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中国儒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却没能作为历史上的先贤先儒陪祀在孔庙里。近些年来，随着儒学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一些人专门发文呼吁，应将荀子纳入孔庙陪祀序列，以完善儒学思想体系。其实，荀子并非没有进过孔庙，只是经历了一个由“入祀”到“罢祀”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儒学的一些历史特征。
荀子画像
汉唐时期，荀子学术地位并不低。《史记》中专设《孟子荀卿列传》一章，虽然传中同时记有墨子、慎到、田骈等墨、法、阴阳诸家共计12位人物，却是以孟子、荀子为题。司马迁说：“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显然，司马迁认为，在继承和发展孔子及儒学方面，荀子和孟子具有同等地位和贡献，二人功绩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孔门后学。
孔庙陪祀始于东汉，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至曲阜祭孔，同祭孔子七十二弟子。此后，人们开始将七十二弟子画在孔庙墙壁上，以之陪祀孔子。唐代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下诏：每年太学祭祀，要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22人，配享于尼父庙堂，以表彰他们的传注之功，因为他们都是对《春秋》《诗》《礼》《易》等经典注解有贡献的经师。故此，《大唐开元礼》卷五四“国子释奠于孔宣父”中，记载了唐代国学释奠的位次：“设先圣神坐于庙室内西楹间，东向；设先师神坐于先圣东北，南向”，其余弟子及二十一贤“以次东陈，皆南向西上（若东陈不容，则又于东壁屈陈而南，西向）。席皆以莞，设神位各于坐首”。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以及后来的“二十一贤”，分别以神位的方式列于北面一侧，坐于莞草席上，若北墙排列不够，在东墙折向南面，形成了一个浩大的孔庙陪祀阵势。
宋代之后，随着孟子入庙陪祀孔子，荀子也获得了入庙陪祀的待遇。在韩愈“道统”观念影响下，宋代理学日益尊崇道统，孟子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孟子》一书被钦定为科举考试内容。元丰六年（1083）十月，宋神宗“封孟轲为邹国公”（《宋史·神宗本纪三》）。对于这次加封的具体过程，现存于孟庙的《尚书省牒碑》记载得比较详细。根据碑文记载，礼部专门为“朝散大夫、试吏部尚书曾孝宽札子”行文，提出：“自孔子没，先王之道不明。发挥微言，以绍三圣，功归孟氏，万世所宗。厥惟旧邦，实有祠宇，追加爵号，以示褒崇。宜特封邹国公。”（刘培桂：《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朝廷认为孟子对尧、舜、禹三圣具有重要的绍介之功，建议将孟子加封为“邹国公”，“以示褒崇”。此后不久，在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等人的推动下，孟子得以在孔庙春秋释奠礼中配祀孔子：
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官言：“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仍绘荀况等像于从祀：荀况，左丘明下；扬雄，刘向下；韩愈，范宁下。冠服各从封爵。”诏如礼部议，荀况封兰陵伯，扬雄封成都伯，韩愈封昌黎伯，令学士院撰赞文。又诏太常寺修四孟释菜仪。（《宋史·礼志八》）
虽然有人对孟子以非为孔子同时之人入庙陪祀持有异议，但礼部认为孔庙陪祀不应以“同时之人”为标准，唐代贞观二十一年所定汉伏胜、高堂生以及晋杜预、范宁等入庙陪祀，也非为同时之人。孟子应与颜回享受同等待遇。而荀子、扬雄、韩愈三人，对“先圣之道”均有所发明，功不可没，没有入庙陪祀，也于典礼有缺，应加封爵并从祀于孔庙。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礼部意见，“诏如礼部议”。
宋神宗如此决策，实际上有顺应社会舆论的考量。在此之前，曾巩在给友人书信中写道：“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王安石认为：“孟、荀、扬、韩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全宋文》第64册）这些议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宋神宗不得不考虑将荀、扬、韩三人加封爵。同时，三人以画像方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据《宋史》记载，荀子被置于东庑的第36位，列泗水侯孔鲤之后。
荀子发明圣道有功，是道统传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其思想学说更是道统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宋代从儒家道统思想理论建构出发，让荀子获得了入孔庙陪祀的资格。但是，宋神宗将孟子封为“公”，将荀子封为“伯”，还是有所区别。这是因为从唐代韩愈开始，就对荀子颇有微词，韩愈在其《读〈荀子〉》一文中就表示：“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认为荀子有不是纯儒之嫌。宋代理学家受韩愈影响，对荀子非议更甚。程颐认为“荀卿才高学陋”，朱熹则称“荀卿全是申韩”，认为荀子非但学问浅陋，甚至是法多于儒。这些认识为荀子被“罢祀”孔庙埋下了伏笔。
明代嘉靖九年（1530），荀子被“罢祀”。从其“入祀”到“罢祀”，前后在孔庙中享祀457年。许多人对荀子被“罢祀”之事大惑不解。难道因为荀子思想不符合儒家“道统”了吗？实际上并非如此。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卑微，所以更期望用孔子和儒学求证统治的合法性。为此，他曾想尽办法拉拢孔子嫡裔衍圣公。洪武元年（1368），刚在应天府（南京）称帝的朱元璋，便命令北伐军统帅徐达约见元朝袭封衍圣公孔克坚和孔希学父子，传达进京觐见的旨意。此间还产生了一段颇具历史意味的圣府与皇权佳话，至今保存在孔府内的石碑上。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告天下郡县设立学校，同时诏令“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明史·钱唐传》）。明廷之所以叫停地方祭孔规制，取消天下通祀孔子的惯例，是因为担心地方学校不具备祭祀孔子条件，亵渎圣人。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才重新下诏天下通祀孔子。
明王朝将儒学作为皇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因而也将释奠礼视为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对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关切，唯恐不周，有碍社稷。“帝（朱元璋）尝览《孟子》，至‘草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明史·钱唐传》）朱元璋认为《孟子》中臣可将君主视为“草芥”“寇雠”之说，有蔑视皇权的嫌疑，当即决定罢去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并且正告当朝臣子，“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吕元善：《三迁志》）。虽然在钱唐的冒死进谏下，朝廷于第二年恢复了孟子陪祀待遇，却将《孟子》一书删改为《孟子节文》。洪武二十九年（1396），又发现扬雄“以事王莽”，可谓行为不洁，有伤风化，决定将其“罢祀”，逐出孔庙。从朱元璋开始，朝廷一再动用“罢祀”手段，表面上是纯化儒学内涵与功能，其实是特别强调儒学的用世之功，关注传统道统对现实社会的实用性和效能性，以此建塑明王朝特定的政治儒学。
正是秉持此种传统，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熜决定对孔庙陪祀人员再一次清理和调整。《阙里志》卷一三记载“罢祀者十四人”：“内扬雄洪武二十九年罢，余俱嘉靖九年罢。”可知嘉靖九年罢祀孔庙的有13人，其中记曰：“荀况，字卿，周末赵人，以言性恶罢。扬雄，字子云，汉蜀郡成都人，以事王莽罢。以上二人俱宋元丰七年从祀。”荀子即在此时被“罢祀”孔庙。此外一同遭罢祀的还有秦冉、颜何，“以上二人永嘉引程篁墩之议，曰‘《家语》不载，疑《史记》误书’，奏罢其祀”。此外，戴圣“以赃吏罢”，刘向“以诵神仙方术罢”，贾逵“以会附图谶罢”，马融“以党附势家罢”，何休“以注风角等书罢”，王肃“以为司马师画策篡魏罢”，王弼“以宗旨老庄罢”，杜预“以建短丧罢”，吴徵“以忘宋事元罢”。以上诸人均被认为存在不纯不净之言行，自当逐出孔庙，以免污染世风，败坏现实政治，影响王朝儒学建构。
由此可见，荀子被“罢祀”孔庙，不是荀子不合乎儒家道统，而是出于政权对儒家“道统”在社会治理中的实效考量，这展现出儒学在传统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