷的贫家子弟被培养成了富有仁德修养、志向远大的圣士。尤其是作为德行科首徒、孔门弟子中最为好学的颜回，以其卓越的仁德修养而向后人充分展现和昭示了这样一种人生的道理，即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究竟取决于什么因素？不是贫富贵贱，更不是寿命长短，而在于其道德的修养，此即立德之不朽。

不管怎样，依我之见，孔子私学教育事业的成功，与其开创性地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合乎人性需要的教育教学原则、理念与方法，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好学乐学等，是密不可分的。而说到底，夫子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其循循善诱而成效显著，在此，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的是，贯穿在孔门的具体教学活动中、作为其私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方法之一的就是，孔门师徒经常面对面地坦诚交流各自的志向、理想和抱负，不仅通过师徒之间心志的坦白交流和真诚沟通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更重要的还在于孔子将和平理想真正植入了对弟子们进行心志教育的过程之中了。

现将相关文献记载备列如下:

1.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

2.子路、曾暂、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如何？”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雾，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暂后。曾暂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论语·先进》）

3.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韩诗外传》卷七）

4.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击钟鼓者，上闻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曰：“鲍鱼不与兰茝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沟池不凿，阴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衣冠为子宰焉。”（《韩诗外传》卷九）

5.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旍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瀁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著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颜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颜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孔子家语·致思》）

孔门师徒之各言其志，直接表达了其各自的人生志向与根本关怀。据前文第 1条材料，子路与人交友而重情义，轻财与共，重在外在行为表现；颜渊好学修德，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张扬自己的功劳，重在内在品格修养。而孔子本人则深愿老者能得其安养，朋友能信任相交，少者能怀以慈惠，重在修己以安人。据第2条材料，子路具治军安邦的能力，能使人民勇而知义；冉有具治政理事的才干，能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公西华愿为相礼者，能主持宗庙祭祀和诸侯会见之礼仪事务；曾皙之志则在能于暮春时节，穿上新制成的春服，约上五六个成人、六七个童子，到沂水去沐浴，在舞雩台下享受春风拂面，然后一路歌咏着回家。据第 3、4、5条材料，子路好勇而具军事才能，可以帅军使将而进救两国交争之患；子贡善辩而具外交才能，可以论说利害而平息两国交兵之患；而颜回则唯愿得明王圣主而辅相之，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且施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五种教化，导之以礼乐，使人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天下咸获永宁。

在我看来，我们似无须多作他想，事实上孔子师徒所表达的无非是他们对于修德、交友、治国、安民等人生、伦理与政治问题的一贯关切而已。其中，曾点之志似与其他弟子“皆欲得国而治之”的志愿不同，然而，曾点之志，与其说是一种个人休闲、超然洒脱的人生意境的表达，毋宁说是对有道治世之社会理想与生活愿景的公共性目标的追求，其所描绘的一幅春意盎然而民生安乐的图景，实则最能彰显孔门修已安民之社会理想目标诉求，与孔子本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志愿是高度一致的，故能赢得孔子的首肯。颜回的景山、戎山或农山之志，也同样表达了与孔子之志高度一致的理想愿景，故亦得到孔子的高度赞赏。不过，孔子对曾点和颜回之志的首肯与赞赏，却并不意味着就对其他弟子之志皆所“不取”。事实上，孔子师徒在有关各自志向的交流中，都不外表达了一种人与人友善相交、国与国和平相处乃至内修已德而外安民生的和平主义理想，只不过是人各有志而境界不同而已。综合上引材料来看，孔子师徒各自心志的表达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不断上达的系列，其中，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颜回“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的理想与志愿，无疑属于孔门所追求实现的、最能体现儒家和平主义之最高目标的社会理想与生活愿景。在孔颜师徒看来，至如子路以军事武力的手段和子贡以利害劝说的方式来挽救、平息战争之祸患的想法，其实只能奏一时之效，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隐患。就此而言，孔曾颜之志才真正体现了儒家所追求实现的和平主义的最高理想与根本目标。

非和平即战争，非永续生存即自我毁灭，这是关乎人类未来可能性及其命运选择的大课题。在对人类文明之未来可能性的把握和展望中，重新思考和充分领会儒家的上述和平主义理想与志愿，难道不能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教益或有益的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