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上午，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康德、儒家与中西融通”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103会议室顺利开幕。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先后致辞。

　　张伟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与诚挚感谢。张伟教授表示，我们齐聚在这里召开“康德、儒家与中西融通”学术研讨会，希望借研讨会的方式向大家都敬重的李明辉老师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张伟教授的致辞围绕“康德”“儒家”与“中西融通”三个关键词展开，这三个关键词体现了李老师多年来的学术贡献与卓越的学术成就。张伟教授指出，在康德研究方面，李老师做了非常重要的推进工作。首先，是在国际康德研究的大范围内对康德伦理学发展中道德情感问题的推进。其次，李老师多年来认真推进康德汉译工作，对中文世界的康德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翻译不但体现了译文的严格性，而且符合学术研究的需要，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注释以及译者导言和参考文献，堪称典范。最后，李老师自身对康德的研究不断推进，在康德思想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与此同时，李老师编辑了大量研究文献，对康德哲学对于东亚文明的意义做了重要揭示。在儒家研究方面，首先，李老师是汉语世界中非常重要的孟子研究专家与儒学思想史家。其次，李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成就。最后，李老师在整个东亚儒学的大视野下对儒学研究做了重要推进，其中的代表作《四端与七情》对整个中韩儒学乃至欧洲哲学中康德哲学和现象学等做了重要会通。在中西融通方面，这一关怀贯穿李老师的研究始终。他关于康德和儒家研究的许多著作都体现了中西融通的大关怀。我们今天对儒家的很多理解，包括汉语世界对康德的很多理解，都是在这一中西融通的大视野下推进的。最后，张伟教授回忆了李明辉老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受聘期间自己两次为李老师担任助教的经历，并再次对李明辉老师和与会代表的莅临表达感谢，并预祝本次盛会取得圆满成功。

　　陈少明教授在致辞中回忆了他与李明辉教授相识的经过，表示李明辉教授开阔的视野与热情好辩论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少明教授指出，把德国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融通是中国近代引进西学时的重要传统。德国哲学和中国的关系分为黑格尔与康德两个方面，其中讲康德的传统更为深厚，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上个世纪初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从本土思想资源出发对康德进行解说，特别提到康德伦理学和王阳明的一致性。此后，以用康德解释儒家而为我们熟知的就是牟先生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等一系列著作，李泽厚也谈到宋明理学和康德的关系。陈少明教授指出，李明辉教授正是接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用康德解释中国思想的传统，且有所开拓，开拓的方向尤其体现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有许多新的创见。此外，李明辉教授是一位思想斗士，现代儒家中比他更有斗争精神的人不多，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和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哲与西哲团队都有来往，起到巩固我们中西哲学团队的粘合剂作用。最后，陈少明教授祝李明辉教授未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自由自在，多姿多彩，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就。

　　开幕式结束后，李明辉教授以《康德的“德行”概念》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演讲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倪梁康主持。

　　李明辉教授指出，西方当代伦理学中复兴“德行伦理学”思潮的当代代表往往藉由与康德伦理学的对比来凸显“德行伦理学”的特点，但往往忽略或不够注意康德伦理学专著中于1797年出版的《德行论之形上学根基》，而这部专著的主题正是“德行”。近年来藉“德行伦理学”诠释儒家伦理学之风潮基本上沿袭了西方“德行伦理学”对康德伦理学的误解与曲解，对康德的“德行”概念并无深入的研究，本次报告即意在显示康德伦理学中“德行”概念的重要性。李明辉教授以康德文本为线索，从（1）德行是一种克制自然爱好的力量（2）德行对比于神圣性（3）德行是习得的熟练（4）德行是“自由底习性”（5）德行与道德情感（6）德行与性格六个方面，对康德的“德行”概念进行了详尽深入的阐释。在报告中，李明辉教授还将康德的“德行”概念与中国思想进行对比，指出在康德所言的德行之陶冶中我们并非逐渐地离开罪恶，而是在剎那间完全脱离罪恶，是一种顿教的工夫，而藉由逐渐的改革使我们的行为合乎义务而达到合法性则是一种渐教的工夫。因此，康德的“德行”概念同时包含顿教与渐教两个层面，但以前者为主。最后，李明辉教授还对康德哲学中有无功夫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康德的德行论包含一套道德功夫论，或者根本就是一套道德功夫论。

　　在提问环节，与会学者就德行论与早期道德情感等理论的关系、康德德行论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差异、德行概念的形成等问题向李明辉教授提问。李明辉教授表示，德行论与道德情感、性格理论等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将其包含进来进行完整的表述。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确属不同类型，但不应过分夸大其中的对立，而“经验的性格”与“智思的性格”的区分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是缺乏的。德行概念在康德早期著作中已经出现，但并未得到特别的关注与探讨。

　　至此，主题演讲圆满结束，与会学者在中山大学锡昌堂前合影留念。

　　上午大会发言的下半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主持。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月惠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利玛窦对“性善”与“仁”之诠释》。林老师指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作为学术传教的代表作，呈现出儒家与天主教的思想交锋。《天主实义》批判宋明理学而强调先秦儒学，在对孔、孟之“性善”与“仁”进行正面肯定的同时给予其另类的诠释。林老师以《天主实义》为主，对利玛窦诠释“性善”与“仁”的理据、思维框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林老师认为，利玛窦的努力推动了儒耶思想融合的理论尝试，但因传教的“目的性”太强，遮盖了儒家的本色与主体性。唯有意识到彼此互为“他者”的丰富性与必要性，才能开启真正的儒耶对话。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康德伦理学词语的元伦理分析》。邓教授指出，所谓“元伦理学分析”是在“二阶”含义上弄清其语义，即在文本语境中的含义及其思想论证。邓教授指出，康德对伦理学词语精心做出了各种严格的含义区分，提倡元伦理学进路的康德研究就是要尽量达到对康德的精准理解。邓教授以Sitten和Moral的区分以及对Sittlichkeit的翻译为例进行了讨论。邓教授认为，如果要真正进入康德伦理哲学体系，必须有一个元伦理学转向，以康德自己精心区分开的“字词义”而非我们的“理解义”去把握康德的初衷，由此就会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局面。

　　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林远泽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礼治的伦理生活建构——从黑格尔的法哲学论儒家政治哲学之自由理念的内涵》。林教授通过“从黑格尔法哲学论儒家政治哲学之自由理念的内涵”的进路，对儒家关于“礼治之伦理生活建构”的法哲学思想进行探讨。林教授指出，从黑格尔法哲学着手，才有可能打破对儒家礼治国理念之根深蒂固的误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主张重返黑格尔重视人伦关系的伦理性思维，尝试在“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生活中奠定法权或正义的基础。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儒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建构世界大同之礼治国家的外王政治理论极具参考价值。

　　大会分会场报告

　　2023年6月10日下午，分会场之一在锡昌堂103举行，分会场主题为“儒学研究”。

　　上半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副教授主持。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黄敏浩教授的报告题为《王阳明论知行的四种意义》。黄教授总结了知行合一的四种意义：（1）知是良知，行是良知之明觉照察；（2）知是良知，行是良知之明觉引生的具体行为；（3）知是意念，行是意念的取向；（4）知是意念，行是意念取向所引生的具体行为。而这四种意义又可归为两重：1和2归于良知与良知之呈用；3和4归于意念与意念之发动，后者可以统摄于前者，而阳明论知行合一说到底只是良知与其呈用。黄教授据此对李明辉教授的相关观点进行了修补。

　　厦门大学哲学系冯兵教授的报告题为《荀子是人性“自然”论者》。冯教授认为，荀子所谓“性”是人的天赋生理与心理功能，“自然”是其本质属性。具体来说，“自然”一方面表征性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存在论属性，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性之自生自发、自然而然的运动属性上。所谓“性朴”“性恶”等，都是由自然人性后天呈现或流变而表现出的价值特征。但同时，自然人性也为人的向善之心行提供了自然的道德动机，由此，人亦可由“欲善”而致“伪”以成“善”。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黎汉基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巡守的憧憬——“天王守（狩）于河阳”的诠释变化》。黎教授认为，在历史实际的意义上说，《春秋》经文中“天王守于河阳”的“守”应是狩猎之义。但“巡守”作为一个后起的政治理想概念，却在范宁注《春秋谷梁传》之后逐渐占领了“春秋三传”中对“守”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变化之所以产生，则与当时东晋王朝对已丢失的中原领土依然保持主权宣示的政治话语有关。

　　在讨论环节，林月惠老师与黄敏浩教授和冯兵教授就“意志”与“意念”的关系问题、阳明讨论“好好色、恶恶臭”是否只是一种对工夫论的类比以及荀子所谓“自然”人性论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下半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朱刚教授主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文碧方教授的报告题为《儒家伦理的归属难题——以李明辉与唐文明争辩为中心》。文教授认为，李明辉和唐文明分别用义务论和美德伦理两种伦理学范式对儒家伦理进行诠释。但我们若考虑到儒家伦理作为一种道德形上学所具有的普遍主义特征，那么将“仁义”纯粹理解为功能性的美德概念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其普遍性维度，从而对孔孟的心性之学有所偏离。

　　台湾南华大学生死学系陈士诚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儒家之德行伦理学之二》。陈教授通过亚里士多德关于情感、品质、选择和目的等概念的讨论，证成“德行”概念的诸种一般性规定，由此推论出以德行论诠释儒学的诸种一般性问题。在与亚氏的比较语境下，他指出儒家德行伦理的几个特点：“礼”及作为其理性基础的“义”透露出儒家德行概念具有的普遍性；儒家用情感而非理性作为人禽之别，并表征道德态度中的规范义；儒家的道德自主性并没有一个先在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架构；儒家坚持以价值之实行与实现为德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盛珂教授的报告题为《“重建”在世连接：为一种可能的理想主义儒家伦理奠基》。盛教授指出，儒家伦理的形上本质是一种共在存在论，儒家是在共在关系中确定人之为人的本质主义伦理学。一种可能的儒家理想主义伦理有以下几点含义：1. 突显他人优先性，善或德性的意义在于伦理关系中的相互成就；2. 自我的成长、成就在于去自我、趋向“无我”的过程；3. 应在差序中建立平等与正义的原则；4. 道德准则不是绝对的且事先规定的，而是在交互回应中不断自我修正的。

　　在讨论环节，林月惠老师和谢晓东教授分别向盛珂教授提出问题：儒家伦理如何既是动机论的又是后果论的？儒家伦理如何是“反”权利的？盛教授给予了回应。朱刚教授与文碧方教授则聚焦于我们能否摆脱西方伦理学的范式，从儒家自身提炼出一个范式或关键概念来概括儒家伦理进行讨论。

　　2023年6月10日下午，分会场之二在锡昌堂515举行，分会场主题为“西方哲学研究”。

　　上半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副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规范伦理学的类型学谱系与美德伦理学的定位——李明辉先生义务论和目的论“既穷尽又排斥”的二分法引发的思考》。陈教授从类型学的角度梳理了现当代规范伦理学的发展谱系，并指出强调美德在理论结构中“第一性”或“非衍生性”以及美德的非工具性价值是论证美德伦理学独立性的两个标志性特征。陈教授认为，鉴于人类生活和伦理现象的复杂性，美德伦理学不应以取代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为自己的任务，而应采取一种“三分天下”的方式来思考伦理学。

　　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道德观》。他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道德的观点是一种关系的观点、应然的或要求的观点。因此，在《法哲学》的道德环节，已经呈现出一种内在于主体的关系面向。由此可见，道德阶段的善是一种共同善，道德阶段的的良心表达的是主体对共同善的追求。道德阶段对共同善的追求为向伦理的过渡做好了准备，在伦理阶段，应然的共同善获得现实的制度生活状态，伦理转变为共同善的现实。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董志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青年牟宗三论黑格尔辩证法》。董老师指出，从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批评、接受、重解和消化贯穿其一生的学思历程。青年牟宗三对中西两大哲学传统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解释和批评。在牟宗三看来，将用于概念分析的辩证的方法用来解析事物的发展过程，是黑格尔“矛盾的世界观”的根源。然而，牟宗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存在从“反感”到“好感”的转变，该转变伴随他对自身新哲学方向和领域的规划。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伦理学的类型学划分及新的二分法并是否必须聚焦在“美德”方面、黑格尔《法哲学》道德阶段所蕴含的主体间性问题、已经包含主体间性的道德性如何与伦理性进行区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下半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廖钦彬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康德哲学中主体交互关系下的人格概念》。她指出，通过对康德批判时期著作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康德人格概念中他者之在场。康德的人格和自我意识概念并非一种唯我论意义上孤立的自我的概念，而是一个先天具有普遍性形式的自我，具有向他者开放的潜质。康德的人格概念并非只具有自律和自主的内涵，而具有一种主体间性，开放性的结构。因此，康德与儒家之间具有可交通性，而不应被视为相互排斥的两种东西方文明的刻板模式。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刘凤娟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再论康德自律概念》。她指出，康德自律概念中包含了三种思想内涵。首先，自律意味着意志通过自己的一切准则创作法则的活动，亦即其执法的维度中所包含的普遍立法的含义。其次，自律意味着它对自己所创作的具体情境中的普遍法则的服从，这同时即是对理性的唯一的道德法则的服从。最后，自律的意志中呈现了理性因果性能力的一贯性作用机制。它不仅先天地具有其普遍法则，也能够在感官世界中从这种法则中引出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行动。

　　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作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刘作老师借助范畴表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对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而《道德形而上学》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存在一致性。但前者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后者是从动机的角度进行论述。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围绕康德共通感思想的来源、以知性范畴解释感性的合法性、意志自己创作的具体处境中的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023年6月11日上午，分会场之一在锡昌堂103举行，分会场主题为“牟宗三与中国哲学研究”。

　　上半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主持。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兴国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智的直觉:康德·尼采·牟宗三》。在王教授看来，康德和尼采的哲学，为认清主体理性的智的直觉的可能之理路提供了启示。然而，智的直觉理路的具体路径，难以直接从西方哲学中求之。牟宗三从康德哲学找到了疏通中国哲学的“逻辑”，在中国哲学中发现了接通康德哲学的理路，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熊一系的心性论哲学的会通融合就成为了可能。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廖晓炜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和：牟宗三形而上学思考的基本原则》。廖教授认为，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牟宗三的哲学思考由自然主义、实在论的立场转向以主体性为中心的先验主义、理性主义的立场。此后，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和即成为其形而上学思考的两项基本原则。对牟而言，辩证的综和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思考成德实践乃至历史文化问题的根本原则，辩证的综和又必然预设超越的分解这一基本原则。因此，这两项原则及其内在关联可说是理解牟宗三哲学的一条核心线索。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肖雄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从熊十力的智识体用论到牟宗三的坎陷论》。他认为，牟宗三是先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坎陷概念，后有主体性、存有论意义上的坎陷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坎陷，更多地体现了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子，亦是其结合《周易》与时代问题自悟所得。而主体性意义上的坎陷论亦只是受到了熊十力性智量智说的有限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通过突破熊氏的二智体用论实现的。而存有论意义上的坎陷论，则是受到海德格尔对康德诠释的影响，基于两层存有论而建立。

　　在讨论环节，邓安庆教授与王兴国教授就西方哲学传统中是否存在“智的直觉”进行了讨论。与会学者还就康德道德法则的内涵、理性批判的维度以及中国哲学中的“气学”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下半场报告由河北大学董志威老师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子立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天道观是否蕴涵“决定论两难”？》。张老师指出，对劳思光而言，凡是藉由贯通道德与存在的进路建构道德形上学，都必然面对两个理论困难：决定论问题，以及生与生之破坏的背反问题。他认为，就万有之存在受天道决定而言，这是一种形上因果性之决定论；但就经验因果性来看，人的思想与动机又保有不被决定之自主性，而呈现一种“兼容论”之理论型态，从而在理论上避免“决定论两难”。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洪义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朱子学和康德哲学看现代中国哲学的公德、私德讨论》。张老师指出，公私领域之间的边界，古代和现代也存在诸多的差异。而放在康德哲学的领域中，公德和私德的基础就是自由。与此同时，每一个个体之间的权利和关系可以共存和共融。另外，道德义务是一种自我强制，而法权义务是一种外在强制。此外，张老师重点介绍了梁启超有关公德和私德的论述。

　　澳门大学哲学系张程业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实践理性何以具有优先性？——以〈逻辑典范〉为中心考察牟宗三的早期康德诠释》。张博士认为，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诠释可以追溯到其早期作品《逻辑典范》。在这部作品中，牟宗三围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尤其是其超越辩证部分而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批判与诠释，涉及他架构的思辨背后蕴含的“进入哲学之域”与“进窥形上学”的根本意图。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龚开喻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见在良知”与“良知是个呈现”——现代新儒家对“见在良知”说的诠释》。龚老师勾勒出了始于熊十力的现代新儒家对“见在良知”的诠释脉络。他认为，熊十力所言“良知是个呈现”是个伟大的洞见，亦是四人的共识，但并未意识到它与“见在良知”的直接关联。牟先生对于“见在良知”的理解和诠释经历了一个过程。李明辉、林月惠则接续了牟先生晚期的思考与诠释，论证了“见在良知”于儒家心性之学的重要地位，并指出“见在良知”之彰显“道德实践动力”的“当下自然呈现，完整具足”。

　　在讨论环节，王兴国教授指出，我们需要系统关联地看待牟宗三先生《认识心批判》《理则学》以及《逻辑典范》几部作品，并指出造成“见在良知”理解分歧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对“良知的呈现”有着不同的解释。廖晓炜教授与张洪义老师就理学和康德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展开了讨论。

　　2023年6月11日上午，分会场之二在锡昌堂515举行，分会场主题为“宋明理学与东亚哲学研究”。

　　上半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副教授主持。

　　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黄文宏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日本现代哲学中的“感性论”倾向——以中村雄二郎的“共通感觉”为例》。他指出，中村对共通感觉的理解具有两个基本意义。首先，它意味着“五感的综合”，可以被视为最具根源性的感觉。其次，它意指人生存于一个共同的社会中的“常识”。中村认为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源性的连结”，这是经验中最为根本的地方，而共通感觉正是这种连结所在。这种共通感可以视为西田所谓的“主客未分的状态”的一个实例。

　　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韩国儒家对朱子人心道心说的发明》。他指出，人心道心问题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东亚儒学的重要问题。朱子是人心道心问题的主要理论阐发者，但只有经过韩国儒家极富创造性的阐发，人心道心问题才真正成为东亚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谢教授以朱子的人心道心说为基础，分别对卢稣斋的道心人心体用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与道心人心平行同构说，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和韩南塘三条路的比喻及其相互间的异同进行了讨论。

　　韩国安东大学东洋哲学系郑宗模助理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甘泉与退溪对理的诠释：兼论李明辉对退溪的解释》。他指出，甘泉和退溪的心学都肯定天理、本心和事物之间的合一性与互相渗透，以建构某种“内外合一之学”。在天理和内心的关系上，他们都肯定无法完全归属于内心或意志的天理之独立性和客观性，并关注贯通本心和万物的天理之特质。在这一义理系统中，对包括主观和客观的道体之自觉，自然要求对以天理为媒介的圆融合一世界的敬畏之心，含有自然神学的面貌。这种观点与横渠和明道所强调的诚敬工夫相吻合。

　　在讨论环节中，几位老师围绕“先于经验的经验”的具体内涵及其与一般经验在性质上的区分、退溪“上帝学”思想中是否存在“位格化”的上帝及其思想中内在与超越的关系、人心道心范畴是否可以应用于没有“情”的情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和探讨。

　　下半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郑淑红副教授主持。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吕政倚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韩儒丁时翰与李栻的“人性、物性同异”之辩》。吕老师从（1）“体用观”的差异（2）对“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的理解（3）在“心∕性”关系上的理解三个角度，对 17 世纪中期退溪学派中丁时翰与李栻展开的“人性、物性同异”问题之辩进行了阐释。他指出，李栻所论虽多合于朱子，但对于“理是否活动”与根据朱子学而有的论述之间是否相合并无清楚的意识。丁时翰所论虽多与朱子不合，但在论辩中反而坚持了退溪学派“理会活动”的立场。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国文学系陈绘宇助理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奇正镇论四端七情》。她指出，奇正镇对“四端与七情”“理发与气发”的理解是：“理发统四七，四端为纯善、七情为气发而兼善恶”。“理发”指理之主宰凌驾于气发、四端、七情之上。“气发”则指气笼罩于理之主宰下运作，分有“理之直遂与不直遂”⼆状况。四端与七情是“⼀情”，是理发之下的两种表现。她指出，奇正镇贬气尊理，体现其“重理”思想。然于“理具强烈主宰力，何以又有不善”⼀处，未充分解决“自由”之问题。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金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东亚实学的形成与发展再考：以“东亚实学”概念的确立及其时代区分为中心》。她指出，17-18 世纪朝鲜后期的实学、明末清初时期的气学、日本江户时期的古学，都强调现实世界中的实际行为而非理论方面，并呼吁社会行动与改革。韩中日之间在“17-18 世纪儒家经世论的强化”的脉络上能够建立具有一贯性的“东亚实学”概念。然而，19-20世纪的“东亚实学”呈现出“以西方为主的近代性追求”的趋势，因此不能视为儒家脉络上的实学，而应理解为“东亚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型”。

　　在讨论环节中，几位老师围绕以气学代表中国明清时期实学的合理性、朱子学与东亚近代思想转型的关系、理无法统帅七情之具体原因、“重理”思想是否一定会压缩自由的空间而导致宿命论、如何理解“理弱气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和探讨。

　　6月11号下午，最后一组报告在锡昌堂103举行，主题为“李明辉学术思想研讨”，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张子立老师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论问题初探——从李明辉先生对“语词”与“概念”的区分谈起》。报告首先概述了中西哲学比较的四种方法论路径及其困难，并通过德里达的问题引入李明辉老师支持的解决方法，即Richard Bernstein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报告通过李老师“关于‘自律’之三问”说明李老师提出的重视“概念”与“语词”的区别这一要点，并将之称为“李明辉区分”，接着讨论了该区分的现象学基础、意义以及其在翻译和中西哲学比较上的应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应奇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实践理性充其极”——读李明辉老师论著三札》。报告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底的哲学”讨论“对话的伦理学”和“对话底伦理学“的区分，以及道德原则与对话原则间的推导问题。第二部分“人生第一等事”主要讨论李明辉老师对耿宁“四端”之“端”的解释以及对“是非之心”所处地位的不同见解。第三部分以“实践理性充其极”透视牟宗三哲学的形成、发展和圆成，并通过梳理实践理性观念之衍化对二十世纪中西哲学的变局做出反思总结。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谢远笋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论李明辉老师对道德情感的跨文化研究》报告主要讨论李明辉老师对“本体论觉情”的证成。谢老师指出，“知觉”之意实即“觉情”，并非认知的取相的知觉，而是实体性的仁觉体，牟先生称之为“寂感真几”。四端也是本体论觉情，属于先天与实质的结合，是一种先天的意向性体验。而依据圆教模型，李明辉老师的证成仍是分解的，是分别说而非合一说，是别教而非圆教，牟先生提出的“无情之情”才是道德情感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讨论环节中，几位老师围绕“‘语词’和‘概念’的区分”“是非之心的位置”“无情之情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和探讨。

　　主题汇报之后是圆桌论坛，由林月惠老师主持。林月惠老师表示，她和李明辉老师是三十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向李老师对待学术之真诚、严谨、严格表达了敬意。作为多年老友的倪梁康老师从同学、同好、同病、同事四个方面讲述和李明辉先生从海外到海内三十八年的交往。形容李先生的性格如瀑布般嫉恶如仇、从善如流，赞誉李先生独特的研究风格，能够从内容和方法上做跨亚欧的研究，是少数能融会中西方思想研究者。作为新儒学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李明辉先生的思想已在国际学界产生影响，被国际学界看作是最富思想的当代哲学家之一。作为老学生的林远泽老师和黄文宏老师回顾了学生时代和老师交往的重要时刻，林远泽老师直言李老师以严谨的翻译带动深入研究的学问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李老师最近对康德、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回顾了参与李老师对儒家信任社会研究的计划，这些思考对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发展都非常有意义。黄文宏老师作为电机系的学生，因为受到李老师作为学问人的气象的影响转而研究哲学，认为报答老师最好的方法是不让自己一直只是一个学生，所以在很多方面都希望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伟老师也将李明辉老师看作是他的座师，回忆了和李明辉老师交往的细节，感谢李老师作为答辩主席对其博士论文的详细批注、推荐、赐序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提携。黎汉基老师作为从香港到台湾求学的学生，讲述了在异地他乡遇到困难时李老师的拔刀相助，以及受到李老师勤奋精研学问之精神的鼓舞而埋头学问。廖钦彬老师回忆李老师阅读他翻译的文章，每个字、每个句读都不放过，《康德哲学在东亚》一书也让他思考哲学在东亚的情况，并开启近年的工作，表示将不负李老师的指导、继续迈进。来自韩国安东大学东洋哲学系的郑宗模老师追随李老师对四端七情问题的推进来到台湾学习，同时将李老师的研究成果翻译到韩国。郑老师谈到李老师对他的期望，表示自己也将思考怎样继承李老师思想的启发。吕政倚老师讲述了他从惧怕李老师的威严而不敢应承李老师助理之职到感受到李老师对助理、学生的关心。在李老师的指导下学会做研究，人生的重要时刻也都得到李老师的帮助，特别是受到李老师学术志业的激励一直努力到现在。张子立老师谈到李明辉老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占三分之一的分量，是他学术养分的主要来源，来大陆任教之后对李老师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李老师最重要的著作是《儒家与康德》，这本书是李老师学问的起点、也是终点，李老师始终孜孜不倦沉浸其中。张老师还谈及举办这次会议的渊源，作为李老师的学生向中山大学致谢，并预告此次会议论文集的出版。

　　圆桌论坛之后是本次会议的闭幕式，由张伟教授主持，李明辉老师致辞。李老师表达了对中山大学的感谢，认为会议在中山大学举办是件很好的事情，能够促进两岸学术界的交流。李老师回忆了他多次来中山大学的详细情景，从1991到2023年，亲眼见证了中山大学和广州的成长。李老师认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有整齐的团队、气氛也比较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最后，李老师再次感谢中山大学周到、细致的安排。由衷感谢所有与会的学者以及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最后，张伟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向与会者致谢，并代表所有与会者敬祝李明辉老师健康、长寿，作出更多的学术精品，给我们带来更多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