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出自儒家经典“三礼”之一《礼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全篇总计字数仅 1229 字，文字简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发人深省，是《礼记》这部经典中的经典。《学记》大约创作于战国末期至汉初期间，作者不详。郭沫若认为《学记》可能出自孟子弟子乐正克，又有人认为《学记》为子夏后学汉经师家董仲舒所作。尽管观点不一，但《学记》出自孔门弟子是无可争议的。
《学记》被学界一致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论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学记》最根本的性质是关于修养之学的论著。对《学记》这两种性质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古代教育的认识，也引发我们对后世教育的关照和反思。
一、《学记》：教育论著
《礼记》中有四篇与教育息息相关:《大学》《中庸》《学记》《乐记》，其中尤以《学记》与教育的关系最为密切。郑玄曰:“名《学记》者，以其记人教学之意。”朱子曰:“此篇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受之次序，与其得失兴废之所由。”
《学记》被称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较有系统的一篇教育论著。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当代学者顾树森在《学记今译》中说:《学记》“可称为中国古代教育学的雏形，也可说是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篇非常辉煌的有关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伟大著作。”傅任敢在《<学记>译述》中说:“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中最早而又最完备的一篇……它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宝贵资料。”高时良在《学记评注》中说：“《学记》是我国先秦时期儒家学派按照它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出来的教育经验和理论概括，是古代我国和世界最早的、体系相当严整的教育文献。”师忱认为:“《学记》比较系统地揭示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以及课内与课外等各方面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它是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良好开端。”
中国古代学校的产生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最早的。据古籍记载，唐、虞以前五帝时代已有大学，名曰“成均”。因此学校制度、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也必然最早形成、发展起来。这为《学记》的创作提供了思想的来源。《学记》的创作凝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它的出现“确立了儒家的教育思想体系，树立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一面承先启后的丰碑”。它影响深远，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与教育有关的成语皆出自《学记》，如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师严道尊、孤陋寡闻等。它除了介绍古代的学制，还论述了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如它提出:“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些教育原则和方法历久弥新，启发后人。
二、《学记》：修养之学
《学记》是教育论著，但不局限于此。它同其他儒家经典一样，也是关于修己安人的学问。故程子曰:“《礼记》除《中庸》《大学》唯《学记》《乐记》最近道。”
《学记》的要旨是学以明德化民。文章开宗明义:“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习即修身。一个人要教化民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必然要通过学习。因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身明德，才能感动众人，进而改善社会风气，化民成俗。《学记》又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代的圣王治理一个国家，统领人民，一定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以大学之道教化民众，侧重对古圣先贤的道理的学习、对人伦的学习，从而形成社会良俗、美俗。
《学记》一文结尾，又提出学必务本:“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这个“本”即修己。伟大的德行，不偏治一种职务;伟大的道理，不局限于一种事物;伟大的诚信，不一定建立在盟约上;恒久的四时，虽不相同，却运转不停，最准确守时。如果能了解这四种情形，就可以立志于学问之本了。治学的根本在于修养道德，使人明德以新民，从而化民成俗。这是学问的可贵之处。而如果能务本，则可以面对和处理一切问题。从开篇阐明学以明德化民，到结尾强调学问在于务明德之本，可以看出《学记》一文的思想主线是讲修身养德。它与《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经义互为发明，相为表里，尤其与《大学》关系最为密切。《大学》所述的是大学的目的，而《学记》所述的是达到大学目的的途径和方法。《大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学记》亦主张实现“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的社会理想。
杜明通在《学记考译》中对二者的关系有更精到的理解:“言‘理’则有《大学》，言‘法’则有《学记》，二书之作者皆不详，而思想则如出一辙，同为阐发古学之源泉，为教育史上之最大贡(供)献也，惟是《大学》偏于理想，其立论足以代表昔人之教育哲学，而不足以藉觇当时之教学实况；《学记》作者则立于实践之地位，本之传说，证之经验，详于方法，切于改错，此其异也。”《学记》和《大学》都是古代教育著作。在《大学》中，主要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没有被仅仅定为教育论著。而《学记》虽然主要是在教育制度、教学原则方法方面讲得多些，但其思想与《大学》一脉相承，自然也不应仅仅理解为论述教育目的、原则和方法的教育专题论著，而是具有更广泛的修养之学的理论意义。
三、教、学分离模式下《学记》双重性质的疏离
《学记》的教育论著与修养之学的双重性质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通融的，因为古代的教育是指广义上的教化、修身、修养，注重个人修为和人格的培养。而今天我们之所以将二者分开来谈，是因为今天的教育在注重道德和人格培养的同时，更加注重的是知识、文化的教育，教育不再等同于修身、修养，这与古代的教育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学记》的教育论著和修养之学的双重性质被割裂开。
“学”与“教”是《学记》的两个核心概念，二者在古代是相通的。“教的本义为“敩”(xiao)。《说文解字》:“教，觉悟也，从教冂。”《说文解字注》“详古之制字，作敩从教，主于觉人。秦以来去攵作学，主于自觉。”“敩”起初从教，强调教人觉悟。秦代以后，“敩”去掉“攵”，与“学”趋同，逐渐强调学问的自觉。从“敩”字的结构，左边是“学”，右边是“攵”，也可看出“学”与“教”的密切联系。《尚书·商书·兑命篇》有:“学学半。”第一个“学”通“敩”，意思是，教人一半是教导别人，一半是增加自己的学问。教人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学记》中的“学”与“教”亦是相通的。全篇对“学”与“教”都是贯通着讲，讲“学”的时候亦是讲“教”，讲“教”的时候亦是讲“学”。文中提到的教法亦可以看作学法。比如它提到的“大学之法”: 豫、时、孙、摩，既是讲如何教，又是讲如何学。“学不躐等”，这里的“学”即教的意思。还有“教学相长”，说的也是“学”与“教”的统一。
可见，“学”与“教”是相生、相伴、相通的。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是提升道德学问的重要途径，是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如果理解不了这一点就会觉得《学记》的前后句子不照应，不连贯，有些句子显得很突元。比如傅任敢的《学记译述》在讲到“善学者师逸而功倍”这句话时，说:“我觉得《学记》全篇都是从如何进行教育着眼，这几句话的前前后后也都是讲教师方面的事，突然讲几句有关学生学习的话，前后文气不能照应。” 齐树森在《<学记译述>辩疑》中也赞成这种观点:“全文确是主要讲教育问题，讲教师方面的问题。”如果仅仅从教育的角度理解《学记》，甚至仅仅从老师如何“教”去理解，而不从如何“学”的角度去理解，就学论学，就教论教，那么就没有领会“学”与“教”内在的统一，《学记》更广阔的涵义也就没有办法领纳于心。
然而，后世的教育走向了“教”与“学”的分离。古代能够进行学习的是上层社会的人，也只有他们能够从事教化。因此“教”与“学”是同一主体势必是统一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分化和学问的下移，产生了大量专门从事学习的学生和专门从事教学的老师，“教”与“学”渐趋分殊。
“学”的古义是自我反省、自我觉悟;“教”的古义是启发他人，使人觉悟个是自觉，一个是觉人，二者统一于“觉悟”。而在《说文解字》中，“教”被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此时的“教”已经失去了启发、觉悟的古义，而包含了更多强制、灌输的意思。而“学”也不再是自我觉悟，而成了效仿他人的机械、被动的行为。“教”与“学”变成了单向度的施予与接受的关系、动与被动的关系。“学”是学，“教”是教。“教”与“学”割裂了。
四、反思：修己与教人，孰重?
在教、学分离的思维模式下，我们将《学记》原本统一的性质分割为教育论著与修养之学两种性质。将《学记》看作教育论著是侧重它论“教”的方面;将其看作修已之学是侧重它论“学”的方面。而与“教”相比，“学”是《学记》中更核心的概念。《学记》中的“学”，不仅指立学设教，更有修已治学的意思。《学记》也不仅是一部教育文献，更是一部关于修身之学、修已之学的论著。将《学记》仅仅看作教育论著，甚至仅仅从“教”的角度强调它的教育思想，显然不能全面理解它修已治学、修身明德的真正内涵。
“教”与“学”二者中，“学”是根本。古代“教人谓之学”(《说文解字注》)。“教”含有“学”的意思。“教”是在“学”基础上的“教”。“教”也是“学”的一种方式。因此，“学”是根本，“教”是由“学”衍生出来的。“教”不是为教而教，而是将自己的“学”和盘托出，自然流露。
由此我们想到了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古之教人亦是修己，教亦是学;而今之教人，是为教而教，是单向地对他人所施加的教育。《学记》强调的是教人，更是修己，“为已之学”是它的思想精髓。果仅仅将《学记》视为教育论著，无疑是一种“为人之学”的思维模式。因此《学记》不仅仅是关于教人，更是关于修己的学问，是值得每个人细细研读的部经典。它不仅对于教育富有现实意义，而且切近每个人的学习和修身。今日之教育应当以修已为学问之根本。修已的功夫做好了，自然能够化民成俗。
