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他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我国古人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述，强调的也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还强调，思政课教师要自觉做到修身修为，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像王阳明那样“诚意正心”“知行合一”，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知行观，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基本问题之一。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国古代先哲们就开始对知行的辩证关系做过初步探讨，如《尚书》提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提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到了明代，王阳明首次系统论证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儒家思想史上引起广泛的争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记载他与弟子门人交游问学的往来语录《传习录》中。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把握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实质内容，本文对《传习录》中阐发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再探讨。
“知行”的层次问题
一般而言，知为认知，行为实践。但是细读《传习录》会发现，“知行”的主体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心之知行”“意之知行”“身之知行”。“心”可理解为本心，“意”可理解为意识，“身”则是身体。关于“心之知行”，王阳明提出“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一方面，“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所以，“心”所具有的“知”即是“良知”；另一方面，“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以，“心”还具有生成万物之动能，是“不学而能”之“良能”。因此，在王阳明心学中，“心”之知为“良知”，“心”之行为“良能”。
关于“意之知行”，《传习录》中写道：“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意识、意念基本上属于知的范畴，但是在王阳明这里，意识不仅有“知”的属性，还有“行”的属性，因为意识可以触发行动。“知食乃食”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意识如何触发行动。人只有“欲食”的意识，才有主动去“食”的行动，“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因此，没有意识，行动便没有动力。所以“意”之知是意识的感知，“意”之行是意识的触发，并表现为行动。
最后，“身之知行”。与“心”“意”相比，身体是由具体物质构成的客观实物，人之耳目四肢一方面可以感知外界刺激，此即“身”之知；另一方面，“身”还可以在感知刺激之后作出相应的举动，此即“身”之行。正如《传习录》中所言：“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
“心”“意”“身”虽然都具有“知行”两相维度，但是其地位却是不同的。“心”之“知行”是首要，如《传习录》中所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意识、身体的“知行”都是依赖于本心的“知行”。
“知行”的顺序问题
《传习录》中记载了王阳明与其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王阳明说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依据字面意思，认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认知的完成，似乎先有知，而后才有行，故知行有时间先后之分。然而，王阳明说完此话之后紧接着又说道：“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其实，“知行”是一体两面，并不存在顺序上的先后之分。“知”即包含“行”，“行”亦包含“知”。没有“行”的“知”不是王阳明心学的“知”，没有“知”的“行”亦不是王阳明心学的“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在与弟子徐爱的对话中，王阳明还以反面案例说明知行的合一性。“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传习录》反复强调的是，“知”和“行”不是两件先后分离的事，而是一件事的两个向度。
此外，为了说明知行的合一性，《传习录》中还有一些以“孝悌”“痛”“寒”“饥”为例，说明“知行”不可分割的言论。“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比如如何知痛知寒知饥，“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可以看出，要有知，必有行在其中。因此，王阳明才断定，“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知行”的良知良能问题
良知良能是“知行”的本体。意识的认知与身体的感知都是基于本心之“良知”，意识的发动与身体的举动都是基于本心之“良能”。在《传习录》中，“知行合一”不仅强调“知”和“行”本身，更强调“知行”的良善属性，应以良知良能导引“知行”。
“知行合一”的“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而是“良知”。王阳明认为，“知识”与“心之本体”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不离心的知识，“此心在物则为理”，以本心去求事物之理，可以达到“知行合一”；一种是失却心的知识，“外心以求理”，外于本心去求理，“知行”则会分离。以外心求理，可使“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换言之，如果没有良知导引，知识的增长不但不能用于良善之目标，反而会使人沉溺于私欲，乃至泯灭天理。因此，私欲的存在会使“知行”与良知良能分割开，“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从而无法达致“知行合一”。
由此，“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在于良知良能的实践。“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当然，“知行合一”并不意味着排斥知识，而是强调其良善之导引，“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知行合一”思想丰富了传统文化中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理论探讨，对我国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最出色的哲学著作之一《实践论》，其副标题即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表明，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实践”特色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本质特征融合起来。因此，深刻理解“知行合一”，亦将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